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國危局：縱橫捭闔的晚清政局

1500年前後，是世界的分水嶺，世界逐漸聯為一個整體，以為首的農業文明逐漸衰敗，新興的資本主義經濟逐步興起。而在這個關鍵的檔口，後知後覺地落後於世界潮流。更為嚴重的是，在落後的同時並無自知之明，仍然沉醉於封閉狀態下的朝貢體系中，固步自封。

而1840年，是晚清歷史乃至整個歷史的分水嶺，是新航路開闢之後，發展緩慢的與飛速發展的世界的第一次大規模地交鋒。之前雖然有葡萄牙竊取澳門，荷蘭侵佔台灣，雖然是一敗塗地，由於政權的閉塞和反映遲鈍，這兩次入侵併未引起政府的驚醒。而1840年的鴉片戰爭，前後延續兩年多，從沿海入手，並威脅大陸的政權，之後的國門被打開，國家利權一點點地喪失。從澳門被竊據，到鴉片戰爭，足足又經歷了近三個世紀，衰而不亡。從鴉片戰爭到辛亥革命，僅僅70年，清政府就分崩離析了。其間是否有更為深層次的原因?

劉晨暉老師的這部新作《晚清政局：黃昏中的紫禁城》力圖從權力中心——紫禁城中的權力爭奪與延續入手，尋找歷史的密碼，探尋權力更迭對整個晚清政局，乃至整個國家的影響。

制度的弊端是民族危機的根源

鴉片戰爭的失敗，是農業文明與工業文明對峙中落敗的典型表現。《晚清政局：黃昏中的紫禁城》中，作者從皇室危機入手，進而從皇室危機影響到政治危機，政治危機又上升為國家危機和民族危機。咸豐帝逃亡至承德病亡后，慈禧太后與奕訢聯手發動辛酉政變，導致慈禧太后掌權並壟斷政權近半個世紀。這個影響是致命的，尤其是在當時內憂外患的清朝。

究其原因，晚清政局乃至民族危機的根源在於制度的弊端。皇帝制度以及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皇權世襲，權力尾大不掉，並且不受節制。從皇帝人選的任用上，到慈禧太后擅權近50年，都是制度弊端的最典型的體現。

制度對政局的另外一個影響是，大臣之間的相互掣肘，權力的控制往往為了私人之利，甚至為了謀個人利益，不惜犧牲國家、民族的利益，國家民族利益也成為大臣之間鬥爭的籌碼。（下圖為咸豐、同治、光緒三朝名王重臣、洋務運動的首領奕訢）

見識的不足是民族危機的催化劑

如果新航路開闢后出現的外部危機，能引起政府的重視，可能類似於鴉片戰爭出現的這種危局就會延遲出現甚至不出現。見識的不足，也是民族危機出現並不斷加劇的重要原因。1553年，葡萄牙人以「借地晾曬水浸貨物」為借口，通過向明朝官員行賄，獲准在澳門暫時居住。荷蘭入侵台灣始於1604年，時值萬曆三十二年。天啟二年(1622)五月，荷蘭艦隊再次侵佔澎湖，並實現了對台灣的局部佔領。

見識的落後，是導致清朝衰敗的催化劑，尤其是在鴉片戰爭以後，這種催化作用更為明顯。

1793年，英國使者馬葛爾尼造訪，試圖與建立外交關係，而當時還沉浸在天朝上國的迷夢中，力圖維持所謂的「朝貢體系」。「朝貢體系」體現的是一種尊卑關係，還沉浸於「萬國來朝」的虛榮中;而「外交關係」則是一種平等關係，馬葛爾尼代表英王試圖以外交方式打開大門，終因「利益之爭」而導致不歡而散。即使被稱為「開眼看世界第一人」的林則徐，也曾經固執地認為，英國人到陸地后雙腿是不能打彎的。一葉而知秋，林則徐的見識尚且如此守舊，足見整個清政府的見識的情況是不容樂觀的。

《晚清政局：黃昏中的紫禁城》中，描繪了晚清七十年的動蕩局面，重要人物一一登場。諸如林則徐、魏源這部分與西方接觸較早的人，以及後來洋務運動的代表人物，處於權力中心的奕訢、曾國藩、李鴻章等人，他們的見識是在逐步的開放中逐漸提高的，而他們雖然影響較大，但是與整個而言，仍不足以扭轉整個的局面。

而個人見識的局限之於政治制度的弊端又是微乎其微的。當民主成為歷史潮流，而當時清政府仍然固守專制制度，勢必出現制度與時代的脫節，而為了挽救落後制度帶來的危機，又需要付出更高的代價和成本。對內鎮壓、對外妥協就如魔鬼一樣如影隨形，進一步加劇了國家和民族的危機，並逐步失去民心。

權力、利益的爭奪，讓清朝走向衰亡

而當時的清政府，既無外交意識，又無現代民主意識和法律意識，無論是最高統治者還是權臣都滿足於對既得利益的壟斷和爭奪，從而進一步加劇了危機。

清政府統治中心的紫禁城，雖然地方不大，但卻是攪動政局最關鍵的地方。家天下的政治制度，讓皇權的延續顯得尤為重要。這種制度的關鍵在於人，一個什麼樣的人做皇帝，或者一個什麼樣的人做某個職位，對於政權的存亡都是至關重要的。《晚清政局：黃昏中的紫禁城》中，通過大量詳實的事例，論證了這一觀點，無論是道光皇帝錯誤地選擇咸豐，還是慈禧太后掌控政權過久，以及奕訢死亡對於加速晚清政權滅亡等等。因此，在晚清政局中，一些關鍵人物的得失往往會產生連鎖反應，這就是晚清政局中的「蝴蝶效應」。晚清政局中的人事變遷和政局動蕩就是那隻最早扇動翅膀的蝴蝶，而基於它的絕對的重要性和集權性，它引起的動蕩是極為罕見的。

《晚清政局：黃昏中的紫禁城》

編著：劉晨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