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可楨的地學思想與中國現代地理學研究體制

本文作者為自然科學史所 張九辰

為竺可楨先生誕辰120周年所作

摘要：在現代地理學的開創者中，竺可楨以學術權威和學術管理者的雙重身份做出了突出貢獻。竺可楨地學思想的形成過程，正是現代地理學在形成、發展的一個縮影；竺可楨在現代地理學體制化方面，更是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文章通過分析竺可楨所受教育背景、學術思想形成，以及他在創建現代地理學體制方面的貢獻，反映出現代地理學在的發展及演變的歷程。

關鍵詞：竺可楨 地學 現代地理學 體制化

2009年，陸大道院士在紀念地理學會成立100周年時，曾經這樣評價：「竺可楨在地理學學科發展方向、地理學研究機構的設立和學術帶頭人的培養、若干重大任務決策等方面，在長時期內（從20世紀20年代開始，特別是在50年代）都發揮了主要作用，是近代地理學的奠基人，處在近現代地理學發展中做出傑出貢獻的第一人的位置」[1]。竺可楨對地理學的貢獻是全方位的，尤為突出的是，他對地理學的總體構想與體制建設。

竺可楨認為「科學非有適當環境，不能發達」[2]。為了創造這種環境，竺可楨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他對地理學體制化建設、對於自然資源綜合考察工作的重視、對地理學的發展設想，萌芽於留學美國時期，形成於民族危難之中，並在新成立后得以實現。分析竺可楨有關思想的形成過程及其背景，可以更好地了解現代地理學體制的特點及形成原因。

一、所受教育背景的影響

20世紀初期大批學生留學日本，這一現象引起美國人的關注。1908年，美國國會正式通過退還部分「庚子賠款」，將留學潮引向美國。此時的竺可楨，正就讀於唐山路礦學堂，他「最熱烈的希望是要出洋到歐美」。多年後竺可楨回憶到：「這個動機，在當時我自己以為是要學好技術為國家、社會服務」[3]。1910年竺可楨考入第二批留美庚款公費生。同年秋天剪掉辮子，登上了去往美國的「號」輪船。這批赴美的學生對美國的教育情況一無所知，又沒有人指導他們選擇學校和所學專業，一切全靠學生本人的抉擇。

1. 專業選擇與學術傳統的熏陶

竺家祖上多靠種田為生。竺可楨的父親從青年時期開始在東關鎮靠開設米行為生，母親也來自農村，因此一年中氣候條件的好壞及其對農業的影響，時時牽動著這個家庭。農村的自然環境、氣候變化給幼年的竺可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到美國后，他想到家鄉的情況，認為以農立國，萬事以農為本，於是放棄了土木工程專業而選擇了農科，進入美國伊利諾大學（University of Illinois）農學院學習[4]。但是，他很快發現美國的農業制度與完全不同，在美國所學的知識在無法應用；而且當時美國農科的學術水平也很低，於是竺可楨逐漸對農學課程失去了興趣。

1913年大學畢業后，竺可楨計劃改學理科。在選擇專業時，以農立國的思想仍然深深地影響著他。另外由於有伊利諾大學三年學習農學的基礎，竺可楨決定選擇與農業生產關係密切的學科，於是他在森林與氣象學之間選擇了後者[5]。那時氣象學是一門新興學科，在美國高校中隸屬於地質學與地理學系中，還沒有獨立的教育機構。美國只有在哈佛大學的研究院開設有氣象學課程。於是竺可楨進入哈佛大學地質學與地理學系攻讀碩士和博士學位。

八年的留美生涯對竺可楨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為他後來在的許多開創性工作奠定了基礎。竺可楨在哈佛大學學習期間，國際形勢發生了重大的變化。1914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和1917年蘇聯的十月革命不但改變了世界格局，而且影響了美國的地理學研究。這時起源於德國的近代地理學已傳入美國20餘年。由於世界政治環境的變化，當時的地理學範疇已經在變革之中，其焦點逐步轉向社會科學，離開了單純的地球科學。地理學和地質學在傳統上的結合也逐步鬆散。

竺可楨雖然在哈佛主修氣象學專業，但是他選修的課程並不限於氣象學，他還學習了歷史地質學、冰川沉積學、地震學、區域地理等有關課程。1916年著名科學史學家喬治·薩頓（George Sarton，1884~1956）在哈佛大學開設了科學史課程，竺可楨旁聽了這門課程[6]，並接受了薩頓提倡的「新人文主義」思想，即在人類活動越來越專業化的形勢下，通過科學史的研究，促進人類文明統一性信念的形成。廣泛的知識背景和「新人文主義」思想的影響，為竺可楨構建地學綜合體系奠定了學術基礎。

近代地理學在美國發展的一個重要基礎，是野外考察的傳統。美國學者早期的考察工作多集中在美國的西部地區，但也有一些學者來到，從事野外考察與研究。美國地質學家龐培烈（Raphael Pumppelly，1836－1923）於1862年至1865年間來華，在東北、華北和西北一帶從事地質調查，並橫穿歐亞大陸。回到美國后，龐培烈於1866年發表了考察報告《在、蒙古及日本的地質研究》。龐培烈的考察傳統，間接地影響了竺可楨。龐培烈曾經邀請在美國哈佛大學地學系執教的戴維斯（William Morris Davis,1850~1934），共同從事美國蒙大拿州沿北太平洋鐵路沿線的考察工作。戴維斯通過這次考察，形成了著名的侵蝕循環理論，並更加重視野外考察，並把這種傳統帶到了哈佛大學。他於1878年在哈佛大學地質系擔任自然地理學講師時制定了地理教學計劃，並建立了許多地理學術機構。戴維斯感到美國的地學教育太注重事實的羅列，而闡明用來組織事實的一般概念則不足。他試圖用地球形成過程的動力模型組織一門地球科學。

竺可楨在哈佛學習的前一年，在哈佛執教34年的戴維斯剛剛離開。戴維斯的學術傳統由阿特伍德（Wallace Walter Atwood，1872~1949）繼承下來。阿特伍德是美國地理學界的後起之秀，他十分重視野外實習和中國小地理教育。他在克拉克大學擔任校長期間（1920-1946年）在該校建立起了地理研究院，該院後來成為了美國地理學的研究中心。竺可楨在哈佛學習期間即從師於阿特伍德學習自然地理學。他還通過羅伯特·華德(Robert Decourcy Ward)吸取了尤利烏斯·馮·漢恩的描述性氣候學的思想，採納了氣候條件對人類的影響的觀點[7]。在氣象學專業課程中，華德的《氣候與人類的關係》[8]被定為氣象專業的教科書之一，該書的觀點對竺可楨影響很大。

2.「科學救國」思想的形成

辛亥革命以後，「科學救國」逐漸成為社會有識之士的口號。此時出國的留學生所選科目主要以理工農醫為主，其中以工程技術最多。這個時期的美國十分重視經濟建設，並把科學看作是成敗的決定性因素。留學學生受此風氣感染，把發展科學視為美國崛起的關鍵[9]。

竺可楨留美期間，「科學救國」正在由一種思想轉變為具有廣泛影響的社會思潮。其中的推動者，正是包括竺可楨在內的海外留學生。他們在國外期間，即以「科學救國」為宗旨創辦學術團體和科學期刊。1914年，在美國康奈爾大學留學的任鴻雋、楊銓等人提議組織一個科學社，並創辦雜誌向國內介紹科學知識和科學思想。不久，科學社及其刊物就隨其創辦人一同轉到了哈佛大學。1915年10月，科學社正式定名為「科學社」。竺可楨成為「科學社」第一批成員，並積极參与社務活動。他從《科學》第2卷第2期發表文章以後，成為《科學》雜誌最重要的作者之一，撰寫了「近代科學與發明」、「科學研究的精神」等文章，促進了民眾科學觀念和科學救國意識的深化。竺可楨也是科學社最重要的領導人之一。他於1916年在首次年會上當選為理事，1923年再次當選，以後幾乎屆屆當選，並於1927－1930年擔任社長[10]。由留美學生創建的科學社及其刊物《科學》雜誌，使科學救國思想的宣傳有了相對固定的陣地和代表人物，並最終促使科學救國思潮的形成[11]。

竺可楨留學歸國后，更是將科學救國的思想付諸實踐。他在興建學科、改革地學體制的過程中，一直在不懈努力，並先後創辦了東南大學地學系、浙大史地系，以及中央研究院氣象研究所等地學機構。但是，舊薄弱的科學基礎和動蕩的社會環境，難以全面推動地理學的體制化建設。新成立以後，科學研究在發展工農業、交通水利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竺可楨意識到：「科學救國只能在共產黨領導下才能實現」[12]。

二、早期的地學思想

地理學在究竟應該如何發展，是否應該照搬西方的體系，是竺可楨一直在思考的問題。西方近代地理學傳入時，學科理論體系尚不完善，因此在學科建設上留給了學者許多需要解決的問題。

1. 推動地學研究的綜合

1918年竺可楨留學歸國。當時國內還沒有像樣的地學研究機構，於是他只能到學校教書。那時高等學校中雖然沒有氣象學系，但在一些高校設有與地學相關的系科講授有關內容。竺可楨首先應聘到武昌高等師範學校（武漢大學前身）任教。武高的地學課程較多，像史地部開設有地理，博物部開設了地質礦物等。竺可楨在博物部講授地理課，並為原數學物理部畢業班教授天文氣象學。學校中氣象學教材還是使用傳統的《觀象台實用氣象學》。竺可楨有意改進教學內容，把新的學術思想傳授給學生。竺可楨的新式教學內容在武高遇到很大的阻力[13]；而且武高的教員多是日本東京高等師範學校的畢業生，留美歸國的竺可楨感到在那裡難於推行美國式的教育思想，於是考慮他就。

1918年留美歸國的郭秉文出任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校長，大量聘請留學人員任教，南高的教授有60%曾留學歐美[14]。竺可楨於1920年到南高后，首先在南高開設了地質學、地文學（自然地理學）和氣象學等課程。他到任的第二年南高改建為第二所國立大學——東南大學，並進行了科系調整。科系調整初期在理科曾設有地理學系，但竺可楨認為地理系範圍過於狹窄，乃改為地學系[15]，並嘗試著將相關學科融為一系。

竺可楨在創建地學系時有意促成地質學、地理學和氣象學的融合。地學系早期即以地質學、地理學、氣象學和古生物學為主要內容[16]，後來該系分為地質礦物門和地理氣象門。所謂「門」就是在系之下所分的專業。這是最早在地學系中分設專業，氣象學也作為地學中的重要內容列入高等教育當中。

在地學教育中，竺可楨十分重視地學知識的綜合訓練。地學系雖然根據學科發展的需要設置了地質礦物和地理氣象兩個專業，但是所有學生的必修科目中包括了地質、地理和氣象學科的基礎知識。野外實習往往也是地理學與地質學同時進行。竺可楨更是親自開設《地學通論》課程。

《地學通論》課程是東南大學文理科各系學生一學年的共同必修科目。竺可楨試圖通過這門課程，將近代的地學發展的總體框架介紹給學生。地學涉獵範圍廣泛，而且當時近代地質學在已經有了長足的進展，氣象學也有專門的課程，惟有地理學含蓋知識面廣而又缺乏成熟的理論體系，因此竺可楨首先把重點放在對地理學學科分類的介紹上。他最初的講義就定名為《地理學通論》。竺可楨在編撰教科書時，把重點放在闡述近代自然地理學的理論體系[17]。《地學通論》中強調了近代地理學研究中人文地理研究的傾向，在各章中加入了各種自然要素對於人類生產和生活的影響及其相互關係的論述。作者在解釋各種自然現象的形成及演變的過程中，十分重視它們對人類影響的分析。由於《地學通論》側重於介紹新的理論，所以從內容上並不系統，書中所舉的實例也以西方的自然地理現象為主。但是竺可楨在實際教學中則介紹了的自然地理狀況[18]。

1928-1929年該書再版時定名為《地學通論》[19]，但當時竺可楨開始主持中央研究院氣象研究所的工作，該課程的教學內容並沒有擴展。《地學通論》在內容上將近代地質學、地理學、氣象學合為一體，但對於如何更好地將三者協調在地學的框架之內，理論上的準備還不夠充分。尤其是在各門學科發展不平衡的情況之下，如何推動學科之間的交融、建立綜合性研究的地學模式，缺乏應有的理論基礎。

2. 重視地學研究的社會價值

面對國內地學研究學術基礎和研究水平十分薄弱的狀況，竺可楨認為從自然資源考察入手開展研究，符合的實際情況。在1927年發表的一篇文章中，竺可楨指出：「含有地方性的各種科學，如地質學、動物學、植物學、氣象學之類，我們在理論方面，雖然不敢高攀歐美，至少在我們國境內的材料，應當去研究研究」[20]。因此，竺可楨十分重視野外考察。

竺可楨對於自然資源考察工作的重視，除了學術研究的需求外，更多是來自於民族責任感。竺可楨歸國后，面對政治動蕩、邊境危機、經濟蕭條、科學落後局面，深感「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他希望通過地理學工作，為內憂外患不斷的祖國做些事情。1921年，他在《科學》和《史地學報》等雜誌上發表了「地學家之責任」。痛陳「歐美日本以迄印度，其對於國內耕地、草地、森林多寡之分配，均有詳細之調查，而各省則獨付闕如。間或有之，則得自古籍之載記，略焉不詳」。他呼籲「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指出地學家應該「以調查全國之地形、氣候、人種及動植物礦產為己任」，並「鼓吹社會，使人人知有測量調查之必要」。文章在列舉中外歷史上各國對於地理形勢、資源情況的調查及重視程度，及其對國家利益的影響后指出：

「歐美日本以迄印度，其對於國內耕地、草地、森林多寡之分配，均有詳細之調查，而各省則獨付闕如。間或有之，則得自古籍之載記，略焉不詳，且未免以誤傳誤之譏。即新得之調查，亦未經精密之測量，不甚足恃也」[21]。

對於大量外國人來華從事考察活動、設立地震台和氣象台，竺可楨認為：「外國人到來辦科學事業，從學術上講我們應當歡迎，但是從國體上著想，從民族光榮上著想，我們是不是能永久容忍這種越俎代庖的辦法呢？」[22]對於日本人在華的調查活動，竺可楨更是痛陳：「近年以來，日人深入腹地，隨處攝影製圖，其用心叵測，言之尤足寒心」。面對「日本人之知勝於人之自知」的言論，竺可楨指出，地學家應該「以調查全國之地形、氣候、人種及動植物礦產為己任」[23]。在當時的條件下，竺可楨並不指望政府能夠出面支持有關工作。他認為：「為今之計，惟有賴社會與國民耳」。1933年，他與翁文灝、張其昀三人聯名發出「地理學會發起旨趣書」，號召地理學界同仁參加發起組織地理學會。竺可楨成為9名理事之一。

20世紀30年代，日本公開侵略。面對國家的危難，竺可楨於1936年在《東方雜誌》上發表文章，再次提出調查自然資源的重要性：「『九一八』以前，三十年間，日本處心積慮，欲進佔東三省，諸凡農林之富庶，礦業之貯藏，交通路線之規劃，人口之多寡，以及經濟政治狀況，莫不調查盡凈，如數家珍，而我反懵然一無所知，事事要拾人的牙慧。人之視我，洞若觀火，我之視人，恍惚若雲霧，一旦有事，勝負之數，固可不必決之疆場而已明矣」[24]。然而，竺可楨的呼籲很快就湮沒在了日本軍隊的隆隆炮聲之中。作為一名學者，竺可楨所能做的，是在參加遠東氣象會議時，因代表受到歧視而憤然宣布退出；作為浙江大學的校長和中央研究院氣象研究所的所長，在抗日戰爭中為遷校和遷所的事務而奔走。

即使在抗日戰爭的艱苦條件下，竺可楨仍然沒有忘記野外考察工作。1941年10月，他在地理研究所作了題為「抗戰建國與地理」的演講。再次提出應該調查自然資源的問題：「現今戰爭雖未結束，但科學工作人員不能不預作通盤打算與縝密之觀察……重工業的建立，在礦產、農產與其他物產已作詳細調查之後，即須慎擇設廠位置，研究鋼鐵廠、機器廠、基本化學工廠、水泥廠等位置之分配。凡此種種，與各地之交通、人口、物質及環境，息息相關，而均為地理上之重要問題也」[25]。竺可楨自留美回國以後，一直在呼籲調查、研究全國的自然條件和自然資源，並且多次提出在全國實施自然資源考察的設想。但由於條件的限制，他的設想在1949年之前沒能實現。

三、科學院地理學的學科與機構布局

1949年，新成立后僅1個月，科學院即宣告成立。新的時代為竺可楨實現其理想提供了機遇。科學院成立以後，竺可楨被任命為副院長、生物學地學部主任，主要負責地學、生物學領域的學術組織與領導工作；他還先後擔任了十多個委員會的主任委員或委員[26]。這為他推動地理學學科和機構的建設，提供了條件。

在科學院工作期間，竺可楨在健全地理學科、組建地理學機構方面付出了大量的心血，以至於當時蘇聯專家也說他「對於地理有偏心」[27]。竺可楨十分關注地理學的發展，是因為地理學與地學領域內的其他學科相比還十分落後。他認為其中的原因，一方面是由於地理學基礎薄弱、水準低落；另一方面也是由於地理工作組織不健全[28]。因此，竺可楨把大量的心血用在地理學研究機構的建設上。

1. 籌建地理研究所

科學院成立后，即著手對自然科學各學科的專家進行了調查。結果顯示，地理學方面的專家共77人，當時在國內的地理學家有60人，他們大多集中在各高等院校的地理系中[29]，地理研究所的學者只有20多人，在1949年之前還隸屬於教育系統。科學院成立以後，一直有學者對是否有必要在科學院內建立地理學研究機構持有異議。1950年，在重組院內研究機構時，部分人員對於地理科學的重要性表示懷疑，並反對在院內設立專門的研究機構；直到1953年，科學院在制定發展規劃、分析各學科已有的基礎時，仍有學者懷疑地理學的學術價值，認為地理方面只能做一般的調查工作。1956年在制定十二年遠景規劃時，地理學是否屬於基礎學科的問題仍然引起了爭論。

面對來自學術界內部的各種置疑，地理學家不得不一再申述地理學在科學研究中的重要性。地理學野外考察、繪製地圖等觀測技能，可以對未知地域的信息進行收集和分類，並為地方經濟建設服務。這個特點，正符合科學院「力求科學研究與實際密切配合」的方向。它成為地理學家強調在院中建立研究所的重要依據。1950年，以周立三為首的20多位地理學家在寫給竺可楨的信中強調：

「地理科學工作為客觀條件所需要，以面積之大，未經勘察地區之廣，無論土地利用之調查，資源分佈之研究，交通路線之勘測，荒地屯墾之調查，邊疆地帶之探發，區域經建之設計，以及地圖之編製等，莫不與地理密切相關。而地理為綜合性之科學，恆能照顧全面與其他。各科學專精一部門之研究，可以相輔相成，並無衝突之處，此理甚顯，無待詳釋」[30]。

竺可楨支持在科學院內建立地理學研究機構。他認為，科學院在「地質方面有個地質所，地質所的重點在找礦，……，是為工業服務的。他說，地理所也是地學方面一個所，這個所不是直接搞農業，但應該為農業做工作。所以一個為工，一個為農，地學部分要有這樣兩個所」[31]。為了支持地理所的建設，竺可楨親自擔任了地理研究所籌備處主任，與所中學者共同討論制定研究方向。在地理研究所籌備委員會會議上，他強調：「過去中央研究院未設地理研究所，除國民黨反動統治障礙外，主要由於地理工作本身的缺憾，只有地理學者努力做出成績，才能受到社會的重視。地理所現在還處於籌備階段，將來能否正式建所還要靠工作人員的努力」[32]。他認為過去「地理工作者缺乏實際工作的表現」，今後的地理學「在經建工作中，調查經濟，發展經濟……有許多工作要做」[33]。

經過竺可楨和地理學者的工作努力，到1959年，地理研究所由建所初期的自然地理、人文地理、海洋和大地測量四個組，發展成為自然地理、地貌、水文、氣候、地圖、經濟地理、外國地理和歷史地理八個組。經過十年的發展，全所人員也增加了十餘倍[34]。

2. 全國地理機構的布局與專業分工

地理學是區域性很強的科學。地理研究機構應該覆蓋全國各重要地區，並實行地區和專業化分工，各具特點、相互協作、形成網路。顯然，科學院內僅有一個地理研究所遠遠不能滿足學科發展的需要。

「大躍進」期間，地理學機構迅速增多。科學院及所屬分院在南京、廣州、蘭州、西安、長春、石家莊、開封、上海等地建立了地理學機構；高等院校的地理系（科）也增加到了五十多個[35]。經過60年代初期的整頓與調整，到文革之前，科學院在全國各地的地理學研究機構共有9個：地理所（北京）、南京地理所、廣州地理所、東北地理所（長春）、華北地理所（石家莊）、地理所西南地理研究室、冰川凍土沙漠所、廣州地理所河南分所（鄭州）、新疆地質地理所（烏魯木齊）[36]。在全國範圍內，初步形成了地理學機構的合理布局。

對於這些機構，竺可楨認為其分工的原則應當根據全國一盤棋的精神，考慮地區特點和已有的基礎，突出重點加以安排。按照他的設想，北京地理所要全面綜合發展，並以區劃、圖集以及一些基礎理論研究為主；南京地理所以農業地理和湖泊研究為主要方向；廣州地理所以熱帶和南方山區研究為主；東北地理所以沼澤、半乾旱地區研究為主；華北地理所以華北平原和山地利用與水土保持為主；地理所西南地理研究室以西南山地高原的調查利用及喀斯特為主要研究方向；冰川凍土沙漠所以冰川、凍土、沙漠的改造利用，以及西北乾旱區水文為主要研究方向；廣州地理所河南分所以河南的自然改造和農業資源的利用為主要方向；新疆地質地理所以新疆自然改造和水資源利用為主要方向[37]。

竺可楨尤其努力推動在西部設立地理機構。西部地域遼闊，自然環境複雜多樣，值得研究的地理學問題很多。他認為：「無論從國民經濟提出的任務或從發展地理學基本理論來看都有大量工作需要進一步去探索和研究……應該列為當前地理研究力量合理布局的填補空白地區」[38]。但是由於條件的限制，這個地區一直缺少足夠的地理學研究力量。1962年，國家開始精簡機構。科學院在全院機構調整時，曾經提出由南京大學接辦南京地理研究所[39]，但是竺可楨反對這個建議。他認為，華東地區和江蘇省的地理研究力量本來很強，華東師大和南京大學等地理系足以勝任華東地區和江蘇省賦予的任務。如果能夠把南京地理所遷移到西南地區，可以加強西南地區的地理學研究力量。在竺可楨的推動下，科學院取得了西南局和分院的支持，制定了把南京地理所遷至西南地區的計劃。但是南京地理所最終沒有遷往西南，而是留在了南京，並在文革中被下放到地方，由江蘇省科委領導。

竺可楨在擔任科學院副院長期間，一直在努力推動全國地理學機構的合理布局。但是文革的衝擊使這些努力化為烏有。一些地理學研究機構在文革期間脫離了科學院，被下放到地方。

四、新學科生長點與新機構建設

新成立以後，地理學領域有許多明確的、國家急需解決的重大科技問題，這些重大任務為地理學的發展、尤其是填補地理研究的空白領域，提供了廣闊的空間。地理學空白領域的創建和學科體系的完善，大多是在各種國家任務的推動下、在國家強有力的經費支持和組織保障下發展起來的。竺可楨根據國家需要，積極推動地理學研究原有基礎十分薄弱或空白的領域的學科建設與發展。

1. 自然資源綜合考察與綜考會的建立

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各種綜合性的科學研究顯現出重大的意義。綜合性研究闡明的規律，可以作為解決有關經濟建設問題的理論基礎，能夠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發揮重要的作用。竺可楨一直倡導綜合性研究。他認為這樣可以更好地為國家經濟建設服務，而且從學理上講，他認為：「一個學科盡可以從本學科的特殊角度來討論問題，然而最終必須歸結到一個目標，即合乎客觀世界的運動變化規律」[40]。他多次強調各學科在深入研究的基礎上，應加強綜合性研究，並在各學科之間取長補短、相互借鑒。

綜合考察不僅具有經濟意義，而且也有重要的學術價值。竺可楨曾經指出：「一個國家的科學水準很容易從這個國家對於其國境內的地形、氣候、動植物和礦產的普查工作做得怎麼樣而看出來；要看這個國家的大型、中型的地形圖、地質圖、土壤圖有沒有能做出來；要看這國家有沒有出全國動物志、全國植物志。這類普查工作不但為建立生物學、地學各科的基本理論研究奠定基礎，而且也是做國民經濟建設計劃時所必需的基本材料」[41]。從國際上講，消滅地圖上的空白點已成為國際的風尚。的遼闊疆域，正是綜合考察的薄弱地區。整個世界都在關注這一地區的調查資料。但是由於條件的限制，1949年以前，學者沒能完成全國範圍內的系統考察工作。這就使得作為具有區域性特點的地學、生物學，缺乏足夠的野外考察資料，無法深入開展研究。因此，綜合考察的科學意義不言而喻。

科學院從建院伊始，就成立了大型考察隊。到50年代中期，科學院已經組建了多個大型考察隊。此時，院內沒有相應的業務依託單位。考察計劃直接在院務會議上討論決定，並由院里組織有關學科建立考察隊伍。考察隊由竺可楨直接領導。隨著考察規模、涉及區域和工作任務的不斷擴大，院內大型綜合考察隊的數量不斷增多。由科學院直接管理考察隊的做法，已經無法適應工作的需要。竺可楨也意識到，綜合性研究「最基本的問題在於缺乏堅強的組織領導」[42]。建立組織機構的問題，逐漸提上日程。

1955年6月，郭沫若院長在學部成立大會的報告中，正式提出了要在院內設置一個「綜合考察工作委員會」，專門負責綜合性的考察工作，以適應全院日益繁重的綜合考察任務[43]。在竺可楨的推動下，1956年1月1日，「綜合考察工作委員會」正式成立[44]，竺可楨親自擔任了委員會主任。自然資源綜合考察，從此進入了蓬勃發展的時期。

2. 為農業服務與西北農業生物研究所的創建

竺可楨在主持科學院工作期間，十分重視科學研究為農業生產服務的方向[45]。他認為：「地理與地質雖同為地學科學，但在其實踐方面，二者的服務對象不盡相同。地質學注重於地下資源，其服務對象主要是工礦企業；而地理學則研究地表，注重水利資源、氣候資源、土壤資源和其相關的生物資源，其服務對象主要是農業和交通」[46]。1964年他在參加地理學會幹旱區地理學術會議時曾說：「今天我們在這裡討論乾旱地區的學術問題，檢閱工作成績的時候，衡量的標準只有一個，那就是我們地理工作者為國家農業生產的發展做出了什麼貢獻」[47]。

在竺可楨的影響下，科學院的地理學研究從一開始就十分重視為農業服務的方向。地理學工作者在農田供水平衡和水鹽動態規律研究；高山融冰化雪，增加灌溉水源；沙漠及乾旱地區的改造和利用；旱澇變化規律的研究；為農業生產服務的各級自然區劃和農業區劃；土地資源和自然條件的農業評價與其合理利用以及農業生產合理布局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並在服務農業的過程中，建立起研究隊伍，創建了研究機構。西北農業生物研究所便是其中一例。

黃河中游的水土保持問題，成為科學院成立后地理學者首先參與的、服務於農業的重大任務。1953年，蘇聯專家曾經建議：「黃河水利問題是一個綜合性的大問題……科學院必須擔負一部分這方面的科學研究工作」[48]。同年底，生物學地學部所長會議決定將黃河中游水土保持工作作為重點工作之一。1955年，正式成立了「科學院黃河中游水土保持綜合考察隊」。而此時，科學院正在籌建西北分院。西北分院籌建時確定的5項任務中，就有「配合西北農、林、水利及畜牧事業的發展，以黃河中上游水土保持問題為中心，進行綜合性的調查研究」。為此，西北分院籌建的第一年就著手建立有關機構。竺可楨對此十分重視，「親臨陝西武功，選定所址」[49]。1955年，在黃河中游水土保持工作的推動下，科學院在陝西武功建立起西北地區的第一個學術研究機構：「科學院西北農業生物研究所」。研究所配合農業部門的研究力量進行調查及總結群眾經驗，開展生物、農、林、牧、水等基本性和關鍵性問題的研究，為解決黃土區水土保持及增加農業生產提供科學依據[50]。

科學院地理學研究偏重為農業服務的方向，也曾引起過一些學者的質疑。早在1952年科學院召開的第一次院務常務會議上，就有學者指出科學院的計劃偏重主觀，比較注意農林方面的問題，而對工業建設方面的問題注意得少[51]；1957年，蘇聯顧問拉扎連柯也曾指出：圍繞自然資源的「綜合調查一般局限於農林牧資源的調查是不夠的」[52]；直到文革期間，在毛澤東思想學習班的討論會上還有學者提出，竺可楨只強調為農業服務不夠，應該加強為工業服務的內容。竺可楨也贊同這些建議[53]。

但是，科學院地理學研究偏重為農業服務，有著客觀原因。正如竺可楨的解釋：「地質礦產資源調查……因地質調查人材相對地集中在地質部，本院地質研究所成立未及兩年，所以此項調查工作……尚未展開」[54]。直到50年代末期到60年代初期，科學院在組織西北地區的野外考察工作時，地質部、煤炭工業部、石油工業部也在這一地區從事地質礦產資源的勘察工作。科學院的考察隊中缺乏地質人才、避免與其它機構工作上的重複等多種原因，影響了考察隊開展與工業相關的工作。

3. 重大任務帶動的新學科與新機構

科學院從建院開始，就把科學研究與生產實際密切配合作為新的方向。1950年6月14日，郭沫若以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主任的身份，發布了關於科學院基本任務的指示。指示明確了科學院的總方針：「發展科學的思想以肅清落後的和反動的思想，培養健全的科學人才和國家建設人才，力求學術研究與實際需要的密切配合，使科學能夠真正服務於國家的工業、農業、國防建設、保健和人民的文化生活」[55]。因此科學院從建院伊始，就接受了大量為國家建設服務的任務。

竺可楨十分重視地理工作者在完成國家重大任務中的作用。他認為：地理學「具有明顯的實踐作用，與國民經濟建設的各個部門有著極其密切的關係」[56]；他還曾經在一首詩中生動地描述：「學科自古隨任務，好比河高船自升」[57]。他在推動地理學家參與黃河中上游水土保持、為解決西北地區乾旱問題的冰川融水、凍土及泥石流治理、防沙治沙等工作中，發揮了重要作用。這些工作不但促進了理論與實際的結合，還帶動了一些新的學科，建立起了有關的研究機構。

西北地區，沙害對農牧業、交通和水利設施造成了嚴重的威脅。早在50年代初期，全國人大就曾要求科學院協助解決鐵路風沙災害的問題[58]。查明沙漠情況，探索治理方法在科學上和生產實踐上都具有重要的意義。但那時沙漠學研究在尚未開始，世界各國的沙漠研究也剛剛起步。

在國家和各級地方政府的重視和支持下，1959年科學院成立了治沙隊。竺可楨親自擔任了國家科委治沙組組長。他雖然不能親自到野外工作，但一直關心治沙工作的進展。一方面參加治沙隊的各種計劃、總結、彙報會議；另一方面注意收集世界各國治理和改造沙區的情況，向國內學者介紹國外的經驗。他還多次撰寫科普文章，介紹沙漠的情況和中外治沙的經驗教訓。竺可楨於1961年撰寫的《向沙漠進軍》一文，後來被收入九年制義務教育的國中課本。

治沙隊的任務是協助各地區進行治沙規劃，並負責解決治沙工作中的重大科學技術問題和理論問題。由地學、生物學等多學科學者共同組成的考察隊，為學科間的交叉滲透提供了條件，從而為沙漠學研究奠定了學術基礎。科學院也在考察隊的基礎上，建立了沙漠研究所。儘管沙漠化問題至今也沒得到根本的解決，但正是有關任務帶動了沙漠學研究，並使之成為新較少的、已達到世界先進水平的學科之一。到了20世紀70、80年代，的沙漠學研究已經走到了世界前列。

西北地區山嶽冰川豐富。1956年在討論十二年遠景規劃時，蘇聯專家提出應該注意冰川問題，並強調這是科學研究中的一個空白點[59]。但是由於條件的限制，冰川研究並沒有被作為重點研究領域納入十二年遠景規劃當中[60]。

冰川學是介於地理學、地質學、地球物理學和工程科學之間的交叉學科。20世紀50年代，在科學研究基礎十分薄弱的，冰川學還是一個空白領域，缺乏研究的基礎。儘管如此，竺可楨十分重視冰川研究及其社會經濟價值。早在1943年，他就指出西北地區增加水源的辦法使調查山區積雪面積的厚度，並加以人工融化；50年代末期，他在視察工作時多次強調，一定要使西部地區的冰雪為人民所用[61]。

為了掌握西部冰川的基本情況、積累科學資料、解決西北地區的乾旱問題，1958年，科學院計劃用三年時間進行祁連山冰川考察，了解開發高山冰川水源的可能性。此時，農業生產的「大躍進」使農田灌溉面積大大增加，解決西北地區的農業用水問題迫在眉睫。在與地方政府的接洽中，地方領導提出希望考察隊能用半年的時間查清祁連山冰川資源的分佈和數量，為以後大規模開展融化冰雪，增加河西灌溉水源創造條件。為了保證順利完成任務，在竺可楨的支持下，科學院決定成立高山冰雪利用研究隊。

考察隊的任務是基本摸清祁連山冰川資源的分佈，積累科學資料，並試驗人工加強冰川融化，以增加農田灌溉水量的可能性。高山冰雪利用研究隊雖然從規模上還不能算作科學院的大型考察隊，但是它為當代科學研究開闢了一個新的領域。考察隊調查了祁連山各大山脈現代冰川的分佈、儲水量、形成條件和形態類型，觀測了冰川積累與消融現象，冰川與河流的補給關係，探討了人工促進冰雪消融的可能性。野外工作結束后，完成並出版了43萬字的考察報告《祁連山現代冰川考察報告》。這是學者撰寫的第一本冰川學專著。

通過考察工作，建立起了一支包括地質、地貌、水文、氣候和測繪等學科人員組成的冰川研究隊伍。1960年冰川凍土研究所成立，所中人員一度達到200人左右，為冰川研究奠定了基礎。以此為契機，學者在艱苦的條件下，對西部十多個山區的現代冰川進行了廣泛的考察，收集編印了冰川資料，建立起了實驗室，促進了冰川學的發展。

五、開拓新的方向，為地理學體制化奠定基礎

竺可楨在主管科學院地學部工作期間，不但注重地理研究機構的地域布局、推動新興研究領域，而且從的國情出發，促進學科的合理布局。因此，竺可楨除了支持建立研究機構外，還努力推動地理學研究中的一些重要方向，為其後的體制化建設奠定了基礎。

1. 青藏高原科學考察與研究

竺可楨對西藏地區的關注由來已久。早在20世紀20年代初期，他就提議「組織蒙藏探險團」。他認為，「蒙藏幅員遼闊，為國藩籬。然其風土真相，非能朗印於國民腦海，遂生三種結果：（一）種族界限隔閡，（二）移民實邊不行，（三）邊地空虛，啟外人窺伺。倘緣是而有失，則國運阻喪，莫此為甚」。並進一步指出：「英俄日窺我蒙藏，探險之士，前後相望。夫以之土，彼卻不憚險阻，卒能揭其真相以去。而我以主人翁之資格，反茫然無所知，寧非奇恥」。[62]竺可楨的倡議在國家積弱積貧的時代無法成為現實。但是他仍然盡己所能推動有關事業。30年代初期，他作為中央研究院氣象研究所所長，專門派地理學家徐近之（1908－1982）進藏籌建高原氣象站。

儘管竺可楨一再呼籲要重視對青藏地區的考察，但是在1949年以前，政治動蕩、社會治安狀況混亂的社會環境，阻礙了進藏考察。科學研究基礎薄弱、經濟落後、交通不便等條件，也制約了科學考察與研究工作。直到20世紀50年代末期為止，科學院也只是在配合國家任務和登山運動中，曾於1951年和1959年組織過兩次小規模的考察。

1959年，平定西藏叛亂取得了決定性勝利。1960年，科學院組織了由100多名成員構成的考察隊，再次進藏。考察隊計劃對青藏地區進行全面、系統的考察。但是，由於「大躍進」期間造成的全國經濟困難，科學院已無力繼續支持青藏考察，這項工作於1962年被迫停止。工作的中途夭折，使「資料收集很不完整，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考察報告的質量，有的專業甚至未能提出報告」[63]。

1962年制定十年規劃時，「西藏高原綜合考察研究」再次被列入規劃，並且成為綜合考察三大中心任務之一。雖然有了十年規劃的宏偉設想，但是在艱苦的條件下科學院一時無力組織進藏考察。竺可楨積極主張開展青藏考察工作，他在1964年的日記中曾經寫到：「使西藏一隅長留為空白總非國家之福」[64]。在竺可楨的組織領導下，1964年科學院自然資源綜合考察委員會與地質所、地理所、地球物理所、冰川凍土所的有關負責人員，共同商討了進藏考察的問題。會後，竺可楨專門給院黨組提交報告，建議科學院從1965年開始組織小型考察隊進藏工作，並請求科委把這項工作列為重點項目、請國務院指示西藏工委和軍區給予支持[65]。

1966年7月，青藏考察再次暫停，所有人員返回內地參加文化大革命。1967年「考察隊員們以此項任務系聶榮臻同志批准為由，要求繼續進行調查。這樣，這支考察隊從1967到1968又得以進行了兩個夏季的野外調查工作」[66]。直到20世紀70年代，對青藏高原綜合考察工作才得以全面展開。

1972年，科學院在貴陽組織召開了地學工作會議。會議決定繼續開展青藏高原科學考察，並把考察範圍初步設定在西藏西部、新疆南緣的空白地區。7月，科學院為召開「珠穆朗瑪峰地區學術討論會和為制定青藏高原1973－1980年綜合科學考察規劃」開始做準備，並制定考察規劃初稿，發送有關單位徵求意見。一直關注青藏考察工作的竺可楨，對於制定的規劃十分滿意，他強調指出：「計劃還是很全面的；不過實行起來一定會有修改的地方，因為其範圍太廣泛了，最重要的是參加的各研究單位必須把青藏高原考察作為重要項目列入本單位計劃中，固定參加人員，歷年不變，不僅作為訓練青年同志的一個考察隊而已」[67]。1972年10月，科學院在蘭州召開了珠峰考察學術會議。參加會議的人員主要來自地理、地質、氣象、生物等研究領域，竺可楨建議天文領域的學者應該參加會議。他認為在西藏高原觀測火星、金星以及宇宙線有特別優點，他還提出地球物理所應注意解決西藏高原理論問題，如喜馬拉雅上升與板塊理論及地震的關係[68]。

幾次會議之後，根據規劃的要求，科學院組建了青藏高原綜合考察隊。考察隊於1973－1980年、1981－1983年和1988－1990年分三個階段，先後對高原主體地區開展了大規模的綜合考察。

2. 自然區劃研究

竺可楨在早年的研究中，就十分注意東部地區的地帶性特點。他對地帶性的關注並不是從單一的地理要素著眼，而是把自然界作為一個整體，從多種自然地理要素進行綜合分析。1949年以前，由於綜合性研究缺乏必要的資料和研究基礎，竺可楨對於自然區域的研究主要側重於氣候區劃方面。但是他在研究中，也盡量利用掌握的資料多方面考慮。1929年，竺可楨為出席泛太平洋學術會議，撰寫了「氣候區域論」，將劃分為八個區域。此文成為氣候區劃的開創之作。30年代，張其昀就曾經評價竺可楨的氣候區劃：「分區以氣候為主，同時兼顧地形方面。近年新的研究像土壤區域、植物區域、農業區域等與竺先生的氣候區域相比觀，常有相得益彰之妙」。「竺可楨先生的八大區域，提綱絜領，常為地學家所依據」[69]；60年代，馮繩武在總結自然區劃工作時，稱竺可楨的八個區域劃分「不但正確地指出各大區域的氣候特徵，而且創立了現今氣候區劃和自然區劃同分全國為八大地區的基本輪廓。特別是東部現有部門區劃和綜合自然區劃的各套方案中，共同採用東北、華北、華中、華南等四個自然地區名稱，實從竺可楨先生開始。僅此一點，可稱竺先生確是現代自然區劃的開創者」[70]。

新成立后，因自然區劃可以為國家規劃生產力合理布局提供科學依據，對國家部署農業生產具有重要的作用，因此這項工作被列入十二年遠景規劃當中。從而具備了在統一計劃之下、在遼闊的國土上同時進行綜合自然、地貌、氣候、水文、土壤、植物、動物及昆蟲等的區劃。

十二年遠景規劃開始實施后，自然區劃的工作首先啟動。為了組織和協調有關工作，科學院成立了「自然區劃工作委員會」，並擬定了《自然區劃研究工作進行方案（草案）》。1955年12月，院務常務會議討論了生物學地學部提出的《自然區劃工作進行方案》，同意組織「科學院自然區劃工作委員會」。該委員會由竺可楨直接領導，委員會的任務是組織各有關學科人員收集整理資料，進行地貌、氣候、水文、土壤及動植物區劃及綜合自然區劃。

編製全國自然區劃是一項規模宏大的工程，最初學者希望能夠藉助於蘇聯的經驗，但是他們很快發現，蘇聯並沒有先例。於是學者自力更生，自定方案。竺可楨雖然很忙，但是每次召開討論自然區劃問題的會議他都參加。他不但主持會議，問題討論之後，主要也是由他做最後的決定。經過幾個月的開會討論、聽取各方面的意見，委員會最後確定的原則和步驟，是將全國先分東部季風區，蒙新高原區與青藏高原區三大部分。主要遵循地帶性原則，先按溫度，其次按水分條件，再次按地形三級劃分區域，根據氣候、土壤、植被資料進行區劃工作。

原則確定下來了，但是具體的界線如何確定？相應的分界指標如何選擇？這方面又因為資料不足，意見分歧，其焦點是亞熱帶範圍問題。當時蘇聯幾種權威性著作都把部分的亞熱帶北界劃到了東北的中部，包括內蒙古和新疆大部，南界在福建北部與江西、湖南的南部。在討論中，不少學者反對這種看法。為此竺可楨專門撰寫了《的亞熱帶》一文，發表在1958年的《科學通報》上。文中規定了亞熱帶積溫指標為4500-8000℃，最冷月2-16℃，有多種標誌性的亞熱帶植物，如樟、茶、馬尾松、柏、杉、油菜、油桐、柑橘、毛竹等。根據這個標準，亞熱帶的北界應該劃在淮河、秦嶺一線，南界穿越台灣中部與雷州半島南部。經過兩年多的努力，1959年委員會完成並出版了《綜合自然區劃》、《地貌區劃》等8種9冊區劃說明書，共計259萬字。

竺可楨在現代地理學研究體制建設方面的貢獻是多方位的。除了上述諸方面外，他還在推動歷史地理、邊疆地理、地方志、地圖製圖、人口地理、海洋地理、地震研究等方面的學科建設上做出了重要貢獻。

六、餘論：在地理學建設中兼顧理論與應用研究

竺可楨認為，「趕超世界地理學先進水平有應用和理論兩個方面」[71]，因此他在實際工作中，對於理論研究和應用研究都十分重視。竺可楨對於地理學應用性研究工作的重視，以及這方面的成果是顯而易見的。從「科學救國」到「科學研究為國家建設服務」，竺可楨一直在努力尋找這門學科貢獻於國家的途徑，並在實際工作中推動了現代地理學的體制建設、填補了多項地理學研究的空白領域。

竺可楨重視應用性工作的同時，也一再地強調理論研究的重要性。他認為發展地理學的目標，是「消滅地理學上的空白區，在一切薄弱的領域建立起基礎，在一些主要的方面做出突出的成績」[72]。只是在過於強調聯繫實際的時代里，理論工作受到了很大的限制。為此，竺可楨在執掌科學院地學工作期間，一直在呼籲加強理論研究。

1950年，竺可楨在《科學》雜誌上發表了「科學的新方向」。文中強調：有人以為注重科學的實用性就可把基本理論科學研究完全放棄，使每個科學家統去做直接與生產有關的工作，這是錯誤的觀念。……把基本理論科學拋在一邊，則不但科學將永無進步，即為生產著想，把眼光放遠一點，亦得不償失[73]；1953年，竺可楨在《科學通報》等刊物上發表文章，對於地理學研究中經常被動地按照生產部門的要求從事具體任務的做法提出了批評[74]；1955年在科學院學部成立大會上，竺可楨在報告中引用斯大林的話：「理論工作不僅必須趕上實際工作，而且必須走在實際工作的前面，武裝我們的實際工作者去爭取社會主義勝利」[75]；1957年竺可楨在學部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報告中指出：「由於社會主義建設對於科學研究的要求迫切而繁重，幾年來生物學地學進行了不少聯繫生產實際較為直接的研究工作，進行了較大規模的調查工作，因此對於基本理論方向的研究不能投入較大的力量或給予應有的重視。今後應如何正確地貫徹理論聯繫實際的方針，適當地有計劃地加強基本理論問題的研究」[76]；在「大躍進」的熱潮中，在提倡「任務帶學科」的同時，竺可楨呼籲地理工作者：「理論科學或稱基礎科學是未來科學發展的泉源，我們不能放棄」[77]；1962年竺可楨在談到參加廣州會議的感想時說：「在目前的形勢下，我們要於十年內趕上或接近國際先進水平，抓基礎科學，尤其是很迫切的」[78]；1965年，竺可楨在科學院地理工作會議上強調：地理學研究一方面要結合生產實踐的需要，另一方面要注意基本理論的建立和提高，並且注意消滅空白學科。在廣泛參加生產實踐的基礎上，不斷總結，注意積累，打好理論基礎[79]；即使在文革中的1968年，竺可楨與吳有訓仍聯名上書周恩來總理，呼籲科學院要重視基礎學科建設，並提出：「為了解決重要實際問題，必須有理論之指導」[80]。

在「任務」壓倒一切的年代里，竺可楨的設想和努力無法全部實現。但是在他的推動下，地理學者在幾十年的時間裡，在薄弱的基礎上做出了重大的成就。其中一些成果，得到了世界學術界的肯定。這些成就的取得應該歸功於那個時代的學者，尤其是在學術研究和學術組織管理中發揮過重要作用的竺可楨。

中科院大氣物理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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