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用西方標準解讀中國哲學

近代以來，在接觸西方哲學特別是康德哲學和黑格爾哲學后，一些人覺得沒有哲學，即使有也只是准哲學；或者說只有具體的哲學，如政治哲學、倫理哲學、歷史哲學等。對此應該怎麼看？關鍵在於我們是站在哪個角度看這個問題。

一位美國軍事學家在分析《戰爭論》和《孫子兵法》的差異時說，克勞塞維茨的軍事思想是理想主義的絕對論，是要把敵人徹底消滅掉；而《孫子兵法》則是現實主義的中庸之道，在現實中可以有各種變通的方法，可以「不戰而屈人之兵」。這在一定程度上既說出了中西方軍事思想的不同，又說出了文化與西方文化的不同。西方文化的傳統，不論是哲學還是近代興起的實證科學，都在追求變動世界背後的本質或本原，追求現實之外的普遍真理。這是一種二元分離乃至對立的哲學模式，本質與現象、本原與現實因為對立而無法統一。在現實生活中，這種取向會轉變成對標準的追求，認為只有建立一個普適化的標準，才能把握事物的本質。實際上，用標準來規範個體，常常會導致個體差異被抹平。

如果以康德哲學為標準來看，沒有脫離形而下的純理性思想，自然也就沒有哲學。但是，哲學並不等於形而上學。文化的傳統從不把現象與本質、形而上與形而下割裂開來。《周易》講的是「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與「器」在名義上雖然可以分開，但在現實中無法分開：「道」不離「器」，「器」不離「道」。這個特點可以用宋明理學的範疇來說明。宋明理學在形而上層面有了頗為深入的思考，但「理」和「氣」同樣是不可分離的。朱熹就認為，「理，形而上者；氣，形而下者」「天下未有無理之氣，亦未有無氣之理」。在作理論分析時需要區別「理」和「氣」，但在現實世界，「理」和「氣」是融為一體的。據《論語》記載，子遊說子夏的學生在洒掃、應對、進退等日常禮儀上的表現是不錯的，但這些都是細枝末節，根本的道理卻沒有傳授。子夏聽說了以後，大不以為然：不從人倫日用入手，怎麼能認識天道性命呢？理學家對子夏的話非常推崇，認為「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為兩段事，洒掃應對是其然，必有所以然」。「然」背後必有「所以然」，二者是統一的。「道」就在人倫日用中，不是離開現實另外有「道」。形而上與形而下是貫通的還是分離的，這是中西哲學乃至中西文化的一個重要差別。

概念層面的邏輯分析與純理性在文化里確實沒有得到很好發展，但「道不遠人」的實踐性正是文化的特色和優勢。哲學有自己的價值觀念和思維方式，為什麼要用西方哲學的標準來評判呢？舉例來說，對於如何理解《道德經》中的「道」，很多人都在分析「道」到底是精神實體還是物質實體。這就是西方哲學的思維方式在起作用，要去思索獨立於萬物之外的本原。如果從整體上理解老子的思想就會發現，不是獨立於萬物之外有個「道」，「道」就在萬物之中。「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天從「道」得到「清」的特性，地從「道」得到「寧」的特性，「道」在不同事物上表現為不同的特性。老子最推崇水，「上善若水」，觀水可以悟「道」。水是無形的，但又可以隨物賦形。如果撇開這些去研究「道」是精神實體還是物質實體，顯然就偏離了老子最核心的思想。

人類創造了多種多樣的文化。正因為有類型上的差異，文化的互補才有可能。當下，我們要學習西方文化的優點，但前提是要有文化主體性。以西方哲學為標準來解讀哲學，就不可能了解哲學自身的特性，結果往往是在解構文化。我們不能削足適履，而要量體裁衣。只有轉變思維方式，摘下有色眼鏡，才能理解文化本身的獨特價值，更好地選擇性吸收西方文化的精華，用智慧去思考和解決當代與世界面臨的重大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