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真人真事改編的電影就全是真的嗎

除了「本故事純屬虛構，如有雷同，純屬巧合」，「本片根據真人真事改編」也是我們熟悉的開場白。那根據真人真事改編的電影就是真實本身嗎？
大部分時候看電影，觀眾都是通過別人的故事來看自己的生活，那真人真事改編的電影是否就有天然的優勢，能讓觀眾得到更多的共鳴呢？
去年的奧斯卡遺珠《薩利機長》就來源於真實事件，但如果你把電影里的每一個細節都當真而去問薩利機長本人的話，他一定會笑著告訴你，電影還是電影。

薩利機長本人

湯姆·漢克斯飾演的薩利機長

通常改編自真人真事的電影，除了明星傳記類的，我們都會發現演員會比原型更美或更帥氣，《薩利機長》卻反其道而行之。

當你對比湯姆·漢克斯和薩利原型的時候，你便會發現，湯姆·漢克斯無論在演法和化妝上都比薩利本人顯得老一些，甚至你會覺得薩利本身的氣場、口才、外貌似乎比湯姆·漢克斯更適合演「自己」，這便使得電影變得有趣了，為什麼會做這樣的安排？

《薩利機長》的電影版是以薩利的幻想開場的，他在酒店的玻璃窗中看到飛機撞向紐約市中心的畫面，這場戲份的安排很刻意，其語義表達十分清晰：一來加強開場的戲劇性效果和視覺衝擊力，二來表現薩利作為倖存者和負責人依然被事故所糾纏，擁有事故后的「創傷後遺症」。現實中的薩利並沒有做過這樣的夢。

而最大的出入其實來自於故事主線，即國家運輸安全委員會並沒有如電影中那樣咄咄逼人地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薩利的確是英雄，但並沒有在聽證會上產生最後「格里菲斯最後一分鐘營救」的翻盤效果。那麼電影是在「扭曲」事實嗎？

《宿敵》劇照，凱瑟琳·澤塔·瓊斯飾演的奧利維亞，和蘇珊·薩蘭登飾演的貝蒂·戴維斯

今年有一部很火的美劇《宿敵》（Feud: Bette and Joan）就遇到了這樣的問題，這部講述了好萊塢兩大巨星貝蒂·戴維斯和瓊·克勞馥糾葛了近半個世紀交惡故事的美劇，最近被奧利維亞·德哈維蘭告上了法庭。

在劇中奧利維亞由凱瑟琳·澤塔·瓊斯飾演，其中採用了偽紀錄片的形式由她的口述來串聯故事。奧利維亞起訴電視劇中所表現出來的形象與她本人「對流言蜚語避之不及」的典雅形象大相徑庭，損害了她的名譽。

其實《宿敵》中的女明星形象並不單薄，凱瑟琳飾演的奧利維亞的形象也十分典雅，即使在說八卦和罵人的時候，增添的反倒是人物的真實感，讓她們更像是人而不是明星。

所以，當被改編人物還活著時，對人物細節、性格、行為、口吻、形象的戲劇描述，其中的尺度該遵循怎樣的標準？

《王冠》海報

去年Netflix推出的口碑巨作《王冠》（The Crown）把鏡頭對準了如今還活躍在政治娛樂版頭條的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從菲利普親王放棄繼承權開始，把女王和菲利普親王、首相丘吉爾、叔叔愛德華八世、妹妹瑪格麗特公主等等之間的「秘事」一一披露。

這其中的人物每一個都已經暴露在聚光燈下很久，無論是官報還是小報都已經把他們的故事寫得爛熟，在人人心中都有一個王室的情況下，這部劇在選角、鏡頭、剪輯等各方面出色地把人物形象和情感從細節之中強化和凸顯了出來，甚至比真實更真實。

《王冠》劇照

比如在喬治六世去世、女王繼位的戲中，穿著黑紗的老年瑪麗王后見到孫女的第一反應是行大禮，當時她已經是84歲高齡，顫抖著屈膝向王位致敬，既符合劇中和現實中瑪麗王后的人物個性，又予以伊麗莎白二世角色潛在的心理衝突線交代了人物身份的變化，同時點出了劇集真正的主角其實是象徵意義的王冠。

同樣的，當瑪格麗特公主要和往常一樣跟在女王後面走下樓的時候，被母親叫住「等等」，而讓女王的丈夫菲利普親王先行。在面對第一次的登基電視直播，愛美人不愛江山的愛德華八世在莊園門口吹著蘇格蘭風笛，眼角泛著淚光，彷彿眺望著曾經唾手可得的王位。

這些充滿真實感的細節鋪排，因為劇中角色身份的關係，我們很難去考證到是否百分百的真實，但卻實實在在讓劇中的人物立體和豐滿了起來，而不僅僅是頭條照片里微笑揮手的王室吉祥物。

不過，同樣的角色即使是一樣的細節，也會呈現出不同的感覺，對比一下《王冠》和《國王的演講》中喬治六世講黃段子、吸煙、演講、口吃的模樣，就能體會到，同樣是真實，演員所帶來的不同感覺，電影是從抽象到具象的正是這個意思。

我們都明白細節所帶來的震撼和力量，但是不是填滿細節就一定會有真實的效果呢？也未必。

《雄獅》劇照

《雄獅》（Lion）作為一部由真實的尋親故事「漫漫回家路」改編的電影，不乏從單場戲來說十分出色的細節。

例如小時候和哥哥一起用偷煤換來的錢一起吃了最後一次最愛的點心Jalebi，Jalebi成了長大后喚起男主角薩羅記憶和情感的關鍵。

這樣以「物品」推動人物和劇情的方式很常見，因為現實中我們就是如此「睹物思人」的。

但在電影改編的過程中前半部分的鋪墊過於冗長，後半部分人物關係又過於鬆散導致缺乏整體的力度，讓除了男主以外的角色都成了陪襯從而失去了真實感，因為他們和男主之間的關係呈現是零碎的沒有前後銜接的，於是男主的愛情線降臨得太快，分手線卻又交代得不足，使得魯妮·瑪拉的角色發揮餘地頗小，每次出場和表演都彷彿是按照節目流程在走位。

而這單純靠演員的表演去彌補顯然是不夠的，這就是真人真事改編的難點，因為在對現實的敘述中沒有長度的限制，而影視劇卻有，捨棄和留下之中可見導演和編劇的實力。

好在最後兩組時間線的交叉剪輯和真實尋親的影像提亮了整部電影，奧斯卡沒給這部電影發獎也就完全可以理解了。

但即使為電影選擇對了細節和主線，真實本身依然會成為爭議，從生活到文學一重加工，從文學到電影又是一重加工，正如從生牛奶到乳酪製品，它們呈現出來絕非一樣，也叫人各有所好，但乳酪不是生牛奶這點我們都無法否認。

馬丁·斯科塞斯

馬丁·斯科塞斯遭遇票房滑鐵盧的《沉默》就遇到了這樣的尷尬。作為奧斯卡級別的導演，馬丁對於電影、對於歷史、對於人性、對於生活思索的透徹度，自然已經毫無疑問地高過很多人，但在改編與他不同文化背景的作者遠藤周作的作品時，依然被《泰晤士文學增刊》評價為「《沉默》的這次改編，不論多麼『虔誠』，都只算得上是一次歪曲（distortion），是對原著中各種元素的誇大」。

《沉默》對於信仰並不是一部給出答案的電影，而是提出疑問的電影，電影中所講述的德川幕府時期對天主教的封殺是實實在在發生的。

不過和電影中一名神父看著另一名神父為救信徒而被溺死的情節不同，現實中兩名神父都在重壓之下放棄了信仰。這樣的「歪曲」或許正是被抨擊的那種「誇大」，但對於從未了解過這段歷史的觀眾而言，這樣的安排卻多了對比和疑問，比起兩人都改教而言，這樣的一組對比確實更具思考性，這彷彿是一種觀眾心中的假設成為了現實。

《血戰鋼鋸嶺》劇照

有趣的是，《沉默》的主演安德魯·加菲去年另一部沖奧作品《血戰鋼鋸嶺》同樣也是一部和信仰有關的真人真事改編的電影。

比起《沉默》，從演員走向導演之路的梅爾·吉布森倒是更像是一個電影傳教士，從《勇敢的心》開始就是如此。《血戰鋼鋸嶺》中的很多場戲你能看到《全金屬外殼》《啟示錄》等眾多美國戰爭片的影子，主角戴斯蒙德的確是二戰沖繩戰役的英雄，因為信仰而在戰場上不開一槍，最後徒手救下75名戰友，這樣充滿「神跡」感的故事的確也無法和信仰脫離干係。

梅爾·吉布森對於戰場戲份的拍攝的確無懈可擊，但在戴斯蒙德軍營中受到的暴打部分卻是「杜撰」的，其不開一槍的起因和父親的衝突部分也是從傳統的美國大片中「偷取」了基本元素，和葛洛佛上尉之間由誤解到莫逆也是標準的美國式兄弟情，甚至於愛情線部分也做了偶像故事般的強化。

這就是梅爾·吉布森的聰明之處，讓電影的主線最終回歸到了美國人民喜聞樂見的美國夢上。而由於真實事情本身就強烈地具有美國夢的色彩，戰爭永遠不是一個人的戰爭，而英雄身上也有許多英雄的影子，從而在這些程式化的細節加上去之後，觀眾也不會覺得突兀。

這就彷彿是我們小時候學習《阿Q正傳》時說到的那個——典型性。典型性和刻板形象之間的界限其實很難掌握，「借用」是一個常用的手法。
同樣是說天才和時代衝突的《模仿遊戲》和《隱藏人物》就很不錯地找到了此中的平衡點。

本尼迪克特·康博巴奇和圖靈在外形上其實相去甚遠，這樣的情況在《隱藏人物》中也遇到了。電影和文學的不同在於，電影往往還需要藉助明星的力量，這兩部電影就是如此，當故事成功立起來了之後，觀眾其實並不會介意形象上的錯位，而會更多的把演員的魅力同時延續到了對於真實人物魅力的認可上。

卷福飾演的圖靈和圖靈本人

《模仿遊戲》作為當年奧斯卡最佳改編劇本，花在梳理文學原著時間上的付出可見一斑，和原著大段的計算機原理講述和部分時間上難免的流水賬般敘述方式不同，電影用圖靈的旁白訴說著「人、機器」的質疑，也就是日後著名的「圖靈測試」開場，以警察懷疑圖靈是間諜為輔線，把圖靈參與二戰解密英格瑪，得以讓二戰提前結束為主線，以交叉剪輯的方式使兩條線緊密結合，同時引向圖靈同性戀身份帶來的悲劇高潮。

其中最叫人唏噓的那段和克里斯托弗的友誼在電影中被「神話」，現實中圖靈並不是為了紀念「初戀」克里斯托弗而以此命名自己最重要的原型機，他和瓊之間超越性別的友情也並未發生，第一次破譯密碼後面對的電車難題也沒有如此這般充滿戲劇性。

《隱藏人物》劇照

《隱藏人物》中成為人物戲劇爆發點的穿越半個NASA去上洗手間的故事也並未發生，吉姆·帕森斯飾演的種族主義科學家也並不存在，包括克爾斯滕·鄧斯特飾演的並未意識到自己已經是在種族歧視的女主管也不存在。

但正在於這樣的人、事、抉擇或行為在那個年代和那樣的環境情形下，在其他人身上確實發生，所以觀眾很容易就被說服。

因為當觀眾坐進電影院時，其實已經是選擇了「逃避現實」，所以這也是為什麼即使《美麗心靈》最後那場普林斯頓大學教授們紛紛給約翰·納什獻上鋼筆的戲儘管純屬杜撰，但依然成為了觀眾心中的經典場景。

《美麗心靈》

比起一個純屬虛構的故事，真人真事改編的「麻煩」似乎更多，正如故事誇張了俗稱「狗血」，而真人真事改編誇張了則就要成為「歪曲」。

既然如此，為什麼近兩年真人真事改編似乎越來越受到青睞？

一來或許是虛構故事的模式可能正在遭遇一個瓶頸期，這樣的瓶頸期不僅是因為創作者已經全面進入了「二手作者」時代，比如我們沒有經歷和參與過戰爭，我們對於戰爭的全部理解只能來自於文學影視作品；經濟原因也是限制創作的一個推手，在利益驅動下投資方越來越保守，所以才湧現一大批漫改、遊戲改、三部曲、重啟版和續集。

二來全世界範圍的身份焦慮讓我們不斷地在反英雄、回溯傳統和找尋自我。真人真事改編具有天然「心靈雞湯」的屬性，這或許也是近幾年真人真事改編似乎更傾向於暢銷文學和近現代人物的原因之一。

於是，「真人真事改編」這幾個詞此時便越發具有魔力，而虛實之間張弛的空間，便是我們審視自己的那個「鏡像小孔」。

責任編輯：鄧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