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雪珥：改革者註定孤獨？即便「利國利君利民」，卻往往因「不利官」而難以善終

《中青版-雪珥改革史》系列總自序

珍惜改革，珍惜改革者

1

曾有一位頗具影響力的政壇老前輩，在聊天時問了我一個問題：「你的研究與寫作，有影射嗎？」

我幾乎不假思索就回答：「當然有影射。沒有影射，我就不寫了。」

前輩一愣，他大約沒有想到有人會痛快承認影射，畢竟大多數人對此是只做不說、甚至只做不認。

我解釋說：「我覺得，歷史研究的作用就是資治通鑒，要服務於當下的。我的研究向來是『問題導向』，帶著針對性做問題研究。我的『影射』，在於確定問題的所在，並非結論先行，結論應該根據史料來判斷。這樣的『影射』，才是資治通鑒。」

我再補充：「我的研究，尤其是傳播，將受眾確定為政商兩界的精英，影響有影響力的人。這些精英都是行過萬里路、讀過萬卷書的，那種結論先行的『影射』，絕無可能贏得他們的絲毫關注。我的所謂的『影射』，無非就是確定貼近現實的研究課題。」

前輩聽了，若有所思。

2

研究改革史，對我來說，一度僅僅是個人愛好而已。

初衷其實很簡單：走出校園后，我的生活軌跡完全是在政、商兩界從事各種實務，見證、參與了如火如荼的改革實踐，親歷了不少風雨雷電，亦因此養成了閑暇之餘試圖跳出事外琢磨改革邏輯的習慣。大約是長期從事實操的關係，我相當厭煩那種跳躍式的、缺乏行為邏輯鏈條的空頭講章，總是思考：既然歷史如同涓涓長河，改朝換代的「抽刀」究竟能有多少「斷水」功效？以「砸爛一個舊世界」為基本手段，真能如願「建設一個新世界」嗎？我總覺得，在長達一個半世紀的現代化進程中，除了那些政治挂帥的宏大敘述之外，應該存在著更多的「技術操盤」細節，記載了前人的思考、探索，對當下更具有「資治通鑒」的意義。

帶著這樣的初衷，從「技術操盤」入手，我開始了這個最初完全自娛的探究。後來所發生的一切，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沒想到自己的博客能有這麼多「冬粉」；

沒想到知名的老牌出版社會主動聯絡出書；

沒想到多位「中堂大人」們能多方力薦；

沒想到商學院EMBA的企業家學員們能如此喜歡改革史課程……

我發現，關注現代化進程「技術操盤」的人，並不在少數，尤其在政商兩界精英中非常普遍。這些當家人、挑擔者，在經歷了錯綜複雜的實踐后，最深的體驗就是辦事之難絕非坐在象牙塔內冥想那麼簡便、那麼輕佻。

改革進展至今，堪稱已登上「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之巔，既有的各種理論都顯出了疲態，而靜下心來在前人的改革探索中披沙瀝金，或許是個更為可行的「笨」辦法。這大約就是近年對晚清改革的研究突然成為顯學的關鍵動力，我為自己無意間在其中扮演了推手角色頗感自豪。

這些年來，媒體給我安了不少頭銜，基本集中在「歷史」領域。而在我自己看來，我研究的就是公共管理，無非更多的是從歷史維度來入手。這些年，無論是周遊列國，還是在國內探親訪友，我打交道最多的，依然是政界、商界人士，聽他們談最為鮮活的當地政經情況。在我看來，這不僅是「接地氣」，也是「接天線」。這種習慣，一方面是我自己的人生閱歷及既有朋友圈的慣性，另一方面也是因為政、商兩界是我的主要研究對象及主要受眾群體。

精力有限，我給自己的研究定位了一個基本傳播路徑：影響有影響力的人。其中一個主要渠道，就是在一些頂尖商學院開設EMBA課程或EDP課程，講授改革史或政商關係演變史。商學院學員無疑是社會的精英，至少是成功人士。商學院的課堂亦是競爭最為嚴酷的：不僅教授要給學員們打分，學員們也給教授打分，優勝劣汰，任何的忽悠都會被無情地碾碎，這給了教授者巨大的壓力。學員們不僅事業有成，有豐富的實踐經驗，其中大多數人讀書之廣、思考之深，亦已超過不少教授。

在這樣的課堂上，靠發牢騷、靠做作的批判根本難以立足，解決問題，至少直面問題、解答問題，是必須具備的能力。我曾經應邀在某商學院為一位著名法學家的跨班級講座充當點評嘉賓。這是我十分欽佩和敬仰的一位大家，我也基本認可他對現實的諸多批判，但我在點評時，也毫不客氣地指出：與「看到問題」相比，更難的是「解決問題」；與充當批判者、旁觀者相比，更難的是做實踐者、挑擔者；與扮演「思想家」「哲學家」相比，更難的是扮演「工程師」；處於轉型期的，最好是少些雲里霧裡的「坐而論道」，多一些腳踏實地的「起而行之」。值得欣慰的是，這位大家及聽課的大多數學員們，都認同我的意見。

這些年我最為自豪的是，在諸多商學院里，我多是最受歡迎的教師之一。

3

從「技術操盤」入手研究改革史，「問題導向」是必需的。

對我最有影響力的「問題導向」，首先是：近代國運之衰，真是因為「閉關鎖國」嗎？

「閉關鎖國」，儼然是國人對近代史的基本認知前提，並由此衍生出國人對近代史的「兩蛋」批評：不是「笨蛋」（愚昧），就是「壞蛋」（反動）。國史上主動的「閉關鎖國」，主要在於明清兩朝。明朝的海禁，始於洪武四年（1371）朱元璋下達「片板不得入海」的政策，到隆慶元年（1567）「開海禁，准販東西二洋」，實行「隆慶開關」，實施了近200年。清初的海禁，始於順治十二年（1655）「無許片帆入海，違者立置重典」，終於康熙二十三年（1684）設立閩粵江浙4個海關，為期29年。兩者合計約230年，此後直到1949年，再無主動的閉關海禁政策。

無論明清，在世界經濟中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成為那一輪全球經濟一體化的重要參與者。清朝中葉，對華貿易成為英國東印度公司90%以上利潤的來源；在沙俄全國對外貿易中，對華貿易佔比達到了7.3%～8.3%，關稅佔比高達20.4%～38.5%；爭奪毛皮這一進口的大宗商品市場，也成為列強在北美殖民地進行博弈的主要經濟動力……外貿為清帝國帶來了巨額白銀，根據美國漢學家、大清國海關高級幹部馬士(H.B.Morse)在《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中估算，從1700-1830年的130年內，僅廣州一個口岸流入白銀總數在9千萬到1億鎊，摺合3.6～4億銀元。因素成為影響國際經濟並進而影響國際政治的重要砝碼，清帝國已經深深地嵌入了全球商業運行的齒輪之中。

鴉片戰爭前的，既不閉關也不鎖國，如此一來，那麼最值得我們思考的「技術」問題就是：造成近代悲劇的問題究竟是什麼？

對我影響較大的第二個「問題導向」是：近代的第一輪經濟改革，真是毀於「官督商辦」嗎？

在這輪被普遍稱為「洋務運動」的改革中，「官督商辦」是主要的形式，受到當代很多學者的猛批。但是，我們卻忽略了兩個基本事實：

第一，「官督商辦」在當時對的經濟發展起到了相當大的推動作用。資本主義起步時存在兩個很大的問題，資本稀缺和平台稀缺。資本稀缺，表現為資本少而散，投資工商業意願低。平台稀缺，表現為投融資平台和信用交易平台的稀缺。在當時的情況下，只有政府才能彌補這兩個缺失。權力首先起到了信貸的功能，財政直接投資、或者間接提供擔保；其次搭建了投融資平台和信用交易平台，一定程度上彌補了社會信用和社會信任不足的問題。細細分析投資數據可以發現，無論輪船招商局，還是上海電報局、漠河金礦、開平煤礦等，第一輪改革開放的大多數企業，都是靠財政的投入才得以誕生、得以維持。針對如此大規模的財政投入，實行「官督」無疑是監管的基本需求。

資本之外，當時的政府亦給企業提供「專利」，即一定時空內的市場壟斷「專享利益」，以扶持企業發展；同時亦為企業家提供體制內的政治身份，即官職，以利於其在官本位的社會裡與官場、民間打交道之用。

總之，「官督商辦」是當時條件下的混合所有制實踐。在其初期，權力對資本的扶持作用相當顯著，甚至可以說，如果沒有權力的扶持，的資本主義是無法起步的。但是，權力與資本的這種關係，也帶來了相當多的弊端，這種混合所有制形式，先天就帶著強烈的病毒性。比如，權力作為重要的生產要素投入之後，令資本市場的發育受到極大的影響，而資本市場本來是可以作為投資者用腳投票的主要槓桿的。官督商辦的混合所有制企業，雖然也能上市，但幾乎所有股票都是記名制的，轉讓成本十分高昂。同時，權力的過度介入，令這些企業在股票市場上出現了嚴重的投機化傾向和內幕交易現象，企業的信息透明度極低，暗箱操作居多。如此依賴，企業的「外部治理」機制難以建立。

第二，在忽略「官督商辦」的實際價值之外，我們更忽略了：與同時起步的日本改革，實行的也是「官督商辦」，並持續半個多世紀，政府主導作用也很強，為什麼從結果來看他們比我們做得好？問題不在於是否需要政府發揮作用，而是是否規範、以及如何規範政府與市場的邊界。

日本比我們更早地通過法治建設，更早明確了權力與資本的邊界，而我們在晚清的整個第一輪改革甚至直到當下，都是模糊的。在模糊狀態下，企業固然享受了沒有邊界的扶持，但也承擔了沒有邊界的干擾，「大愛」無邊的時候，「大害」也是無邊的。在這種狀況下，企業家既是受益者，也是受害者；政府也同樣既是受益者，也是受害者；而歸根到底，在缺乏規則、邊界的叢林狀況下，無論企業和政府、資本與權力，到最後都是受害者，沒有受益者。

晚清這一輪改革的最大問題，就是在於蘿蔔快了不洗泥，在應該建立規則、可以建立規則的時候、地方，沒有建立規則，在可以把水澄清的時候沒有去澄清，最終，潛規則取代了顯規則，渾水取代了清水，時間一長，無論是政府還是企業，都習慣了潛規則，習慣了在渾水中游泳，乃至後世對此更形成路徑依賴，導致的政商關係長期地陷在潛規則的渾水泥沼中無法自拔。

4

當下的這一輪現代化進程，我認為至少可以溯源到一個半世紀之前。一個半世紀以來，我們總是有意無意地強調、尤其是所存在的問題的特殊性，而容易忽略在現代化進程中的許多問題或許具有超越國界的共同性。

我認為，造成這種錯覺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我們的近現代史研究，不僅長期忽略對各種經濟數據的搜集與分析，更忽略全球一體化背景下中外交流互動的各種細節分析。

其實，在改革轉型中出現的各種問題，從腐敗到環境污染，在其他任何國家的現代化轉型中，尤其美國，都出現過，一個不拉。這些發達國家花費了數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時間，才通過不斷的制度改進對其進行修補裱糊，這正是「國家治理能力與治理體系現代化」的題中應有之意，也是對耐心與韌性有更高要求的活兒。可以肯定的是，任何推倒重來、砸爛重來，不僅不能解決實際的問題，而且容易將問題暫時掩藏起來、延宕下去，最終往往憋出更大的膿包。

當今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我們已經普遍接受企業管理是一門技術，卻並未接受國家治理也是如此。當國家治理需要改進、完善的時候，我們往往不愛研究技術細節，而習慣去怪罪或期許一個虛幻的「主義」。很多年前，胡適先生說過「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引起過很多爭議，但是，我們應當承認：任何「主義」的推行都必須根基於諸多「問題」的解決，或者說，「主義」確定之後，「問題」就成為實踐「主義」、實現「主義」的關鍵。

改革者的艱難，就在於他在努力解決「問題」的時候，卻往往要遭遇別人手持「主義」棍棒的質疑乃至打擊，並且，這種質疑與打擊同時來自左右兩個方向。古今中外的改革者，往往是「雖萬千人吾往矣」的孤獨者，不是他們天性孤僻，而是改革必然會觸及諸多利益群體。手段強硬的改革者，儘管其改革成效「利國利君利民」，卻往往因「不利官」而難以善終，被視為「獨夫官賊」。自商鞅以降，改革者的悲歌史不絕書。

當然，改革者中也不乏身段柔軟者。其或在推動改革的時候，和光同塵、與時俱進，擁抱「海心」、拒絕「地命」，躋身先富起來的人的行列，比如范蠡、比如盛宣懷；其或畢生謹小慎微，憂讒畏譏，比如諸葛孔明、比如恭親王。無論改革者的下場是哪一類，他們的孤獨必定是相同的。

5

對於改革史的研究與寫作，我自己當然有一個較宏觀、也較宏大的「頂層設計」。不過，在自己的精力、能力都尚不足以支撐修房建屋之前，我必須、也只能在「技術操作」層面上選擇每天燒制一塊磚、一片瓦，用最為老實、最為笨拙的方式進行積累。因此，迄今我的改革史系列著作，大多都是先在報紙上以專欄形式連載，而後結集修訂出版。這些書，依然是磚瓦材料而已，錯漏之處不少，留待今後更有精力、能力的時候，再重新搭建，看看此生是否有望蓋起理想中的那間房。

自第一本書出版至今，倏忽十年了。多本書的初版版權早已到期，未再加印，二手市場上居然能「炒」到數百元一本，這在當今圖書市場大約也算異數。我自己認為，其中原因一是在於「影響有影響力的人」的定位所致；二是因為聚焦近現代改革史的「有效供給」依然嚴重短缺。

感謝青年出版社給我一個機會，將拙著集中作為一個系列修訂再版；感謝皮鈞社長在百忙之中撥冗親撰導言；感謝責編、設計師以及發行各部門的通力合作；感謝許多許多朋友們為此付出的一切。

1987年，我跨進青年政治學院的大門時，剛滿17歲。那時絕對沒想到，畢生將與的政治難分難捨。本書即將付梓時，恰逢我入都30周年紀念，填了一首七律感懷：

少年簪花把吳鉤，

意氣風高百尺樓。

無路請纓等長風，

有懷投筆覓封侯。

紫竹院外難策馬，

昆玉河畔不棲鷗。

江山應在今朝醉，

詩酒且留後人愁。

主編郵箱：[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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