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二》：80后導演的「慰安婦」記錄

慰安婦，在是個熟悉的陌生辭彙。

說熟悉，是因為多少年來，它被作為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所犯下的罪行之一，每到紀念日便會反覆提出；說陌生，則是因為並沒有人真正去了解，的慰安婦到底經歷了什麼，她們的現狀如何，作為戰爭中的性受傷害者，她們從未被這個國家真正關注、關心和補償過。

近些年，日本有《渴望陽光》《與記憶共生》，台灣有《蘆葦之歌》等「慰安婦」題材的紀錄片，但，這個領域一直鮮有獨立紀錄片。據著名慰安婦問題研究專家蘇良智的統計，至2016年4月，全國公開身份的「慰安婦」倖存者只剩下22位。「大都疾病纏身，有的躺在床上」。

直至2016年4月，終於出現了一部對「慰安婦」集體緬懷的紀錄片。又一年多后，2017年8月14日，紀錄片《二十二》在內地上映。

4月29日，紀錄片《二十二》因獲得第23屆北京大學生電影節主競賽紀錄單元「組委會特別推薦獎」，在北京師範大學「北國劇場」進行了特別展映。

這是一部關於慰安婦倖存者的生活記錄。影片從一位已故「慰安婦」的葬禮開始，沒有解說，不加史料，僅是展示老人當下的生活情境。和我們之前見過描述她們的語境不同，鏡頭裡的老人沒有控訴，沒有煽情。

但112分鐘的生活記錄，略顯沉悶。放映會結束后，導演郭柯上台，他顯得有些緊張，「片子是不是有點悶？」聲音里有點怯。

有觀眾提問，「最後一段葬禮看完有種說不出來的感覺。」郭柯說，「對，就是要一種說不出來的感覺。」台下有觀眾笑了。

這句聽起來很虛的話，或許是郭柯這四年心路歷程最好的概括。從2012年接觸第一位「慰安婦」韋紹蘭開始，他心底對她們有了一些與別人的刻板印象不一樣的感覺，那是什麼他也不完全確定。而作為年輕導演，他的影像也沒能精確傳遞這些感受。但他確定他做的這件事，是對的。

這個感受，在他之前拍另一部同題材紀錄片《三十二》時，還沒有出現。

《三十二》是郭柯第一部獨立拍攝的紀錄短片。那時，周圍朋友對《三十二》都給予負面反饋，以至於很長時間裡他都懷疑自己是不是錯了。

拍一個「大時代下

被歷史境遇改變命運的女人」

郭柯是成都人，80年生。1998年參加香港導演開設的「藝員培訓班」，抱著演員夢入行，先後做過做服裝助理、燈光、演員助理，至2002年轉型做副導演，參與拍攝的電視劇有「幾十部」。

到2012年，做了十多年副手的他，希望有機會獨當一面，郭柯遇上了韋紹蘭的故事。

他無意間瞥見的一篇報道，說的「一個慰安婦和她的日本兒子」的故事，郭柯看到了這個「戲劇衝突」，覺得是「一部好劇情片的故事點」。

報道的主人公是廣西荔浦縣的瑤族老人韋紹蘭，和她的中日混血兒子羅善學。1944年，20歲的韋紹蘭被日軍強征為慰安婦，3個月後艱難逃離慰安所。不久，她發現自己懷上了日本人的孩子……「日本仔」羅善學一直在家鄉生活，至今已70多歲的他始終娶不到老婆，與母親同住。

「慰安婦和她的混血兒子，兩個人物的身份都比較離奇，肯定有跌宕起伏的經歷。」郭柯想到的，那是大時代下被歷史境遇改變命運的女人。他想象著，一個剛20歲的年輕母親，懷上了日本人的孩子，在生與不生之間，那種內心的糾結和複雜。「我想鑽到一個人的心裏面去看。我喜歡這樣的故事。」郭柯說。

郭柯找到了蘇智良，他是慰安婦問題研究中心主任，研究「慰安婦」問題20多年。1992年，他第一次和「慰安婦」相遇，只是想考證日軍第一家慰安所是不是在上海。但是，「看到了這一群不幸的倖存者，你就無法轉身離開。」蘇智良說。

這些年，蘇智良接待過太多尋求他幫助的媒體人。蘇智良記得當時郭柯告訴他，「我看到慰安婦的題材，感覺很震驚，我有責任記錄下來。商業電影我可以拍一輩子，但這個題材稍縱即逝，時間過了就沒有了。」他見到這樣誠懇的表態的人很多，他們大多說得好聽而眼高手低，他覺得郭柯大概也是如此。

而且，「慰安婦」涉及性侵害，是一種刻骨銘心的痛。有記者來，蘇智良大多拒絕，他不忍心一遍一遍讓老人死去活來反覆咀嚼傷痛。

郭柯還是去拍了。

郭柯找到投資公司，慰安婦的題材、新導演、近千萬的投資預算，對投資方沒有太大的吸引力和說服力。但投資方給了他一個機會，願意先給他35萬拍韋紹蘭老人日常生活的片段，考察郭柯的能力，同時記錄下韋紹蘭的影像。韋紹蘭90多歲了，怕是等不到影片開拍的那一天。

「我還是想要一個故事。片段就沒意義了，不如拍一個紀錄片吧。」那是郭柯第一次說出「紀錄片」三個字。沒有概念，不帶敬意，那時他只是純粹覺得紀錄片省錢、方便。

一段時間后，蘇智良收到郭柯發來的一張工作照，20來人在韋紹蘭土房子前面的合影，他有點驚訝。作為學界研究「慰安婦」問題的專家，蘇智良多次和官方媒體合作拍攝這個題材的紀錄片，去者少則一個，多則四個人，從沒見過20多人的團隊。蘇智良感覺他是在當回事兒做。

郭柯習慣的是劇組拍電視劇的模式。不管是《三十二》還是之後的《二十二》，動輒30人的劇組團隊和器材，使得每天的開銷都上萬。除了服裝、化妝、道具和演員，這個紀錄片團隊的配置和一個文藝片劇組並無太大差別。

採訪以外的鏡頭，郭柯的畫質、調度和剪輯，都以電影的標準操作。他覺得，一定要用最好的影像記錄她們。

8天，郭柯完成了43分鐘的《三十二》的拍攝。

郭柯這才剛剛摸到了這群人的邊緣，才知道紀錄片是怎麼回事。

「現實面前，虛構太蒼白」

2013年初，郭柯特地在上海租了一個放映廳，把剪輯好的短片給投資方看，老闆不滿意，「太平淡了，一點故事情節都沒有。」

和投資方持相同意見的還有郭柯身邊的朋友們，他們不知道郭柯要表達什麼。其實郭柯自己也說不上來，「我就是想把老人最真實的一面展現出來。」解釋很蒼白，他的朋友們更不懂了。

一直到2014年11月，《三十二》獲得2014鳳凰視頻紀錄片最佳紀錄短片獎，郭柯覺得，這個「最真實的一面」還是有價值的。

抗日戰爭期間被日軍強征為「慰安婦」的女性大約20萬，影片《三十二》的最後，從「200000」的數字開始翻滾，最後定格在「32」。這是當年公開身份的倖存者的數字。

《三十二》之後，和蘇智良的聯繫中，郭柯不斷被告知，又有老人去世了。郭柯想繼續拍，他想記錄她們的最真實的生活。

可經過這一輪「實驗」，資方放棄了郭柯。郭柯也放棄最初劇情片的想法。他發現，此前虛構的故事已經完全無法打動自己。

讓郭柯徹底改變想法，是在和韋紹蘭近距離接觸之後。

郭柯原以為，韋紹蘭應該苦大仇深、整天愁眉苦臉。但韋紹蘭完全顛覆了他的預判。拍之前，他去了三次，包括拍攝過程中，前後近一個月的相處，只要不提那段經歷，韋紹蘭心情都很好。她喜歡唱歌，愛笑。相處久了，郭柯覺得她的笑容特別有感染力。

他試圖說服那些對「慰安婦」有刻板印象的人，她們不是你想象的那樣。

郭柯想要拍完所有的慰安婦倖存者。根據蘇智良的統計，2014年全國公開身份的「慰安婦」倖存者22人，分佈在湖北、廣西、山西、海南、黑龍江五地。

原本有意向投資30萬美元的澳大利亞製片人，試圖說服郭柯，不要跑全國那麼多地方，挑選重要的幾個拍，降低預算。郭柯同意挑選重點老人，但堅持要拍完所有22個老人，「這是對一個整體的緬懷。」郭柯表示。

爭執不下，2014年4月，澳大利亞製片人撤資。此時，距離原計劃的開拍時間，不足一個月。

郭柯自己拍戲這麼多年，影視圈裡，一個戲黃了，非常正常。「黃了就黃了，可以沒有任何理由。」但這是他發願要拍成自己的這第一部長片。「話說出來，要落地有聲。」

郭柯至今仍感謝張歆藝，她借給了郭柯100萬，使其得以按時啟動。但他們仍在和時間賽跑，海南老人鄧玉民，就在他們計劃拍片前幾天去世了。

不久后，郭柯找到了第二筆錢。這是影視公司老總張香永第一次涉足紀錄片。「對『慰安婦』這樣稀缺資源的搶救性拍攝」是吸引他的原因，他相信這是有價值的。他也坦承，這樣的題材無法在短時間內變現，但他願意等。

《二十二》開拍前，郭柯預算需要500萬元投資，計劃每個老人都用10天左右的時間跟拍，22個老人拍攝周期預計7個月。最終，因為投資僅達原先預算的一半，片子拍攝兩個多月。但200多萬的投資，對於紀錄片，已是筆不小的一筆錢。

兩個月不能算是一個專業紀錄片者的節奏。對一般紀錄片來說，跟拍半年左右並不長，且不需要這麼大投資。但郭柯堅持用30人的劇組團隊拍攝加大了開支，他想用「最好的畫面留住她們」。

從「拍攝對象」到「奶奶」

拍攝過程中，郭柯遇到了新的難題。這22個老人都是蘇智良教授嚴格核實過的，但她們極力迴避那段夢魘，即使是試探性地追問，也會突然間打破老人平靜的心情，甚至打亂一天的拍攝進度。

連續遇到幾個極度敏感的老人後，郭柯還是忍不住問蘇智良，她們真的是「慰安婦」么？

不僅是郭柯，來來去去的記者、志願者、導演和學者們，都帶著任務來，希望離開之前，能聽她們親口說出歷史的真相。不論這些提問者是不是心懷歉疚和無奈，他們都試圖一遍一遍撕開老人們的傷口。

當郭柯進行前期走訪，以及後來劇組第一次把機器架在她們面前時，老人們知道郭柯的目的。但郭柯來，帶著他籌集的禮物和慰問金，像孫子輩的孩子一樣和她們拉家常，她們並不好拒絕。

郭柯回憶說，剛到時，每一位老人都很警惕，有些老人一開始情緒就不好了。但相處兩三天之後，她發現劇組沒有問那些撕傷疤的問題，她就會對劇組很好，像對自己家的孩子一樣。

龍慶是郭柯的中學英語老師，也是《二十二》劇組裡唯一一位不拿報酬的志願者。

龍慶記得，拍山西老人李愛連趕上「七七事變」77周年那天，李愛連看著電視直播的紀念日活動，突然說，「如果日本人再來，我情願去死。」龍慶下意識地用自己的臉去貼她的臉，那是她和母親之間親密的動作。那個瞬間，恰巧被劇照師抓拍到。

到李愛連家的第四天，李愛連在拍攝時哼起了歌，「那是日本人撤退時跳秧歌的歌曲。」看她心情不錯，副導演梁巧貿然問道，「日本人把你抓去之後對你做了什麼？」李愛連突然沉默，氣氛瞬間降到冰點。那天的採訪沒有再進行下去。

第五天，大雨，郭柯試探，「奶奶，我們拍？」李愛連依然警惕。

第六天，雨還沒停。原本定期來圍觀劇組的村民被雨困在了家裡，李愛連家很安靜。那天，李愛連指著龍慶身上一件從大賣場20塊錢淘的衣服說，「其實你好樸素啊。」她主動說起了自己的女兒，她和龍慶一樣在做英語教師。

「奶奶，今天我們拍？」郭柯再一次試探，李愛連沒有搖頭。迅速架設好機位、燈光和話筒后，龍慶要求「清場」，屋裡只留攝像和錄音，其他人全部撤離出老人視線。

李愛連的院子和房間有兩道門，開拍之前，她不放心，小聲向龍慶核實，「門都關好了吧？」

之後的採訪，被部分呈現在紀錄片里。龍慶的提問沒有像副導演那麼直截了當，而是迂迴前行。老人坐在炕上，遲疑、艱難地回望深淵。「那個男人姓柳，四十多歲，說要和我結婚，我才18歲而且已經結婚了。我不同意，他餓我，關了三天，逼我空腹吃十幾根蔥。」那是李愛連胃痛的病根。

龍慶記得，那之後李愛連哭得特別傷心，哭泣持續了一分多鐘，她陪著默默流淚，因為同期錄音，也不敢哭出聲。龍慶想等老人情緒穩定后，繼續追問，但坐在監視器後面的郭柯示意，不要再問了。

那是他們離開李愛連家的倒數第二天。這段採訪也是郭柯挑選的四位重點老人中，最接近「她們的歷史」的一段口述。其餘的老人，只願意回憶「日軍對其他人做了什麼」，但對於自己，她們羞於說出口。

郭柯後來發現，22個老人里，去過日本打官司的和沒去過的，在語言表達完全不一樣。

沒有去過的老人描述日本兵，用更隱晦的詞，「他說他要娶我」「他讓我跟著他」「他欺負我」，但「強姦」是說不出口的。

而像韋紹蘭這樣，曾經作為證人跟著律師和志願者去日本打官司，參加抗議的老人，在對話時，能自如地說出「強姦」二字。

她們中多數人因那段經歷而喪失生育能力，只能收養兒女。有勇氣公開身份的老人，大多曾經承受過鄰里和社會的「二次傷害」，認為「慰安婦」的身份讓自己和家人蒙羞。

在《二十二》里，郭柯儘力展現她們日常的生活狀態。鏡頭裡，老人向志願者展示年輕時候的照片，和左鄰右舍閑坐著聊天打牌，餵養流浪貓，或者安靜地坐在家門前曬太陽、唱歌；她們把十幾、二十歲時遭受的凌辱藏在內心深處，盡量活得平凡、普通。

2014年6月，《二十二》劇組在廣西記錄韋紹蘭老人洗及服的場景。圖｜受訪者提供「觀眾可能感動嗎」

投資人張香永曾經在八一電影製片廠工作將近二十年，那時他看到的紀錄片，主要表彰先進人物和事迹，擺拍司空見慣。郭柯的《二十二》，是他第一次看到這樣的紀錄片。

因為郭柯力求純粹的客觀記錄，真實到沉悶。

但沉悶，就是她們真正的生活狀態。

郭柯從六十多天60個小時的素材里，粗剪出3小時的版本，已感覺力不從心。22個平行時空的故事完全不受他控制，「像一座大山，它在俯視我。」郭柯說。

郭柯輾轉找到台灣著名的剪輯師廖慶松。他是台灣著名導演侯孝賢的御用剪輯。

一開始，廖慶松是抗拒的。和其他剛看到片子的人一樣，他不懂，導演要幹嘛？它太不像一部傳統紀錄片了，無歷史資料，無時間軸，無解說，看起來更像是一部劇情片。

不久，郭柯帶著十幾塊硬碟、監聽音響和一體機，幾乎把整個剪輯室帶到了台北的民宿。和廖慶松見面后，郭柯仍堅持不用歷史畫面。他認為把慰安婦的歷史畫面和老人的畫面剪輯在一起，是對老人的二次傷害。

廖慶松內心的好奇也被激起了，「用當下的畫面談一個歷史事件，卻對牽扯到的歷史不做解釋，光看現在進行式，觀眾可能感動嗎？」如果是他，會怎麼做？

廖慶松給自己出了一個題目。

郭柯同時帶去了他的115分鐘精簡版本，這個版本里，剪輯節奏輕快，把老人的生活呈現得很「熱鬧」。為了留住觀眾，剪輯技巧、設懸念，無處不在，這些是他熟悉的劇情片的處理方式。內容也只保留了湖北的毛銀梅、海南的林愛蘭、海南的李美金和山西的李愛連4位重點採訪的倖存者的故事，其他老人都被作為過渡畫面一閃而過。他得意自己在這麼冗長的素材里剪出了節奏和懸念，卻無法將這些碎片拼合起來。他希望廖慶松能幫助他。

廖慶松卻看出了問題。他問郭柯，「你看到老人的生活是什麼狀態？」

「冗長又無聊。」

「無聊不就是她們真實的狀態么？為什麼要假裝熱鬧？」廖反問他。

廖慶松為他找到的解決方法，是「最後的凝視」。「我用一種很飽含著感情的眼睛去看，不是同情，但充滿關懷、愛惜的眼光，做人世間最後的凝視，希望這個老人在我的眼光中不會消失。」

長久以來憋悶在心裡，自己也說不清楚的那個想法，終於被人用語言描述出來，郭柯說，「對啊，我就是要做這件事！」

雖然郭柯動用了劇組的架勢在現場拍攝，但最終鏡頭裡，燈光、攝影都沒有喧賓奪主，沒有炫技的構圖或者電影質感的調色，他們都盡量「往後退」，確保老人是故事的主角。用廖慶松的感受來講就是「像一個很理性、很客氣的後輩，躡手躡腳在那邊拍片的感覺，做事小聲，處處照顧老人」 。

在「最後的凝視」的基調上，廖慶松把對準老人的中近景拉長，每個都保留至少20秒以上。鏡頭裡沒有多餘的解釋，只有老人的姓名、地區、年月，老人褶皺的皮膚，和臉上像稻田一樣交錯的皺紋，她們甚至沒有開口講話，但看久了，竟有一種心有戚戚焉的同理心。

而廖慶松自己對這些老人的凝視里，看到一種「通達」。「她們盡量不讓那些事情影響她的生活和後代，她們對待親人、對待自己很受傷的事情那種態度，我會感動。」

片子的淚點之一，來自十多歲逃難到的「慰安婦」、韓國人毛銀梅（韓文名朴娥姬），鏡頭中她唱起韓國民謠《阿里郎》和《桔梗花》，她唱得並不哀傷，卻讓人落淚。郭柯說，老人高興時，都特別喜歡唱歌。她們不懂得用太多辭彙表達自己，所有的喜憂，都在反反覆復吟唱的歌謠被化解。她們用平常心面對苦難，但畫面之外，哀傷卻油然而起。

但那個感動是老人本身的力量。郭柯做到了的「真實記錄」初衷，但也止步於此。因為拒絕刻意介入老人生活，表面的平靜和無聊之外，郭柯也無法探到人性更深處。

4年，一場洗心之旅

這些年，日本有《渴望陽光》《與記憶共生》，台灣有《蘆葦之歌》，這些關心「慰安婦」題材的紀錄片陸續出現，但鮮有大陸導演的作品。

蘇智良的電腦里有一個長長的文檔，保存著他找到的100多名「慰安婦」倖存者的信息。屏幕上的字體紅黑相間，紅色代表已經離世，黑色的名字是還在世的老人。

至2016年4月，全國公開身份的「慰安婦」倖存者22個人。「大都疾病纏身，有的躺在床上。」蘇智良說。發現「慰安婦」倖存者一直是一個動態的過程，新的倖存者被不斷發現，今年4月，根據媒體提供的信息，蘇智良又在湖南嶽陽確認了一名倖存者，96歲的湯根珍老人。但留給紀錄者們的時間確實已經不多。

生於1925年的海南林愛蘭老人14歲加入抗日游擊隊，曾經是一名「紅色娘子軍」，但畫面中的她，獨自住在養老院，只能依靠一張塑料凳挪動著行走。因為「慰安婦」的經歷，她終生未嫁。

2015年12月23日，90歲的林愛蘭去世。因為海南風俗，沒有男性後代的女人，去世后，不能立碑。黃土之下，陪伴她的只有她視為寶貝的一枚「紀念人民抗日戰爭60周年」紀念章。

《二十二》里，殘破的「慰安所」是為數不多的「歷史遺迹」。毛銀梅老人不願意說自己如何被「欺負」，但交流中，郭柯驚奇地發現老人能流利說 「歡迎光臨」「請坐」「下次再來」這些「暴露身份」的日語。郭柯找到了當年她被抓進去的那間慰安所遺址。後期剪輯時，老人的日語配著慰安所遺址的畫面，像是一種無聲的控訴。

那憤怒不是來自於歷史的「同仇敵愾」，而是面對一個善良老人的心疼和不忍。

現在，《二十二》韓國的版權已經賣出去了，在合同里，郭柯要求，不能刪改任何一個鏡頭。

而在國內，前來洽談版權的，提出了各種各樣市場化的要求，剪輯成人物系列片或者直接購買素材等等。郭柯沒有想好該怎麼做好。但目前，他對片子的展映，只有一個要求，必須是標準放映廳。他希望「片子有儀式感」。

他還不清楚，該怎麼做才是這個紀錄片最好的命運。但有一件事，他是清晰的，那就是4年，這些老人對他自己的徹底改變。

郭柯感激這四年的經歷。四年前，他是一個對「慰安婦」一無所知、卻野心勃勃的准導演。現在，他看清了以前的幼稚和功利。「這兩部片子，是我這麼多年拍戲，面對自己最乾淨的一次。」郭柯說。

《二十二》在2014年10月結束拍攝，2015年和2016年元旦至春節的時間，郭柯又重新走訪還健在的老人。「一個字不提過去，問問情況就走了。我們大家都很高興。」郭柯想把新春走訪的形式堅持下去，一直到最後一個「慰安婦」離世。

郭柯說，知道自己為了拍片子曾經傷害過她們，想用這樣的方式來彌補償還。

2016年新春，走訪海南時，林愛蘭老人剛離世二十多天。郭柯和龍慶進到一年多前曾與老人朝夕相處的養老院的房間，那裡只剩一間空蕩的房子，和最後幾年陪伴老人的粉紅色塑料椅。龍慶通過「慰安婦」問題研究中心的幫助，聯繫海南當地政府，終於在清明節前，給林愛蘭老人立起了一塊墓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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