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我不贊成「女性要經濟獨立，所以要拋棄家務」

自從女權主義進入社會主流的討論之後，要求女性獨立的呼聲從未停歇、愈演愈烈。從咪蒙的爆款文章到網路對於「中華田園女權」的嘲諷，何為女性獨立，應當獨立到何種程度，是女權主義討論的激烈戰場。

人格獨立，精神獨立，經濟獨立已成為成熟新女性的三大標準。三者之中，經濟獨立似乎又是重中之重：許多人相信，在家庭之中，經濟基礎同樣決定上層建築；許多女性，出於對生活的恐懼或是對事業的野心，告訴自己，沒有經濟獨立，何來人格獨立？強調經濟獨立意味著進入公共生活去掙錢，意味著從前「男主外女主內」的家庭構造不再成立，意味著做家務、為家庭生活的付出是不掙錢的「浪費時間」。

在這樣的認知下，在一些人看來，「不做家務」似乎成為了新的政治正確，成為了值得自豪的「女權」舉動。在許多知乎女權話題下的討論中，每當女性在婚姻或戀愛關係中遇到問題，許多回答的第一反應是，讓你的丈夫 / 男朋友承擔起家庭責任，你要出去工作，獲得經濟獨立。

這種想法自然沒錯，特別是考慮到長久以來社會對於家庭責任和社會責任的看法——全職在家承擔家庭責任不被認為是「工作」，家庭主婦常被認為「沒有工作」，「平時就在家閑著」，哪怕她 24/7 都在照顧著家庭和孩子；而全職在外工作，完全不承擔家庭責任的男人則被接受，甚至讚揚，因為畢竟「家裡的錢全都是他掙的「，「沒有他，誰來養她和孩子」。在另一種情況下，對於家庭的付出會受到道德上崇高的讚揚，作為母親的偉大、作為妻子的賢惠、作為女兒的孝順，都是我們所謂「家風」、「道德」在弘揚的價值觀。早在 1991 年，Nancy Folbre（著名女權主義經濟學家）就發現了這種非常諷刺的現象——對家庭價值的道德讚揚卻伴隨著對家庭內部勞動的經濟貶低 ("Ironically, the moral elevation of the home was accompanied by the ecobomic devaluation of the work performed there")。

現代女性面臨著她們的前輩和男人們從未面臨過的問題，如何在承擔家庭責任的同時成就一番事業。《大西洋月刊》上曾有人撰文自問自答，女性如何成為大企業的 CEO？找一個傳統男性 CEO 的妻子做丈夫。

女性想要既擁有家庭又擁有事業有幾種不同的解決方式：一、成為「男人」——儘可能少的承擔家庭責任，專心投入事業；二、去性別化——男女都一樣，夫妻平等承擔家庭責任和社會責任，平均分攤家務、養育孩子；三、承認男女分工，但要求重視家務的經濟價值——承認在現在的社會中，女性確實承擔了絕大部分的家庭責任，不苛責那些無法或不願經濟獨立的女人，而是要求社會在法律和文化上重視家務的經濟價值。

個人而言，我贊同第二種。共同分擔家庭責任，一起奮鬥事業是我對於未來生活的設想，男女同工同酬、同等時間產假、企業文化認同對家庭付出是我對於未來社會的期望。

但是，作為在發達國家大城市生活的幸運階層，我是否可以對底層女性說「你們必須經濟獨立，並且要求老公 / 男朋友承擔同等家庭責任」？考慮到女性受教育權、繼承權、工作平等權、產假等等都在法律上無法得到平等對待，考慮到許多女性不是不願意工作，而是不能或沒有機會的時候，我們是更應當要求社會在經濟和文化上重視女性對於家庭的付出，還是進一步貶低家務的價值，讓她們進一步陷入到「我沒有工資因而我沒有價值」的焦慮中去？

如果你說，女性只要努力就可以 have it all，而經濟不獨立的女性只是不努力不自愛拖女權主義後腿，我認為你是站在中產階級道德高地上站著說話不腰疼，而你因為所處的中產或上層階層有多少是出於幸運你自己清楚。

耶魯法學院教授 Reva Siegel，在 1994 年發表的文章 Home as Work: The First Women's Rights Claim Concerning Household Labor 中指出，追求性別平等必須考慮性別……必須以女性生活的現實，而非未來可能作為基礎。而當平等不僅以未來最優的樣子，而是以女性生活的現實而被定義時，它無可避免地必須考慮女性的境遇、義務、慾望和人際關係，而這些都會因為性別而有所不同。(「The demand for gender equality ...requiresgendered content. It has to take meaning from women's lives as they are lived, and not merely as they might be lived. When equality is defined with reference to the actuality, as well as potentiality, it is inevitably shaped by the gendered particularities of women's circumstances, commitments, desires, and relations」)。

與其把女性經濟獨立變成唯一的政治正確，進一步貶低家務價值，並用「女性獨立」的大旗去羞辱那些因為各種原因無法經濟獨立的女性，不如思考如何在現有的女性確實承擔了大部分家庭責任的情況下，用文化、法律和經濟政策去保護她們，認可她們對於家庭和社會付出的工作、創造的經濟價值。

對於家庭的付出不應當成為「沒有回報的」、「無謂的」付出。家庭應當是溫暖的、互相扶持尊重的地方，而不是冷冰冰的經濟公式；如果鑽進了平等與公平的牛角尖，很容易忘記何為愛和家庭責任。但女性需要的也不是道德上真誠或虛假的讚揚，社會需要意識到家務創造了寶貴的價值，並在法律和文化中給予女性應得的尊重和經濟報酬——讓婚姻法更平等公正，讓政府和社會承擔生育孩子之後女性產假的負擔。如果我們的社會想要鼓勵家庭價值，給女性為家庭的付出以經濟利益和法律保護，虛無的道德讚揚？我們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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