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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2/25
到了總結一段歷史的時候了。
我們的大多數讀者只是經歷了這段歷史的尾聲，大部分故事是由上一代寫就。
我們希望傳達的是它最有價值並應該傳承的那一部分：篤信進步、發展；社會會持續不斷為個人提供更好更大的空間；努力，並且獲得相應回報；自由是可爭取的，堅信我們最終會到達。
其實這就是普世價值。
當「歷史」這樣的詞擺在我們面前的時候，往往為宏大敘事所覆蓋，我們希望用更多微觀層面的採訪，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梳理。
我們從個人生活中關注度最高的「房子」入手，開始這個記錄。
1984 年出生的 Reno 在上海曹楊三村長大，他是這裡的第三代居民。
提起「曹楊」你可能會想到「曹楊新村」，這是 1952 年全第一個建成的工人新村，也成為社會主義國家為工人建造住宅的樣板房，曹楊路街道甚至設立了一間外事辦，迎來送往來自各國的到訪者。
曹楊新村的第一代村民是 1002 戶一線工人、勞動模範和先進工作者家庭，他們來自整個上海的各級工廠，經過層層選拔被送入曹楊。《解放日報》曾跟拍過曹楊新村的故事，紡織機械廠工人陸阿狗、紗廠女工孔阿菊是故事的主角。
但這些光環距離這位八零后很遠，Reno 一度懷疑人們著力渲染那個榮光年代的真實意圖。在他的描述中，房子的出處來得平淡，「爺爺當時的單位國棉七廠分來的」。
「大戶人家講究修族譜，工人家庭好像從沒聽說過什麼『家族史』。家裡人從不會主動和我們說，等我們回過頭問，他們的說法往往相互矛盾。」Reno 的叔叔們甚至說不清楚原籍江蘇泗陽的奶奶是怎麼來到的上海，二叔說她以前參加了婦女抗日團體，後來逃難來的上海，小叔卻說她不過是來上海打工的，還反問 Reno，「你問這個幹嘛」。
1952 年，第一個工人新村曹楊新村建成，工人在大門外安裝電鐘，畫面后能看到「歡迎生產先進者遷入曹楊新村」的條幅。（圖片 /《解放日報》，攝影 / 俞創碩）
八十年代，「提前退休」的第一代新村人
Reno 的父母是知青，在江西插隊，他被留在了上海，由爺爺奶奶照顧，「某種意義上，我也算是『留守兒童』」。
Reno 三代人最早在曹楊三村居住的房子屬於「二萬戶」，這是建國初期的一個大型社會工程。在曹楊一村最初的 1002 戶之後，上海市政府在全市興建了第二批工人住宅。
二萬戶的房屋結構更為簡易，磚牆、木地板，總共兩層，每一層都有五個房間，每間大小在 10～20 平方米，廚房、洗手間公用。這樣的一幢單位可以住 10 戶工人家庭。當時的滬西、滬東、滬南的工人區附近總共建造了 17 個工人新村，共 2000 個單位，因而被稱為「二萬戶」，這在當時解決了近 10 萬人的居住問題。
二萬戶（圖片 / 上海檔案信息網）
Reno 爺爺從國棉七廠分得的那間大約 20 平方米。老兩口一共五個孩子，等到 Reno 出生，他的叔伯輩大多已經結婚成家搬出了三村。Reno 的父母還在江西，另一個插隊的是Reno 的小阿姨，地方卻不遠，就在上海崇明島。剩下單身的小叔，「三個大人一個小孩（住在一起），在當時不算太擁擠」。
二萬戶的房子一直持續到了八十年代，Reno 還記得當時人們在灶披間（廚房）洗澡。「這應該是不少上海人的集體記憶。我們在屋樑頂上打鉤子，掛上浴簾，下面放一個大木桶，夏天在這裡洗澡，冬天會漏風但也不覺得冷。以前灶披間的那種門都是很厚的，像是裹上軍大衣的那種材質。」
陸阿狗、孔阿菊太遠，Reno沒經歷過那個屬於工人的好時光，也很少聽上一輩提及文革年代的動蕩顛沛。在他記憶中，八九十年代的新村，最重要的角色是提前退休的中老年人。
「頂職」是如今聽來完全陌生的詞。八十年代，許多工人還沒到退休年齡就提前退下來，讓子女進入單位頂替自己的職務。這為工人新村帶來了一批早早退下崗位的中老年人，麻將也成了新村裡最盛行的娛樂活動。
「我爺爺胃出血八次，完全是打麻將飲食不規律餓出來的毛病，太痴迷了，就跟現在的網癮少年一樣。他從國棉七廠退下來，讓我二叔頂了職。每天在兜里揣幾塊桃酥餅，泡上一壺茶就上了麻將桌。當年的新村沒有麻將室、棋牌室，哪裡有地方就在哪裡打，別人家、甚至露天都可以。從白天打到天黑。以前我奶奶經常讓我去叫爺爺回家，他要是贏了錢就會給我買玩具車。」
一把理髮剪存下首付，那個年代的「新村傳奇」
RenReno 的奶奶，三村人稱「胖阿姨」，她在退休后也喜歡召集大家擲骰子——一個大碗、三個骰子，擲出來三個同樣的點數就算贏。
但在退休之前，胖阿姨十分勉力，一個人打幾份工。最初她在上海木柴廠做工，後來受了工傷，被機器軋斷了一根腳趾，之後就來到了自家樓下曹楊三村的環衛所。
「我還跟她去掃過馬路，所以我現在在大街上看到清潔工都很尊重。當時的垃圾車和現在的長得差不多，現在的可能輕一點，以前的笨重不少。這麼聊著聊著我慢慢想起來，她白天做工，晚上回到家還要做針線活，做拖鞋、襪子什麼的，拿出去賣。」
除了掃馬路，胖阿姨也幫環衛所做清潔。環衛所的經理辦公室一度成為她和 Reno 的「避暑勝地」。「以前上海剛剛有空調，一般人買不起，我們家條件也不大好，奶奶就偷偷帶我去經理辦公室睡，那裡有空調，還有一張沙發，我們可以去蹭。」
「後來這事好像被經理知道了，也沒人去說，他也就默許了。當時還蠻有人情味的，換到今天肯定會被告發，怎麼偷用公家東西，搞不好還會被開除。但當時大家可能也不太計較這些小東西吧。」
環衛所曾搭了一間房，當時沒想好做什麼，建成之後一度空關。胖阿姨給一位新搬來三村的外地人指了條門路。這位阿姨姓包，離過婚，帶著女兒來上海打拚，經胖阿姨推薦盤下了這間房開起了理髮店。
「包阿姨收費很低，三村和附近的居民都喜歡來這裡理髮。她不收我奶奶的錢，算是感謝吧。我奶奶當年也貪點小便宜，三天兩頭沒事情干就帶我過去，理髮外加嘮嗑。後來奶奶癱瘓之後，她還一度上門幫我奶奶理髮。」
「環衛所的這間房子其實算違建，但也就允許她在裡面開理髮店，這也是當年的人情味吧。我很佩服她（包阿姨），沒日沒夜地做，沒日沒夜地做，就靠一把剪刀，最後存下了首付，就在三村裡買下了一套房子。當然當年首付也低。」在房價飛漲、動輒需要靠兩代人共同攢首付的今天回望，Reno 稱這是屬於那個年代的「新村傳奇」。
後來環衛所收掉了這間違建房，不久之後環衛所也被曹楊二中收掉了。包阿姨買的是一套一樓的房子，她在門口豎起老式的彩條轉燈，開了個門繼續幫居民理髮。
知青、頂職、下崗，「失落」的第二代新村人
Reno 對他童年長期「缺位」的父母有著複雜感情，如今談及仍有埋冤。插隊落戶在知青和 Reno 這樣的留滬子女之間劃了條鴻溝。「我以前看過央視的一個紀錄片叫《鏡子》，裡頭一個台灣的教育專家說，做父母又不需要上崗證，也不需要考核，有的人當了也就當了。」
他還記得兒時父親只是在逢年過節匆匆露面，第二天天沒亮就走了，也很少寫信。「我爸媽沒有這種意識，所以現在我的孩子是我和老婆自己帶，最多加上她媽媽。我每天下了班盡量不碰手機的。」
「當年插隊落戶也造成了很多家庭矛盾，誰下去（插隊）誰留在上海，總歸有隔閡，全上海都是這樣」，但這都發生在 Reno 出生之前，他很少聽父母談到在江西的生活。
「我爸一直告訴我，『你是上海人，你是在長寧一婦嬰（長寧區第一婦嬰保健院）出生的』，但我戶口本上的出生地卻是江西。」
因為戶口，Reno 差點沒能進幼稚園。「當年的政策據說是，父母插隊落戶，小孩再回到上海是沒辦法上學的，幼稚園、國小都不能進。後來是我奶奶跪著求人家，校長也就放我進來了。我還和我老婆開玩笑，要是現在還能通過跪地的方式（入學），那校長辦公室每天都會跪上一排人。」
留在上海的 Reno 一直不知道自己在江西還有個哥哥，比自己大十歲，直到哥哥生病去世前父母才把 Reno 接來江西，兄弟相見。「他們告訴我『哥哥有話跟你講』，我湊過去，他沒說什麼，在我耳朵上咬了一口。」之後，父母再不提及。
當時整個上海有不少像 Reno 一樣的留滬子女，父母插隊在外，子女留在上海由上一輩人照顧。他還記得學校有互幫互助小組，名為「樂樂樂小隊」，就是為了照顧留滬家庭或單親家庭的子女。「現在回頭看覺得蠻殘忍的，等於把小朋友拎出來說他／她沒有爸爸或者媽媽，當時我也不覺得，我們那時候就是去活動上蹭吃蹭喝的。」
改建后曹楊三村的房子有了獨立的廚衛，左上角的次卧曾是 Reno 和爺爺奶奶的卧室
八十年代，知青開始返滬，「二萬戶」的房子也陸續到了建築壽命。許多知青帶著在異鄉成立的家庭回到上海。一時間，這些不到二十平方米的小房間里擠下了幾代人，居住壓力激增。原本只有兩層樓的「二萬戶」被陸續拆除，代之以五六層的多層樓房。
曹楊三村也是如此，Reno 一家曾搬去相鄰的「桂巷新村」過渡，過渡房的居住條件更差，緊靠河浜，他還記得一些如今看來很是魔幻的片段。
「前幾年新聞說蘇州河上漂來了死豬，源頭是在嘉興，當時蠻轟動的。其實我小時候就在那個房子（桂巷新村）里看到過，不止漂豬，還有漂牛的。小時候也沒有上游下游的概念，遠遠就能看到一頭牛漂了過來。」
等到新房造好，Reno 家已經有了獨立的衛生間和廚房，兩間卧室，主卧歸結了婚的小叔，另一間里住著爺爺、奶奶和 Reno。「奶奶帶著我睡在床上，爺爺就睡在旁邊的沙發上。其實按照現在的育兒觀念，這麼大的孩子還和奶奶睡在一張床上並不好，但當年沒有這些講究。現在，爺爺去世，奶奶摔了一跤之後不能仰卧，只能側卧在那張沙發上。這麼多年，那張沙發早就崩壞了，只能臨時用線很粗暴地補一補。」
癱瘓后的胖阿姨一度胖到了 200 斤，動不了，曾經住在四口人的房子現在空蕩了下來，常住人口只有八十多歲的她和保姆。每天保姆抱著胖阿姨去廁所，再搬回沙發。「廁所並不是你理解的那種廁所，就是在沙發旁的一個馬桶架子，她太重了。沙發到洗手間的距離都沒辦法跨越。這是她暮年的狀態，醫院不會收這種老人，養老院也不會，我們只能請了阿姨陪著她。」
Reno 的父母叔伯都是第二代新村人。同濟大學建築與城市規劃學院的副教授楊辰曾研究曹楊三村的三代居民，「他們（第二代）比上一代人還要失落一點」。第二代人里有的如 Reno 的父母一樣是知青，他們想盡門路返回上海，有的成功，有的無果。成功返滬者和當初留在上海的人，有的頂替了父母的職位進入工廠，但好景不長，很快遇到九十年代後期的國企改制和下崗潮。
2000 年，Reno 的父母回到上海，分得桃浦三十多平方米的一間一室戶。「從頭再來」的父親開起了大眾計程車，「他開了十幾年，最開始不像現在有手機有導航，頭幾年要靠紙質地圖，查位置、路線」。
桃浦地處普陀區和嘉定區的交界處，曾是化工廠集中的工業區，也是著名的「三不管地帶」，如今這些工廠已經陸續搬走。
「住在這裡的人都不交水電煤（費用）的，素質很差」。Reno 還記得「流行」的方式：「初級一點就是把水龍頭開到很小，蹭水，高級一點的是用吸鐵石，放在水表外面，指針就失靈了。那時候桃浦挨家挨戶都這麼做。」
桃浦的「一室戶」
草莽氣的桃浦卻是一個外來人和本地人融合很好的區域，「以前外地移民，出了上海火車站坐 117 路（公交）『啪』直接坐到桃浦，那時候車票也便宜，人們扛著大包小包就來了。」桃浦的通用語言是一種混合而談不上標準的上海話，「所有人都會說，雖然疙疙瘩瘩，但也沒人笑話他們」。
「這樣的地方很講義氣，以前還有流氓，有點追求想要改善的人早就搬出來了，不想要改變或者沒條件改變的人就搓搓麻將，包括年輕人也是這樣，如果爸媽沒有錢給你買房子改善的話，混著混著就混到了中年，很可怕。」
爸媽在桃浦為 Reno 準備了一處小房子作為婚房，但最終他還是賣掉了這處小房子換到了閔行。「那個（桃浦的）房子我老婆看都沒看一眼，我說我爸在桃浦買了個小房子，她說不要去那個地方。現在我覺得她的想法是對的。」
Reno 如今在閔行的住所
「躁動」的八九十年代
Reno 眼中保守本份的父親也曾短暫「下海」，去深圳打工，但最終還是回到了上海。
小叔是七零后，新潮，穿喇叭褲，不同於開出租的大哥，或是在機關有著穩定飯碗的二哥，他和躁動的八九十年代一樣躍躍欲試。
「他比我大十歲，有點像父親，又有點像兄長」，Reno 曾經被父母接到江西讀了一年書，是小叔把他又接回了上海。「他來江西看我的時候，我還以為奶奶病危，他是來接我回去見她最後一面的，結果是他覺得我在江西太苦了，一生病就要打青霉素，他說整個人再這麼打下去會被打傻的。今天才知道那叫『抗生素濫用』。」
「當年他買了很多日語書在家裡，非常想去日本。那是當年的流行，《北京人在紐約》，《上海人在東京》嘛。最早去東京的可能是北方人居多，後來上海人陸續過去了。」
在 Reno 父親去深圳「下海」的短暫時間裡，小叔曾經鼓動大哥走私香煙，從深圳運到內地賺差價。「當時鬧得火熱的楊百萬倒賣國庫券像是給大家打了雞血一樣，我爸膽小後來沒敢去做。小時候我們在 803 （《刑警 803》是九十年代根據上海刑警案件改編的廣播劇）聽到的都是這些，什麼在公海上走私之類的。」
小叔最終沒能如願去成日本，轉而投身股市。
「最初家裡人不待見他，覺得他不成器，還拿奶奶的養老金來炒股，這裡借五萬那裡借十萬，也很過分，萬一虧了……結果炒了十幾年，竟然給他炒出來了」，炒出來的那年小叔在曹楊新村附近花了 400 多萬買了一套商品房，算是「跳出了」工人新村。
「這之後家裡人開始讓他幫忙炒股票，我也有錢放在他那裡，但從不問他賺了多少，錢這個東西很影響親情的。他一直說自己很懂規律，只炒短線，這也是一種賭徒心態，搏啊，大部分人是搏不出來的。」
「新村的這種變化是蠻慘的」
「我談戀愛的時候，每周都還要回去曹楊看奶奶。後來結婚生了小孩回去的頻率低了，但也要每兩三周回去一次，慢慢能看出一些變化。但新村的這種變化是蠻慘的。」
與早期的二萬戶改造、拆除和之後新建大型工程相比，近些年鮮有「大動作」去修繕或改造這批老公房。最近的大規模修繕還是「平改坡」。
最初工人新村都是平頂，頂樓的曝晒和防水性都很差。「平改坡」是在原本的平頂上加設坡頂。曹楊三村進行「平改坡」時，Reno 的爺爺剛剛去世，他還記得自己坐在窗邊喝酒。「窗外都是腳手架，那時候年輕、皮，會順著腳手架往上爬。居民還會抱怨自己午睡的時候窗外搭建的工人會在腳手架上走來走去。」
近些年不再談整體修繕，老公房的物業也承擔不了巨額的改造費用。
「能『跳』出去的早就搬走了，留下來的都是中老年人，他們走不了」，盼拆遷曾是它們的一線希望。Reno 朋友的父親曾經在曹楊買了一間老房子，等待拆遷。「現在我估計是拆不掉了，他估計也要後悔死了」。最初榮光的 1002 戶曹楊一村如今已經被列為不可移動文物，整體保護下來。仍然有人居住在裡面，拆不了，也改不了結構，或是沒錢承擔這些改造。
「一村的那行房子居住環境更差，講難聽點，外面打工的人都不要去住，也就是那些老年人沒有辦法。」
「居委會能做的是一些很小的改進，比如在樓道的牆上加裝扶手，方便老人上樓。或者在樓道的入口做一個斜坡，方便做輪椅的老人進出，或是改成電子門禁」。
Reno 談到同濟大學建築與城市規劃學院教授王偉強，他曾在曹楊新村進行調研並進行了一些公共空間的改造。「我很佩服這個人的，還專門去找了他的講座音頻來聽，從他那裡聽懂了什麼是『城市更新』。但他在曹楊新村的改造也很有限，把招貼牌擼擼平，做了一些像模像樣的小露台什麼的。原本環浜是親水的，人可以走到岸邊，手可以撩到水的，現在（改造之後）把這些都攔起來了，做了一些長條椅，重新做了一些花台。」
「有一個很不好的設計，把花園用鋼板圍起來，剛建好的時候拍出來很有空間感，不久之後就發現相當簡單粗暴，對小朋友來說撞到鋼板上有危險，搞不好還會被鋼板的邊緣割傷。他們做了一些很搞笑的事情，貼了一層防撞條，那貼怎麼可能牢靠，風吹日晒的很快就脫落了。」
「至於我們童年的夥伴，早就四散到不知道哪裡去了，網上有一句話形容地貼切，上海人東搬西搬的，打個群架都找不到人了。」
作圖：林玉堯
應採訪對象要求，文中 Reno 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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