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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候，我們引進了很多外國童書

2021/12/25

最近，外版童書又意外成了討論的熱點。

眾所周知，童書是近年出版市場上最大的熱門領域。而這些新出版的童書里，引進外版書佔了絕大部分。面對本土優秀原創作品稀缺的現狀，有一個「雞生蛋」「蛋生雞」式的問題：到底是因為原創作品水平不濟，大家不得不擇優選擇外版童書？還是因為外版書太多，擠壓了原創作品的生存和成長空間？

也許沒有答案。但有一件事我們可以知道：現代意義上的兒童文學和童書出版，從誕生之初就與外國作品、與翻譯引進分不開。在五四時期，就開始了翻譯引進外國童書的熱潮，而且很多譯者都是當時的文壇大家。

我們現在熟悉的安徒生童話，已經有無數個版本。豆瓣上隨便一搜，結果如下——

其中葉君健、任溶溶的譯本，都已經成為經典版本。

但安徒生童話最早譯介到，可以回溯到辛亥革命前後，當時已經有他的一些作品出現在報刊雜誌上。但如果要尋找安徒生作品在傳播的意義節點，那麼首先應該是刊登在1919年《新青年》雜誌6卷1號上的、由周作人翻譯的《賣火柴的女兒》。

其實早在1912年，周作人就曾在《童話略論》一文中介紹安徒生及其童話的文字，認為「今歐土人為童話惟丹麥安兌爾然（Andersen）為最工，即因其天性自然，行年七十，不改童心」。1913年，又發表《丹麥詩人安兌爾然傳》，稱讚其所童話能「以小兒之目觀察萬物，而以詩人之筆寫之，故美妙自然，可稱神品，真前無古人，后亦無來者也」，讓更多國人了解到安徒生童話的價值。

《新青年》上周作人譯《賣火柴的女兒》

我們同樣熟悉的安徒生童話故事《天鵝》（今譯《野天鵝》），曾由冰心翻譯，刊登在《小說月報》1925年第15卷10號上。

為了讓更多人閱讀和熟悉安徒生的作品。當時最重要的文學刊物《小說月報》在1926年將第16卷8號、9號定為「安徒生號」，刊登了顧均正譯《老人做的總不錯》、趙景深譯《豌豆上的公主》、《牧羊女郎和打掃煙囪者》、《鎖眼阿來》、《燭》、《天鵝》、徐調孚譯《火絨箱》等。這些我們如今耳熟能詳的童話，就這樣紛紛有了中文版本。

《小說月報》「安徒生號」

後來致力於面向青少年的科普寫作的翻譯家、作家顧均正，在30年代出版了《夜鶯：安徒生童話集》。後來成為著名文學史家、教育家的趙景深曾出版《安徒生童話集》。幾種安徒生童話全集在40年代也紛紛出版。

趙景深譯《皇帝的新衣：安徒生童話集》（1930）

還有很多我們熟悉的兒童文學作品有相應的「民國版」。比如：

魯迅翻譯的《小約翰》——

據稱，1906年，留學日本的魯迅於舊書店淘書時，在幾本德文雜誌暗黃的紙頁上，看到童話作品《小約翰》的介紹與節譯，一見鍾情，他輾轉託人買到德文本，讀完愛之深切，決意將之譯成中文，推介給國人。二十年之後的1927年，他終於得以將《小約翰》譯成中文出版。

除此之外，魯迅還曾翻譯過《愛羅先珂童話集》。他稱讚俄國作家愛羅先珂「只是夢幻，純白，而有大心，也為了非他族類的不幸者而嘆息」。

《愛羅先珂童話集》

列那狐的故事在當時就已經有過幾個版本。有鄭振鐸的譯本，還有1926年5月出版的文基譯述的《列那狐的歷史》。

近年的新版鄭振鐸譯《列那狐》，其譯本曾在上世紀30年代列入開明書店「世界少年文學叢刊」出版。

鄭振鐸在兒童文學翻譯上用力甚多，有不少譯作。尤值得一提的，是他與夫人高君箴合作譯述的童話集《天鵝》，這本書在1924年底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其中內容是譯自日本、瑞典、義大利等各國的童話故事，風格不同、意趣不同，卻看得出兩位譯者的熱情與開闊的視野。葉聖陶在此書序言中，熱情稱讚了鄭高伉儷獻身於兒童文字的精神。

2014年海豚出版社「經典懷舊」系列中的鄭振鐸、高君箴譯《天鵝》。

比如，這本書里有大家熟悉的日本童話《竹取物語》——他們譯為《竹公主》。還有高君箴翻譯的格林童話《白雪公主》——她將其譯為「白雲女郎」。

彼得·潘的故事，同樣很多人都翻譯過。最著名的版本大概是梁實秋譯本《潘彼得》，至今，梁譯也是《彼得潘》的經典譯文之一。

《愛麗絲漫遊奇境》來到，首個全譯本出自語言學大家趙元任，他在1921年就翻譯了《阿麗思漫遊奇境記》，其後在三四十年代又有不少新譯本，但影響力都不及這一版。在這本書的序言中，趙元任特意強調這是「一部寫給小孩子看的書」。

趙元任譯《阿麗思漫遊奇境記》

如果向前追溯到更早，就又不得不提到魯迅和周作人。周氏兄弟在日本留學時即合編了一本《域外小說集》，翻譯以文言完成，其中包括安徒生的《皇帝之新衣》，又有王爾德的《安樂王子》（即今譯《快樂王子》）。

但王爾德的這部童話作品，之後最受推崇也流傳最廣的版本來自巴金1948年的譯本，多年來一版再版。

巴金譯《快樂王子》1981年版

列舉了這麼多民國時的外版兒童文學翻譯作品，但為什麼在那個時候，有如此之多的著名文人有巨大的熱情、願意投入巨大的精力做這件事情？

因為的兒童，正是在五四時期被重新「發現」的。從前並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兒童文學」，也不曾覺得「兒童」需要專門的文學和藝術作品。五四啟蒙者們批判傳統「孝道」對兒童的殘害，抨擊兒童從未被視為獨立人格的個體。正是在這個時候起，兒童自身的心理特性和個體價值受到了重視，而外國兒童文學的譯介，是這一理念最好的推行方式。

亞米契斯的《愛的教育》在1910年就曾有過包天笑譯本，而十年之後，教育家夏丏尊又將其重譯。夏丏尊被書中小主人公以自己的視角敘寫生活中的瑣事、表達對美好生活嚮往的情節所打動，這讓他反思對兒童的教育過程，夏丏尊藉由此書意識到，孩子們是在生活中學習成長的，而非課本。

2004年版夏丏尊譯《愛的教育》

周作人更是「兒童文學」這一概念的正式提出者。他寫過許多篇探討兒童、研究兒童、鼓吹兒童文學的文章。比如在《兒童研究導論》中將兒童分為「嬰兒期」「幼兒期」「少年期」「青年期」四個階段，對不同階段兒童的特點和教育的側重點進行了闡述。他翻譯日本新井道太郎的論文《小兒爭鬥之研究》，肯定兒童的天性，不但不把兒童之間的爭鬥看作陋習，反而肯定它是兒童生活中所必須的娛樂。

在《兒童的文學》（1920）一文中，周作人直接談過兒童的文學應該滿足孩子的興趣，而不是為了「提倡」和「鼓吹」：

在詩歌里鼓吹合群，在故事裡提倡愛國，專為將來設想，不顧現在兒童生活的需要的辦法，也不免浪費了兒童的時間，缺損了兒童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