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王萬兵： 鐵凝，文學照亮生活！

文學照亮生活——作家協會全民公益大講堂首課

作家協會主席 鐵 凝

（2016年5月13日於寧夏西吉）

文學創作指導導師：網路文學院院長、《新文報》主編 、作家第一村知名作家王萬兵及工作室鼎力推薦。

西吉的各位朋友、各位文友、各位文學同行，還有前排就座的親愛的同學們，大家上午好。

我和我的幾位作協的同事來到西吉，感受這裡的高天厚土，感受這裡的文學氣象，我想說，這是我們的幸運。為此，請允許我向今天在座的各位朋友們致意。

在這個講座開始之前，我們參觀了西吉文學之鄉展室。西吉縣文聯主席告訴我說，西吉的作家們有一句話：文學就是西吉這塊土地上生長得最好的莊稼。這句話本身就是詩，我看了展覽后，感受到了西吉的這種文學氣氛，我還想加一句：文學不僅是西吉這塊土地上生長得最好的莊稼，西吉也應該是文學最寶貴的一個糧倉。我們這次的文學大講堂，總題目叫《文學照亮生活》。我也是西海固作家群的讀者之一，我已經深深感受到在這塊土地上走出了一大批有才華有實力的作家，今天仍然有一大批對文學懷有虔敬之心的作者們，在這塊土地上潛心創作。你們的經歷和實踐，同樣讓我感受到文學不僅照亮了你們的生活，也鑄造了你們的內心。我還知道我們當地的一位業餘作者，以及他發表作品的方式：把自己寫的詩貼在門板上，然後背著門板趕集，讓過往的人欣賞他的詩作、他的文學創作。他這種豪情萬丈的發表自己詩作的方式，可能是西吉這塊土地上獨有的。他這種倔強的對文學不屈不撓的情意，尤其讓我感動。我也就很自然地聯想到了自己。我和大家一樣，作家之路也是從業餘寫作開始的，從貪婪地閱讀文學經典開始的。當我還是個少年，就像今天坐在前排的西吉縣這些中學生的時候，正是文學經典，照亮了我的生活和我的內心。

文學照亮生活，首先是對於讀者而言的。我今天要講兩個部分，第一部分：文學照亮生活，主要從我作為一個讀者的角度，文學如何照亮了我的生活和內心；第二部分：我成為一個職業作家之後，我也許更看重生活照亮文學。作家應該有能力讓生活照亮我們筆下的文學，我們的文學才有可能照亮別人的生活。

文學照亮生活

21世紀初，北京有媒體問我，怎麼樣踏進新世紀？然後讓我舉出青少年時期對自己影響最深刻的兩部文學作品，一部的，一部外國的。這個提問是比較苛刻的，特別是針對以寫作為職業的作家。因為怕舉錯了，就顯得不深刻，作家都希望自己是一個深刻的人。如果我講實話，自己也許就真的不夠深刻；如果我說假話，可以舉出兩部非常深奧的作品，可是這兩部深奧的作品當時並沒有影響到我的內心，或者說還沒有機會影響我。我還是選擇了說真話。我出生在一個知識分子家庭，上世紀70年代初，正是我的青少年時代，也是「文革」時期。今天在座的這些中學生，已經不大了解那個時代。那個時代是鄙視知識、限制閱讀的，是一個文化荒涼的時代。我因為出生在知識分子家庭，在「知識越多越反動」的陰影下，內心總是充滿了緊張和自卑。但我從小就喜歡寫日記，儘管緊張著自卑著，還是堅持寫日記。不過那個時候的日記，與我國小時候的日記不一樣。那個時候的日記，我自己起名叫「懺悔體」，我每天都在懺悔自己，每天都在日記里檢討自己所犯的錯誤，期望自己能夠成為一個純粹的人；實在覺得今天沒有犯錯，就虛構一段自己的錯誤寫在日記里。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我讀到了一部被家裡大人偷偷藏起來的書，即法國作家羅曼·羅蘭的《約翰·克利斯朵夫》，四卷本的皇皇巨著。這是以音樂家貝多芬為原型的一部帶有傳記性色彩的長篇小說，扉頁題記是這樣兩句話：真正的光明絕不是永沒有黑暗的時間，只是永不被黑暗所遮蔽罷了；真正的英雄絕不是永沒有卑下的情操，只是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罷了。這兩句話使我非常受震動，作為一個每天寫著懺悔體日記的少年，我就覺得這麼偉大的作家都說連英雄都可以有卑下的情操，更何況我這樣一個普通人呢？更重要的是後面的一句，「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正是這兩句話深深地震撼了我，讓我偷偷地把自己解放了那麼一點點、偷偷地肯定了那麼一點點，讓我生出了一種既鬼祟又安然的豪情和衝動，想要為這個世界做點什麼事情。《約翰·克里斯朵夫》這部作品，在世界文學史上或許並不是一流的經典，但就是在那個特殊年代，它對我的成長產生了重要影響，使我第一次真正領略到文學的魅力，文學照亮內心的魅力；這個魅力照亮我精神深處的幽暗之地，同時給了我身心的沉穩和力氣，這是一部讓我深受影響的外國文學作品。另一部文學作品，我舉了《聊齋志異》。在今天讀《聊齋志異》，大家可能覺得沒什麼，隨便讀，現在的問題不是沒書可讀，是不知道如何選書讀。在我的少年時期，這樣的書是要偷偷讀的。在那個壓抑、沉默的年代讀《聊齋志異》，我覺得書里的那些狐狸特別美，她們活潑聰慧、率真勇敢，甚至很反叛，行為不合常規；作者蒲松齡生活的時代雖然也是很壓抑、沉默的清代，可是他仍然具有那麼神采飛揚、趣味盎然的想象力，他筆下充滿情味的狐仙實在是比人更像人啊。其中有篇小說叫《嬰寧》，描寫一隻會笑的狐狸，這隻狐狸就是反常規的；清代婦女是受壓抑的，不能咧嘴大笑，但這個嬰寧打破了封建時代的婦女不能咧嘴大笑，甚至不敢笑的約束，笑起來無法無天，是那麼的坦蕩和自由；後來她到人間結婚了，結婚拜堂的時候，她竟然把自己笑得無法行禮。正是這些善良多情的狐狸，以她們明亮磊落的性情、悲喜交加的纏綿故事，給我非常狹窄的灰色生活開啟了非常秘密的有趣的奇妙空間。所以我要說，這就是在我青春期之時，文學給我的恩澤和打擊，這種打擊是完全褒義的，這種打擊給予我一種寶貴和難忘的重量，它沉入我的心底，卻非常甜蜜，非常酣暢。我的文學夢由此開始了。1975年高中畢業后，我就有了當作家的強烈願望。按當時我所在城市的政策規定，我可以留在城市，進工廠當工人，還有當兵的機會。但我就是想當作家，受這種願望的支配，我主動離開了城市，到華北平原的一個鄉村當了四年農民，種了四年小麥和棉花。當時的條件是很艱苦的，但和政治火藥味濃烈的城市相比，農村生活還是顯出了它的鬆散和平和，儘管那時候的鄉村還沒有保護個人隱私的習慣。比如我插隊的村子，家家戶戶白天不關門。不關門的理由是，你們家又沒幹什麼見不得人的壞事，為什麼大白天要關門呢？關門會拒絕鄰里之間的來往，影響和睦。再比如，作為城市來的學生，我們總會收到家信。這些家信由鄉村郵遞員送到大隊部，很隨便地放置在窗台上，等到我們路過的時候取走。問題是我們到大隊部取信的時候，信已經被先期路過的村裡人拆開相互傳看著，甚至還要朗讀好幾遍。村裡人拆信看信是光明正大的，而且帶有親熱關心的性質。我本人就經常遇到這樣的事情。有一次，我去大隊部隔壁的小賣店買東西，遇見村裡一個幹部，他非常關心地給我說，鐵凝，你家來信了，我拆開看了，沒什麼事，你父母身體都挺好的，你就放心吧。信我又放回窗台上去了，還有好幾個人等著看呢。當時，我作為一個十七八歲的女孩子，真是哭笑不得。但是這個村幹部是個非常好的人，他真實的關心之情和誠懇，讓我無法指責他侵犯了我的隱私。當我腳踏實地地在鄉村生活了一段時間后，我才覺得在那個時候，不光明不坦蕩的可能恰恰是我。

當然，今天的鄉村發生了巨大變化，現在的鄉村女孩早就不用寫日記的方式抒發情感，也就不會出現因為自己的日記被家人偷看，而和家人發生爭執的事情。我相信在座的學生早早就知道保護自己的隱私，這當然是社會的一大文明進步。對我來說，那時候所有的回憶其實都是美好的，因為鄉村是我走向社會的第一個落腳點。我到鄉村之後，接觸最多的是村裡和我同齡的女孩子，每天都和她們到很遠的地方去澆地。夜裡和她們一起待在小窩棚里，有時候只有兩個女社員、一個機手，沒有什麼危險，非常安全。當然，農村還是很艱苦的，我一方面覺得很豪邁地實踐著帶著一點自憐心的再教育；一方面堅持寫日記，沒有因為勞動的艱苦而放棄自己的作家夢。那年秋天，我度過了自己十八歲的生日。到玉米地里勞動的時候，那天我手上磨出了十二個血泡，我在當天的日記里記錄下來，是有一種炫耀感的。我欣賞著自己手上的十二個血泡，話外音彷彿不停地在說，哎呀，你們看，鐵凝多麼肯吃苦啊，手上都有十二個血泡了！我還在莊稼地里幹活兒的時候，將手上的血泡向和我一起勞動的女孩子們展覽。其中有一個叫素英的女孩子捧著我的手哭了，跟我說，這樣的活兒，本來就不應該是你們來乾的，這應該是我們乾的活兒呀。她和我非親非故，可她就是這樣真誠而痛苦地說著這些樸素的話，把我不自然的不樸素的一番炫耀壓了下去，同時也將我的虛榮心撫平了。正是他們那麼寬容無私地接納了我，又教會我在平凡的生活中看待人和事的基本態度。我還想起一位我尊敬的作家說過的一句話：在女孩子們心中，埋藏著人類原始的多種美德。歲月會磨損掉人身上的很多東西，生活更是千變萬化的。一個作家要有能力打倒自己的過去，或者說不斷打倒自己，同時也應該有勇氣站出來守住一些東西。幾十年過去了，今天我生活在首都北京，我的手上不會再磨出十二個血泡，也不會再有鄉村女孩子捧著我的手站在玉米地里痛哭。值得我懷念的也不僅僅只是原始樸素的記憶，還有那些醇厚的活生生的感同身受般的鄉愁，都成為了我進行文學創作永恆不變的底色。無論人生發生怎樣的變化，無論我們筆下書寫的是怎樣嚴酷的故事，對人類的深層體貼和凜然情意，永遠不應該改變。也正像我閱讀西海固作家群，你們的作品里有很多嚴酷的故事，但是更有溫暖人心的情意。文學永遠有力量呼喚人類積極的美德，以及最溫暖的情感。正如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的作品，會在極度的絕望中洋溢出希望。文學的確是有光亮的，如燈照亮人性，照亮生活，照亮我們的心靈。

文學是燈。在當下經濟崛起的大背景之下，我們談論這樣的話題是不是有點冒險，文學還是燈嗎？文學能當飯吃嗎？文學能解決溫飽嗎？索爾·貝婁有一篇作品叫《洪堡的禮物》，敘述的是主人公在飛機上俯瞰一座城市夜景的時候，把機翼下璀璨的城市燈光形容為香檳的泡沫，當然也意味著一座城市活躍的經濟和豐沛的能源。我想，假如我們在如今的夜晚飛行在首爾、倫敦、東京和北京、上海這樣的大城市上空時，一樣會看到璀璨的燈火，亦如香檳的泡沫。但是恐怕不會有人想到，在這香檳泡沫般的城市燈火里，應該有屬於文學的一盞燈。文學也許不能夠佔據社會生活的中心，特別是在信息時代的今天。但是，我仍然要說，我在文學最荒涼的上世紀70年代愛上文學，那是我的初心。今天的信息爆炸再次把文學擠壓到一個顯得尷尬的境地，我仍然不放棄對文學的愛。喬爾·科特金在他的《全球城市史》里說，成為世界名城要達到什麼條件呢？要具備三方面的特質，即精神、政治和經濟，也就是神聖、安全和繁忙。毫無疑問，今天很多大都市的繁忙，主要是對財富孜孜不倦的追求，就像亞當·斯密所倡導的那樣。我現在來到了寧夏，從昨天到今天還不到二十四小時，可是我一直在想，實現經濟大國的目標，也並不意味著現代公民就一定出現；而一座城市的神聖，從廣義上可以理解為高尚信仰的自覺、道德操守的約束、市民屬性的認同，以及廣博的人性關懷。因此，我再次想到一座城市如香檳泡沫般璀璨的燈火，那裡一定有一盞燈是屬於文學的；有了一盞文學的燈，這座城市就永遠具備打不倒的價值。因為文學的燈光即使並不很耀眼，它卻照樣能夠照亮人心，照亮思想。人心的很多幽暗之處，恰恰是需要文學來照亮的。我從今天在座所有西海固朋友們的臉上，看到了黃土高原的顏色。黃土是黃土色的，風沙也是黃土色的，但是你們的臉上是有光彩的，是有亮色的。我不得不說，這正是因為文學的滋養和恩澤。我們昨晚在通往西吉的山路上行走，看見的燈光並沒有香檳泡沫般璀璨，然而很美。因為裡面有文學的燈，它照耀著一種不屈不撓的沉靜。

自上世紀70年代初開始，在閱讀中外文學名著不能公開的背景下，我卻很幸運地讀到了一些中外文學名著。我必須說，它們用文學的光亮燭照著我的心，也照亮我生活中那麼豐富而微妙的色彩。有光才有色彩。唐代大詩人李白、杜甫、李賀的那些詩篇，其獨特的意境和情懷更是長久地浸潤著我的心。古今中外，優秀的文學作品之所以被人們需要，原因之一是它們傳達出了一個民族最有活力的呼吸，表現出了一個時代最具本質的情緒；它們能夠代表一個民族在自己的時代，所能達到的最高的想象力。跟大家說一個小笑話，是有一點我的陰暗心理的小笑話。我曾經在不能公開閱讀的背景下，讀到過上世紀40年代一位很有名的美國女作家寫的一部中篇小說，是同學從造紙廠的庫房偷出來的，書名叫《伊坦·弗洛姆》。小說敘寫的就是叫伊坦·弗洛姆的新英格蘭偏僻山村的一個悲劇性人物。這部小說在我們大學的文學課堂上並不大被教授們提及，但是我非常喜歡這部中篇小說，喜歡到經常閱讀，甚至喜歡到生出了一種「陰暗心理」：這麼優秀的小說，就讓我獨享吧。這就是文學經典帶給我一個少年人生的精神力量和情感滋潤。像我們經歷過那個時代的寫作者，聽到習近平總書記講他的讀書經歷，以及文學經典給予他青年時代的重要影響，是那樣的會心。

2014年10月15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人民大會堂主持召開文藝工作座談會，他特別講到文學經典給青年時代的他帶來的力量和精神支撐，以及在他內心產生的深刻影響。在這個座談會上，有七位文藝家發言。我作為文學界的代表第一個發言。總書記是非常看重文學的，對每個人的發言他都有點評；發言之後還有一個互動環節，總書記回應發言者所講的內容，從文學到繪畫、音樂、舞蹈、電影、電視劇，他的涉獵範圍是非常廣泛的。當一位作家說到當年他作為知青從上海到貴州的一個貧窮地方去插隊，心情特別不好時，總書記插話說他自己從北京到陝北去插隊，那裡是一望無際的黃土高原，他們就住在窯洞里。坦誠地講到自己的心情也是比較消沉的，把鋪蓋在窯洞的土炕上一打開，黃土噗噗地濺起來；而且每天晚上睡覺的時候，都得扒開炕上的那層黃土，這日子可怎麼過呢。接著，總書記開玩笑說，這不是又過起山頂洞人的生活了嗎？那個時候，總書記帶了一箱子書，就是這一箱子書，使他的精神安定了下來，給了他力量、信心和智慧。比如，有一本書是俄國作家車爾尼雪夫斯基的《怎麼辦》，裡面有一個革命者叫拉赫美托夫，用最苦的生活磨鍊自己的意志，每天睡在釘子床上。總書記說當他讀到這部小說里有這樣的革命者，忽然覺得自己不也是革命者嗎？滿目的黃土又算得了什麼呢，革命者都能睡釘子床的。總書記讀完這部小說后，當晚就把褥子從窯洞的土炕上掀掉了，他說咱睡不了釘子，就睡光板的土炕吧，說得大家都笑了起來。總書記還講了這樣一個故事，鄰近一個鄉村教師家裡有很多藏書，其中一部是歌德的《浮士德》，他就走了三十里路把《浮士德》借來；讀完以後，再走三十里路把書還回去。總書記說借書還書這個過程，並不覺得苦和累，反倒是他當時生活中一種非常美妙的享受，正是閱讀這樣的文學經典，支撐他在陝北不僅有了生活下去的勇氣，還很快和當地農民打成一片；後來他還當了大隊書記，為改善鄉親們的生活條件，做了很多事情。總書記由衷地說，永遠不能否認文學經典給予他這樣一個青年思想和精神方面的力量和勇氣。文藝工作座談會之後，《暗算》一書的作者麥家在微博里感慨地說，總書記讀的有些書，他作為一個作家至今都還沒有讀過。所以，總書記的閱讀量是非常大的。我們也能夠從總書記的講話中感覺到他對文學的尊重，對文學人才的看重，尤其對真正的人民作家的珍惜和敬重。當年總書記在河北正定當縣委書記，我們有一位資深的老作家和他是朋友，囑咐了他幾句話，其中一句話說，你到了基層領導崗位上，可以結交不同的朋友、各式各樣的朋友，因為從事不同職業的朋友看問題、看生活會有不同的角度，會給你帶來不同的收穫。正定縣有個著名作家叫賈大山。賈大山一生只寫短篇小說，也是河北省第一個獲得國家級文學獎的作家。正因為總書記也喜歡文學，他就慕名而去，交了賈大山這個作家朋友。賈大山其實挺清高的，作家都有個性，可以理解。當時有人告訴賈大山說，新來的縣委書記叫習近平，要認識認識您，想跟您聊聊。當時賈大山還瞧不起這個新來的縣委書記呢，三十幾歲，那麼年輕，和他有什麼可談的呢？縣委書記又不是作家。但總書記的真誠、對文學的熱愛和對作家的尊敬，終於贏得了賈大山這個作家的心，兩個人最終成為朋友，他們在一起談文學，談這座古老縣城的文化、經濟、政治、民情、風俗。賈大山應該是這個縣城的一部分，正如生長在我們西吉這塊土地上的作家，本身也是這塊土地的一部分。所以，習近平總書記認為他從賈大山身上吸取了很多優秀的東西，比如賈大山的仗義執言、嫉惡如仇。我當時在發言里談到了總書記和賈大山的友誼，總書記聽完我的發言后說，賈大山也許不是太懂政治，但是我最欣賞的就是他的人民心，他始終與人民站在一起，始終和生養他的土地在一起；他嫉惡如仇，眼裡容不得沙子，他的人品和文品是一致的，人品和文品的統一，使得他的作品能夠傳達出那塊土地上最本質的聲音。賈大山英年早逝，他去世以後，總書記還專門寫了長篇懷念文章。這時候，總書記已經在福建工作了，還專門寫文章紀念賈大山這樣一位一輩子生活在基層的作家。賈大山重病的時候，我去看望他，他還說他受不了一些幹部熱衷於打麻將的風氣。縣城才多大啊，上世紀90年代的縣城更緊湊，從張三家到李四家打麻將，有人還開著汽車去，打一夜麻將，就讓司機坐在汽車裡等他一夜。你就是騎個驢去打麻將，那個驢夜裡也要喂草啊，更何況司機是個人！這是賈大山的文學語言。這樣一個作家，他對人民的情感很樸素，他對不正之風拍案而起。總書記聽賈大山講宗教，因為正定縣是禪宗的發源地；聽賈大山講文學，講他所了解的生活。總書記有時候就到賈大山家裡吃碗菠菜面，喝一點當地產的燒酒。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總書記說他那個時候想的都是正定縣怎樣發展，從作家那裡得到很多啟示。他去賈大山家裡，一談就到半夜，兩個人就在縣城散著步。夜深了，返回縣委大院時，大鐵門早已經鎖上了，總書記不想驚擾傳達室的老師傅，就踩著賈大山的肩膀爬上大鐵門翻越進去。總書記經歷的這些事情，這麼多年一直在文壇傳為佳話：一個總書記和一個作家的深情厚誼。也許有人會說，總書記那會兒是縣委書記，他也就是個年輕人啊，如果那會兒是總書記，他還這樣嗎？我覺得話不能這樣講，為什麼呢？因為並不是所有縣委書記都能和作家交朋友的，而且是發自內心的，不做表面文章。這是值得我們深思的，也確實讓我們感佩。

我經歷過很多文學帶給大家明亮的心靈滋養的生動事例。我到作協工作不久，羅馬尼亞駐華大使來拜訪作協，他在會客室一坐下，就侃侃而談，希望作協和羅馬尼亞作家多一些交流，還主動介紹羅馬尼亞文學發展的歷程。我問大使先生學什麼專業的，他說是學化學的，還說上世紀70年代「文革」時期，他在南開大學和他的夫人學化學，同時學漢語。我說，聽起來您和文學一點關係也沒有啊，為什麼對文學這樣內行，連各文學流派都了如指掌。他說，鐵凝女士，在我們羅馬尼亞人看來，一個人在一生當中對文學有所了解，是人生教養的一部分。這位大使的話，非常感動我。這裡並不是要求所有的人都成為作家，即便是很高雅的人也不一定熱愛文學；但是熱愛文學的人，一定是期待自己的內心有更多的高雅和純凈吧！

文學不僅照亮我的生活，也誘使我從國中的時候拿起筆學習寫作，由一個忠實的讀者，成為一個業餘作者，之後當職業作家。但是我又經常想，當我成為一個寫作者之後，當寫作成為我的職業之時，我奉獻給讀者的文學該由什麼照亮？我想照亮文學的不是空想，不是炫耀技巧，它最結實的還是生活。對於作家來說，你要給予能夠點燃他人內心、照亮他人生活的有光彩的文學，自己首先有勇氣堅守文學，要讓生活照亮你所從事的文學。

生活照亮文學

下面我就談談生活照亮文學。現在有一個大背景是，信息來得太過容易，生活反而是不容易的。一個時代的文學，如果不能夠折射這個時代最重大最根本的社會問題，就難以成為經典。一個真正有出息的作家，必須將自己的文學活動同不斷發生變革的社會生活、同人民群眾緊密聯繫起來，必須在自己的作品中反映現實的特質與歷史發展的趨向。在經濟社會快速發展，由此而衍生各種複雜矛盾的條件下，一個作家應該思考怎樣用文學的方式，真實而深刻地書寫我們所處的時代，正確地認知和把握時代的潮流，細緻入微地直面人生諸多難題。文學不應該是輕率的，不應該是粗糙的社會情報，不應該是某些迅速變換的社會話題的集合，不應該僅僅表達一般的時尚；作家更不應該成為流水線上的素材加工者，作家應該敏銳地感知一個不斷變化、充滿活力、奮發圖強的，細膩地體會當今的人生動而深刻的多樣情感。

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中指出，文藝創作存在著有數量缺質量、有「高原」缺「高峰」的問題，存在著抄襲模仿、千篇一律的問題，存在著機械化生產、快餐式消費的問題等等。這些問題歸根結底，都是由於浮躁造成的。每個寫作者都應該停下來想一想，浮躁背後的深層原因是什麼？當我們回望過去，就會發現是對文學發自內心的熱愛與敬畏，指引著我們走上了這條道路，這就是我們的初心。就像我在西海固看到的和感受到的一樣，文學盡可以去表現生活中的各種表演，但是寫作的人絕對應該避免表演生活。只有真誠地面對時代、面對生活、面對人生，才能書寫出生命的明亮和光芒，也書寫出生活中的困苦和焦慮，更書寫出人們發自內心對未來美好的希望。當作家能夠不為如何獲得關注而焦慮時，他筆下的作品才能有筋道，才能有韌性，才能更好地撫慰心靈、引領精神，就像總書記在講話中說到的有溫度的作品。總書記還指出，我們有些作家不到生活里去，不到人民中去，把自己關在小屋子裡，「恨不得把蒼白的指甲都嚼出水來」。文學是需要靈感的。生活是不朽的，靈感是笨的。

我先談談我所理解的生活是不朽的。上世紀80年代，我寫了小說《哦，香雪》，這是一個短篇，後來我帶著半成品稿子參加一個青年雜誌社的筆會，作家們互相討論，互相提議，有時候爭得面紅耳赤，這是我懷念的80年代的文學氛圍。今天我來到西吉，恍惚又回到了80年代的文壇。看到你們對文學的熱情，我突然想到了作協的陳建功副主席，不知道他來過西吉沒有，但是他對西海固文學是非常關注的。他曾經講過一件有關文學的往事。上世紀80年代的時候，他們風華正茂、血氣方剛，他和後來很有名的作家李陀，兩個人在晚上聊著聊著忽然聊到文學問題，他們說這個文學問題必須找來第三個人討論。都快半夜了，他倆騎著腳踏車找他去，騎了好幾十里地，半夜敲人家的門，人家的夫人問出什麼事了，他倆說沒什麼事，就是想把他叫出來談文學。於是三個人騎上腳踏車返回天安門廣場，坐在馬路牙子上談文學，一直談到天亮。我當時聽了，簡直就是天方夜譚。陳建功副主席卻說，這樣的情形在80年代不算什麼，很平常。文學滋養了我們的靈魂，我們因此不貧窮，因為我們心裡有文學，我們很昂揚，很自豪。上世紀80年代這樣的事情，如果當下得以重現，也許有人會認為他們幾個都是神經病，畢竟時代不同了。再說《哦，香雪》。這篇作品創作於上世紀80年代，當時正是文學大復甦、大井噴的時期。人們被「文革」壓抑了十年之後，文學首當其衝地打破堅冰，作為千千萬萬民眾的代言人抒發被壓抑太久的情感。《哦，香雪》是我在插隊回來做文學編輯的時候寫的，寫之前我去山區住了一段時間。那河北西部山區，過去叫平西根據地，是楊成武、蕭克這些老將軍當年打游擊的地方，那裡很窮。後來，這個小村子通鐵路了，一列從北京永定門開往山西太原的慢車，每天在這裡經停一分鐘。這經停一分鐘的火車，尤其給這個村子的女孩子們帶來的精神衝擊以及心靈的渴望，是今天的我們難以想象的。後來，這篇小說獲得當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這也是我第一次獲得國家級文學獎。1985年我作為青年作家第一次走出國門，隨作家代表團出訪，到美國紐約參加了一個中美作家座談會。美國作家的提問是很自由的。一個美國作家說，最年輕的作家鐵凝小姐，我想請你談一談《哦，香雪》這篇小說是寫什麼的？我拒絕回答他。我為什麼不談？因為我覺得這篇小說沒什麼懸念和故事，也沒有更多的戲劇衝突，沒有辦法當故事講，這是拒絕對方的第一個原因；第二個拒絕的原因是，我寫的是生活在北方貧困山區女孩子的生活和心靈世界，你們生活在美國紐約的青年人，怎麼能理解她們？可是這個美國人很固執，再三希望我講一講。他說我不講他就不坐下。我們旁邊的那個美國翻譯是個通，是美籍華裔，他讀過我這篇小說，他勸我還是講一講吧，他還保證能翻譯得很精彩。我就用一句話講了：改革開放初期，一群生活在北方貧窮深山裡的女孩子，每天晚上是怎麼樣像等待情人一樣，等待一列只在他們村口停留一分鐘的火車。在場的人鼓掌說他們非常感動，完全聽懂了我所講的故事。有兩個美國人表示，以後要去故事發生的那個小山村看看。一位美國雜誌的主編說，我知道你有點看不起我們，你知道你的小說為什麼打動我嗎？為什麼我聽懂了嗎？就因為你在這篇小說里表現了人類的心靈能夠共同感受到的情感。

我昨天見到了我們西吉縣的馬書記和武縣長，兩位縣領導給我展示了一張非同一般的效果圖：西吉文學館。據說實體部分已經建起來了，因為時間太緊，我沒能到現場參觀。這應該是第一座縣級文學館，難能可貴，因為即便是省級的獨立的文學館也很少。我想這樣一座文學館凸顯在西吉這塊土地上，對這裡的每一位文學寫作者和愛好者所產生的激勵作用將是非常強大的，當然也是非常寶貴的。在此，請允許我以文學的名義向你們表達深深的敬意。同時我覺得，西吉文學館的落成，也是西海固這片土地上一座別具魅力的文化地標。

談到生活對一個作家的影響，有人說作家用二三十年的時間實驗遍了各種文學流派，我們在補課，因為我們封閉得時間太長了。作家很勤奮，用二十年時間補課，也確實將各種文學流派實驗了一遍，我認為是有積極意義的，並且產生了非同尋常的效果，所有這些，都應該視作對文學的自覺。如果我們靜下心來研讀一些國外的優秀小說，不難發現其中非常結實的生活和深度的哲學思考，以及對語言的苛求和對技藝的終生磨礪。我舉一個我喜歡的義大利作家卡爾維諾，他擅長寫普通人的生活。他在上世紀50年代寫過一個短篇小說《一對夫妻的奇遇》，故事很簡單：一對普通工人夫妻在寒冷冬天裡的日常生活。丈夫上夜班，早晨七點鐘回家；妻子上白班，早晨七點正是她離開家的時候。夫妻倆因為作息時間錯位，總是匆匆碰面，擠在窄小的沒有暖氣的衛生間洗漱，身體偶有碰撞。因為生計，他們每天都是忙碌的倉促的。妻子早晨出門上班，丈夫下了夜班上床時，把自己的身體放在殘存著妻子體溫的被窩裡，枕著妻子的枕頭開始睡覺；晚上妻子下班回家，又到丈夫上夜班的時候了，他倆就簡單地吃點東西道個別，偶爾也會因為什麼事爭吵幾句，然後丈夫扛著腳踏車下樓。妻子就關了燈上床，為了尋找丈夫的熱度，她的一隻腳就移向丈夫的那一半，但是每一次她都發現自己睡覺的這半邊更暖和，這表明丈夫剛才也是睡在她這一邊的。於是，她感到一股巨大的溫柔。這是我迄今讀到的最溫柔最動人的小說，當然我也從小說里持久地體會到了卡爾維諾一生不曾放棄的一個詞：艱難。他曾經說過，艱難的意義是他小說的永恆主題。卡爾維諾如果沒有長期的艱難的經歷，如果沒有對貧窮的普通人生活的傾心體味，他就不能夠寫出一對普通工人夫妻被子里的溫暖。正是卡爾維諾在最凡俗的最艱難的生活中發現了巨大的溫柔，才成就了一篇文學經典。從艱難里冉冉升起的溫柔更持久更偉大，這不是一般意義上的花前月下、卿卿我我或者錦上添花。卡爾維諾那個時代，沒有手機，沒有互聯網，沒有3D電影，也沒有磁懸浮列車、高鐵什麼的。但是，這並不妨礙卡爾維諾對世界文學的巨大貢獻。因為他的小說里始終有人的體溫，有人性不冷也不假的滋味。而滋養他文學成就的，卻是體積龐大的艱難而沉重的生活現實。我非常喜歡卡爾維諾的小說。所以，我想西吉肯定有西吉的艱難，西海固肯定有西海固的艱難。在這塊土地上生活的作家，擁有自己獨特的寫作資源，應該有信心創作出有「巨大的溫柔」的精品力作。

社會在發展，時代在進步。現在每年長篇小說的出版量已經達到四千多部，這只是紙媒的出版物，還不包括網路長篇小說。我問過我們作協研究網路小說的研究員，他們說不好統計，每年十萬部以上都是保守的。的出版業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蓬勃。但是，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北京出現了以手抄長篇小說為樂事的讀者俱樂部。這些俱樂部的成員從書店里買回他們喜歡的當代長篇小說，接力棒式地把這部長篇小說謄抄一遍，然後把這部手抄本贈給這位作家。遲子建是當代非常優秀的女作家，她就有一部這樣的手抄本，是獲得茅盾文學獎的《額爾古納河右岸》，抄在厚厚的若干個筆記本上，不同的筆跡，有的粗重，有的纖細。我看過之後非常感動，能夠聞到紙面上人手的勞動和皮膚的呼吸，能夠感受到抄書人對作家的喜愛和對文學的虔誠。在網路時代，手抄一部長篇小說這種老派的作坊式的故意的書寫，可以說是對浮躁的快生活的一種抵抗方式吧。這種看似微弱的抵抗方式，其中可能隱含著「究竟什麼才是社會的真正進步」這樣的拷問，作家對此有必要進行深度的思考。

改革開放近四十年了，我們對世界的理解不斷加深，我們的生活水平不斷提高，而我們的物質要求也一再膨脹。高科技時代人類的財富實現巨大的累積，是社會進步的標誌之一；我也相信網路正在改變世界，這的確是社會進步的一個重要表現。但文學卻是要慢一步的，因為文學不是信息；這是信息爆炸的社會，信息量又過於繁雜龐大，因此對文學創作，對作家的生活都是嚴峻的考驗和挑戰。一定要分辨什麼是信息，什麼是生活，不能讓真實的生活湮沒在大量網路信息里無法自拔；同時我還想說，文學作品也不是某些迅速變化的社會話題的集合。還是這句話：作家不是流水線上的素材加工者。文學理應關懷社會的進步，而社會真正的進步是人的進步，是人的更豐滿的永不停滯的精神發育。在這樣的前提下，在滾滾向前的社會車輪中，真正具有進步意義的文學，說不定有時候是要鬧點「彆扭」的，因為它不人云亦云，它有自己獨特的思考和精神；它想通過自己的言說和訴求方式，爭取和彰顯社會參與度。否則，西吉文學還有必要存在嗎？西吉文學之鄉還能名副其實嗎？咱們大家都趕緊出去啊，出去打工賺錢好了，為什麼還要艱難地護守文學這盞燈呢？西吉有一本《葫蘆河》文學刊物，有那麼多西吉人願意成為它忠實的讀者和作者，這就是對文學的一種堅守啊。我剛才看了西吉女作家馬金蓮的手寫稿，非常親切。儘管我們已經用電腦寫作了，但是生活本身不是電腦合成的，文學創作不是電腦合成的，它只能是生活、思想和情感高度滲透和默契的產物。我在中央黨校學習的時候，衛生部一位領導找我要書，我說您又不是從事文學的，我不主動送書。他說他真的喜歡文學，我說您也就是說說罷了，真喜歡看書，到電腦上打開看看就行了。他很嚴肅地說他不能在電腦上看文學作品，我問他為什麼啊，他說他在電腦上看書，感覺是和機器在一起，如果拿著一本紙質的書看，就是和自己在一起。人有時候需要和自己在一起。他這樣一表白，還真是感動了我，覺得這個領導是真讀書，那我必須送他一本自己的書了。有一個說法，在信息迅捷的網路時代，當更多的人眼球向前長時間痴迷網游而接受刺激的時候，他的某些生理能力比如眼球左右轉動的功能可能會退化，可能喪失向左向右看的能力。而文學必然要求作家有遠望、回望和左顧右盼的能力和激情，文學的要義，的確如卡爾維諾所說是艱難的，在眾聲喧嘩的時代，文學甚至難以留下自己的痕迹；只有那些真正的文學大家，才有可能直面並穿越艱難，將文學痕迹長久地澆築在一個民族的精神深處。其實，人類社會發展到今天，始終有賴於這樣的文學澆築。我還要說到西海固的作家，你們所從事的創作實際上就是在進行著實踐著，把文學的痕迹澆築在一個民族的精神深處。這也是我來到這塊土地上，並且肅然起敬的重要原因之一。

我最近讀了一個挪威哲學教授的作品，他用幾個詞來形容當代人類社會的文化現象：無聊，恐懼，時尚。比如說，今天你無聊了嗎？你恐懼了嗎？你時尚了嗎？如果說這些情感是現代社會最突出的表情，那麼呼喚或者尋找最真摯的生命情狀，更是一個作家的本分。今天的社會實際上對作家是有更嚴格的高度和難度要求的，亦如卡爾維諾小說中一對工人夫妻在寒冬的棉被下相互尋找被窩裡鑲嵌著彼此身體形狀和體熱的巨大的溫柔。我特別要說，發現和有能力表達出這樣的溫柔，實在並不輕率，也並不容易。並不是說作家一味地寫痛苦寫黑暗，就能博得喝彩；或者寫溫柔寫暖意，就是輕飄飄的。艱難和絕望里萌生出來的溫柔和暖意，這種樸素的向上的明亮的人間情感，同樣值得作家書寫和讚美。我還想舉一個我的短篇小說《咳嗽天鵝》，這是我間接生活的一次文學實踐。《咳嗽天鵝》的故事原型是這樣的：有一年我去內蒙古，當地林業局一個朋友講了他撿到一隻天鵝的事。一隻掉隊的天鵝卧在水坑裡，被這朋友撿回家。這個天鵝是只病鵝，可能是腸胃炎。他知道天鵝可不是普通的鵝，就給它喂葯治病，精心飼養。他在網上查了一下，又得知得給天鵝餵雞蛋黃、維生素和西芹。兩個月後天鵝康復了，他一家人也和天鵝有了感情。但這朋友明白私自擁有天鵝是違法的，他就決定把天鵝送到動物園去。但是在他生活的當地動物園，拒絕接受這隻天鵝。後來經過很多曲折，他終於說服了外地一家國營的大型動物園。他很高興，開著汽車跑了很遠的路送去了。中午在動物園的食堂吃飯的時候，管理員給他端上來一大盆燉肉。他問這是什麼呀？管理員說這就是他送來的那隻天鵝。他非常氣憤地指責管理員的不人道。管理員解釋說獸醫給這隻天鵝進行了體檢，天鵝的壽命是二十五歲，這隻天鵝都二十五六歲了。動物園養這麼一隻老天鵝，成本是非常高的，只能果斷處理。他就把筷子一摔，異常悲憤地回家了。他覺得動物園太冷漠了，管理員更冷漠。朋友給我講這個故事的時候，依然氣得渾身發抖。我聽了故事也很感慨，覺得這是一篇很好的小說，而且運用我作為職業作家的寫作技巧，可以順利地把它完成。但從一堆材料變成一篇小說，還有很多問題需要解決。後來，我就去了北京動物園，通過關係到天鵝館觀察天鵝，各種各樣的天鵝；我了解到飼養一隻天鵝的成本是多少，天鵝確實得吃雞蛋黃，成本當然是很高的。所以，這篇小說的主人公一開始並不喜歡這隻天鵝，他們家也不富裕，天鵝還得跟他們搶雞蛋吃；但是，天鵝的命運和意外的結局很慘痛。這也可以是一篇生態小說，但這個不是我的直覺，也不是我想要的。所以，有了一個間接生活的好材料，怎樣挖掘、沉澱、篩選、調動庫存或者「節外生枝」地創造，是不能急的，你不能坐在屋子裡「嚼手指甲」，即便是嚼出水來，也沒有什麼意義。實際上一年多以後，我才開始動筆，這篇小說不僅僅是一隻天鵝形成的線索，同時還有另外一個線索，這個線索就是在主人公和天鵝的關係之外，還有主人公和他妻子的關係，也因此調動了我日常積累的真實生活。小說後來是這樣的：他是一個給縣領導開車的司機；他特別愛乾淨，他妻子卻邋裡邋遢，特別不愛乾淨。他愛乾淨到什麼程度呢？他小時候，下雨了，他家院子有一個泥坑，他因為怕弄髒自己就不願踩那泥坑，就站在屋檐下號啕大哭。他的老婆不僅邋裡邋遢，還經常咳嗽。他抱回來的這隻天鵝在院子里咳嗽，他老婆在屋裡咳嗽。聽得時間長了，他的頭都要炸了，就為這個他必須得和老婆離婚。他做了兩件事，第一件事是帶著老婆去大城市的醫院把咳嗽看好，再和她離婚，這是很人道主義的；第二件事是把這隻咳嗽的天鵝送到動物園去，他的生活就輕鬆了。他們一同到動物園去，老婆坐在車後座上。到了動物園后，他讓老婆在車裡等著，自己去安置天鵝。此前，老婆同意了和他離婚。他被那隻天鵝悲慘的結局刺激之後，從動物園昏天黑地跑出來開車回家，早忘了車裡還坐著老婆。但車裡後座上仍然有咳嗽聲，他恍惚覺得那隻天鵝還活著。他一回頭，才看見咳嗽的不是天鵝，是他老婆。就是這一瞬間，他有一種失而復得的感情，不是真正男女感情上的失而復得，是作為一個男人道德上的失而復得。那天是臘月二十三，他決定不離婚了，回家過年，年是要過的。至於離不離婚，過完年再說。我們的很多基層作者在寫作方面已經比較成熟了，而且絕對不缺乏生活，但是仍然不要被生活所麻痹，要時刻警惕這樣的情況出現。你身邊隨時都會有作為寫作者需要的素材出現，你必須善於捕捉，並且要有敏銳的判斷能力，然後要有意識地積累和消化。要有耐煩之心，要有真正塌下心來充實、過濾你的寫作素材的能力。這不是可有可無的，對於作家應該是一個鐵律。也許有人這樣說，本來就是實實在在的生活，照葫蘆畫瓢寫出來就可以了。其實，你最初得到的只是一些材料，材料和小說之間的距離寫作者應該時刻心中有數，不然文學為什麼會被稱為創造性勞動呢？我也是有感而發，因為我也是從一個基層業餘作者，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今天我又成為了一個業餘作者。文學照亮生活，照亮生活的是那些文學經典。習近平總書記說過，要讓讀書成為一種生活方式，而不是生活的點綴。也就是說，要讓讀書成為生活中的一種常態。總書記特別提倡每個領導幹部都要花一定的時間讀書，他還說對於寫作者來說，閱讀經典本身也是研究所活、消化生活、判斷生活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寫作了四十年之後，我還是要說，生活是不朽的，生活照亮文學，藝術是不能抄近道的。

我再談一談靈感是笨的。靈感怎麼是笨的呢？對於在座的熱愛文學的朋友們而言，靈感這個詞語並不陌生。也不只是文學創作需要靈感，比如說我們在辦公室里寫文字材料，也需要靈感。毫無疑問，文學創作更需要靈感。那麼我們怎樣去尋找創作中的靈感呢？這是每一個寫作者常常會遇到的問題。也有這樣的情形，似乎是一說靈感這兩個字，靈感就以很機靈的樣子，開始眷顧我們了，這當然是一種錯覺。我們每一個擁有文學夢想和追求的人，都不會推辭靈感。當我們感覺寫作走投無路的時候，常常本能地期盼著靈感突然降臨。事實是，作家對如何尋找創作中的靈感並不陌生，而且各有心得，大多數情況是只可意會不可言傳。在艱難的跋涉中突然得到靈感的眷顧，由此催生出文思泉湧的酣暢，我們很多作家一定有過這樣的體驗，其中的千般滋味，我們又只能會心一笑，冷暖自知。一次論壇，我們在討論靈感，但是遲遲沒有所謂靈感的光顧，就放下了。朋友邀請我到國家大劇院，聽瓦格納的歌劇《漂泊的荷蘭人》。這是瓦格納藝術生涯走向成熟的一部代表作。劇情並不複雜：一艘永不靠岸的幽靈之船，一段註定漂泊的命運之旅，一場大自然的豪雨和主人公的精神風暴的雜糅，一對不無偏執的尋找真愛的絕望男女；這裡有陰雨迷幻的色彩，有人聲與管弦樂的完美融合，有洞察痛苦的深邃的哲學命題。據說瓦格納創作這部歌劇的時候，靈感就來自於北歐鬼船，也就是幽靈之船的傳說：有一個荷蘭人被鬼神詛咒一輩子在船上漂泊，每七年才能靠一次岸。怎樣才能拯救他這無窮無盡的海上流浪生活呢？唯有真愛。這個傳說帶有人類對真善美的本能追求，瓦格納卻在歌劇里注入了更為深刻和悲愴的力量。可以說，瓦格納借用這條鬼船，表達了他對世界和生死的豐滿情感。劇中的荷蘭人對七年海上漂泊的孤苦生活很厭煩，他就想快死，但是命運偏偏不讓他死，這就是生不如死。他不能死亡，他不能靠岸，他沒有家，這是最殘酷的懲罰；他多次撞礁石而不死，遇見海盜要求把他殺了，海盜不但不殺他，反而被他嚇跑。原來不死竟然也是恐怖的。瓦格納創作這部歌劇的靈感首先來自北歐鬼船的傳說，但是他自己也有類似的經歷，在旅行中遭遇過危險的海上風浪。但是他那時沒有寫出《漂泊的荷蘭人》。以格瓦納優雅而出眾的文學才情，他可以在經歷了那次海上遭遇之後立即動筆。但是他沒有這樣做，他需要靈感。需要一根叫作靈感的火柴，點燃深藏在他內心的所有和創作有關的儲備。所以說，是北歐鬼船的傳說給予了他靈感，而《漂泊的荷蘭人》這部歌劇又遠遠超出了傳說的內涵。

靈感在《現代漢語詞典》里是這樣解釋的，在文學、藝術、科學、技術等活動中，由於艱苦的學習、長期的實踐、不斷積累經驗和知識而突然產生的，富有創造性的思路。格瓦納的鬼船靈感始於他的海上風險之後，由此我們也可以發現，靈感雖然如此的輕靈，但支撐它存在的，是作者長久的內心積累。就這個意義而言，靈感其實是笨的。在我看來，靈感又是討喜的，它的近在咫尺、遠在天邊的突然，感覺像是上蒼給藝術家珍貴的饋贈，如同神靈之光，剎那間照亮混沌的海面。所有藝術家都體驗過靈感降臨時，那種內心的喜悅或者小得意。路邊一棵折斷的牛蒡草，讓托爾斯泰寫出了《哈澤·穆拉特》；一隻嬰兒粉嫩光滑的後腳跟，讓契訶夫頓悟了，描寫一個腦滿腸肥的官員時，他就讓這個人粉紅色的下巴好似嬰兒的後腳跟。嬰兒粉嫩的腳後跟長在嬰兒腳上是多麼的可愛，若長在一個腦滿腸肥的官員臉上也許就令人生厭了，所以這樣的比喻讓我至今難忘。某個深夜，我夢中被一個絕妙的句子驚醒，靈感來了，我趕緊爬起來，拿筆拿紙趕緊寫下來；當我早晨醒來，閱讀我在半夜寫下的句子時才發現其實非常平庸。有時候，我也會誤會靈感，同時也誤會了我自己。當然，我也會有被靈感照耀的時候，也體會過靈感眷顧的快樂。寫作長篇小說《無雨之城》的時候，我怎麼都找不到它的開頭；開不了頭，小說就寫不下去。有寫作經驗的人都知道，長篇小說的開頭對於整部小說的氣質和節奏太重要了。有一天中午，我站在窗前看外邊的風景，無意中看見一個放學回家的小女孩，一路踢著一隻舊鞋子走進院子。這個快樂地踢著一隻被遺棄的舊鞋子的女孩，突然給予我靈感，因為這個情景恰恰符合我以往積累的生活，也符合正在創作的這部長篇小說的氣質。所以，一部長篇小說的開頭，奠定整部作品的風格。我讀到過報紙上的一則故事：一個韓國的年輕人，他的腳踏車壞了，就想扔掉再買輛新的。爺爺對他說，你應該學著修一修腳踏車。這個年輕人卻說，如今誰還會自己修腳踏車啊。爺爺說，如果什麼東西壞了都一扔了事，那麼有一天你的腦子壞了，你也要把腦子扔了嗎？你靈魂出了事，你也要把靈魂一扔？這個樸素的故事，引發我寫了短篇小說《蝴蝶發笑》。我覺得那位韓國祖父和晚輩的對話，其實涉及到現代人如何喚醒處理自身種種難處的能力，還有我們對進步或者是退化的困窘和疑惑。今天在也是這樣，一次性消費的時代已經到來了嘛，一次性的器物給現代生活帶來的方便不言自明：一次性的筷子，一次性的牙刷，一次性的紙杯，一次性的水筆。而文學的本質是要抵抗生活中諸多「一次性」的。所有的經典作品，都不是一次性的；之所以是經典，是它們歷經了漫長時間和歷史的淘涮才有資格留下來，成為我們生活中比金子還貴重的精神食糧。所以，靈感是一種喚醒，是作家心中沉睡的富礦被打開的那一把金燦燦的鑰匙，如同那艘幽靈之船突然闖入瓦格納的心靈之海，喚醒他，幫助他，真正進入酣暢淋漓的創作狀態。

作為寫作者，我們倒是應當經常問自己，你的心中有富礦嗎？因此之故，我們才要在這個信息唾手可得的網路時代，繼續討論文學靈感的古老問題。就因為獲取信息太過容易了，就因為好像無需想象，不必殫精竭慮，就能夠獲得文學靈感，這是一種巨大的誤解。假如一條網路信息造成的社會影響，就能夠輕易覆蓋一部長篇小說的效應，如果真的是這樣，便是文學的尷尬甚至失敗。當信息社會自信而響亮地踏上經濟高速公路時，我們這些寫作者在擁抱取之不盡的寫作資源時，更應該有能力留神文學的險情。當我們討論文學靈感問題，有必要首先確認：信息不是智慧，智慧不等於靈感，靈感無法捏造。就如同人不能揪著自己的頭髮飛升。所以，要得到靈感，首先要忘掉靈感，這其實是一種積極的遺忘。當我們把全部情感、智慧和敏銳的觀察力，把對生活不疲倦的熱情，投向對人生世相的追問和對生命的誠實體察時，靈感才會不期而至。我們享受這稀缺的美妙，如果創作過程本身就煥發著某種神秘魅力，這即是其中之一吧。而這種魅力的呈現，無一例外地基於作家大量日常的樸素的，甚至是枯燥的勞動，寫作者必須做好這樣的準備。請允許我這樣說，今天我們處於缺乏細節的時代。文學是需要細節的，文學拒絕「大概其」，因為每一個人都是獨特的；文學尤其需要作家在這個時刻積攢起大愛與意志，以抵抗心靈和肉體的「大概其」。我們每一個寫作者，要有勇氣和耐心打量生活的細部、人性的細部，發現生命中響亮的光芒，表達對人類永遠的眷顧和體貼，挖掘對世界更深沉的理解，張揚我們精神疆域中那永不認輸的唯美。

多年前，一位女作家給我講了她的初戀。抗日戰爭年代，她是八路軍中一名只有十四歲的小兵，當時他們的部隊駐紮在一個村子里。那一天，一個她暗戀的士兵被派去前線，她和戰友們去送，她知道他很可能一去不回，卻沒有勇氣說出她心中洶湧的愛和巨大的悲傷。她對他的暗戀，就只能是一種隱忍的激情，她甚至從來都沒有單獨跟這個戰士在一起過。她就那麼走在人群的後面，沿著村口一戶農民的院牆一直到村外。是什麼樣的土牆呢，就是北方農村常見的干打壘土牆，我覺得西吉也有這種土牆。她一路走著，一路用大拇指在牆上深深地划著，一直劃到院牆盡頭，一直到那個士兵消失在原野。後來，那個士兵犧牲了，她每天都到村口去看土牆上被自己的大拇指劃出的那道深痕，土牆上那條深長的划痕便是她的初戀。半個多世紀過去了，這個年過八旬的女作家告訴我，即使在今天，每當想起初戀，她的大拇指仍然會升騰起一種灼熱。灼熱的大拇指，是獨屬於這個女作家的，簡樸而誠實的愛；而這樣一種隱忍的純情，我相信不同民族的人們都能夠理解，因為這是人類的心靈能夠共同感受到的情感。有時候當我拿起筆，會莫名其妙地想起這個女作家的初戀故事。進而相信，如果作家的語言和感情是不誠實的，如果作家是在做作，如果是在寫自己並不真正關心或相信的東西，那麼也沒有人會關注你的作品；不論讀者是你的老鄉，或者是生活在異邦，而當這種不愉快的景況出現時，你不能推卸責任般地去怪罪，「這都是全球化惹的禍」。如果全球化的確正在挑戰我們的神經，寫作者要警惕的是愛與意志的黯然和妥協。在這時，「西方至上」或狹隘的民族主義，對文學的發育和進步都沒有益處。在全球化的喧囂中，我們應該有勇氣重振愛與意志，書寫有體溫的文字。如同那個女作家講述過的「灼熱的大拇指」，既有生命的質感，又有作家活生生的個人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