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金融論綱》連載（35） | 陳雨露：多維視角下的金融危機：實證分析與檢驗

編者按

陳雨露、馬勇編著的《大金融論綱》從一個長期視角全面地審視了全球範圍內金融體系發展的歷史規律和演變趨勢，構建了「大金融」命題下的現代金融體系發展理論。《IMI財經觀察》將於每周三連續刊登《大金融論綱》節選系列文章，以饗讀者。

金融體系的穩定性受到諸多複雜因素的影響，遠非單一的經濟因素所能全面解釋，全面審視金融危機需要構建一個多維的視角。在接下來的三篇文章中，我們將嘗試從宏觀經濟層面、產業結構層面、政治層面、制度層面和金融監管層面五個基本維度系統考察了影響一國金融危機發生概率的相關因素。第二篇是此章的第二節關於金融危機的實證分析與檢驗。

以下片段節選於《多維視角下的金融危機：實證分析與檢驗》一節：

以下是文章全文：

3.4.2多維視角下的金融危機：實證分析與檢驗

（1）基於宏觀經濟層面的實證分析結果

運用ML-Binary Probit方法，我們首先對可能影響金融危機的宏觀經濟因素進行回歸分析。當解釋變數分別為「通貨膨脹」、「人均GDP」、「資本項目開放度」和「對私人部門信貸」時，各個回歸結果如表3-26所示。

從表3-26的實證分析結果很容易看出，我們納入的宏觀經濟層面的4個基本指標均對金融危機的發生有顯著影響。根據係數符號，上述結果表明：1.通貨膨脹率對一國金融危機的發生有正影響，即在平均通貨膨脹率較高的國家，發生金融危機的概率較大；2.人均GDP對一國金融危機的發生有負影響，即在經濟發展水平較高（人均GDP較高）的國家，發生金融危機的概率較小；3.資本項目開放程度對一國金融危機的發生有負影響，即在資本項目開放程度較高的國家，發生金融危機的概率較小；4.對私人部門的信貸量對一國金融危機的發生有負影響，即一個國家對私人部門的信貸量越大，其發生金融危機的概率越小。值得注意的是，資本項目開放程度主要作用於系統性的銀行危機，對一般性的銀行危機沒有顯著影響；而通貨膨脹率對系統性銀行危機的影響較之一般性的銀行危機更為顯著，這說明在宏觀經濟不穩定的國家，其一般性的銀行危機轉化為系統性銀行危機的概率增大。

（2）基於產業經濟層面的實證分析結果

下面我們對可能影響金融危機的產業經濟層面的各種因素進行回歸分析。當解釋變數分別為金融體系結構、銀行集中度、政府銀行佔比、外資銀行佔比、銀行資產/GDP和銀行資本時，各個回歸結果如表3-27所示。

從表3-27的實證分析結果可以看出，在我們納入的眾多產業層面的因素中，真正對金融危機產生顯著影響的因素只有金融體系結構和銀行業規模（銀行資產/GDP）這兩個指標：如果一國的金融體系越趨向於「銀行主導型」或者其銀行業的規模越大，那麼金融危機的發生概率會越低；反之，如果一國的金融體系結構越趨向於「市場主導型」，那麼其發生金融危機的概率會相應升高。此外，銀行集中度、政府銀行佔比、外資銀行佔比和銀行資本這些指標在回歸分析中均不顯著，這表明一國銀行業的產業結構特徵、所有權結構特徵和銀行資本充足情況和金融危機發生率之間不存在系統的相關關係。

（3）基於政治層面的實證分析結果

為了考察一國政治層面因素對金融危機發生概率的可能影響，我們嘗試性地納入了3個指標：政府紀律及管理能力、政府質量和司法效率。具體的回歸結果見表3-28。

顯而易見，根據表3-28的結果，政府紀律及管理能力、政府質量和司法效率這3個指標均對金融危機的發生有顯著影響：在那些政府紀律及管理能力、政府質量或者司法效率較高的國家，發生金融危機的概率明顯降低。值得注意的是，隨著被解釋變數從「較大的銀行危機」變為「系統性的銀行危機」時，「司法效率」這一變數的顯著性程度明顯提高，這似乎意味著，司法效率的高低在一般性銀行危機向系統性銀行危機的轉化過程中，其重要性程度明顯增加了。

（4）基於制度層面的實證分析結果

一國制度層面因素對經濟金融發展的影響已經在很多相關研究中被提及，但如何選擇合適的替代變數來顯示不同國家的制度發展情況，一直未有定論。這裡，我們嘗試性地納入了3個指標：制度發展程度、顯性存款保險和銀行腐敗程度。如前所述，「制度發展」是一個衡量一國總體制度發展狀況的綜合指標，「是否建立顯性存款保險」作為金融體系中常見的制度性安排存在，而「銀行腐敗指數」則可以間接衡量一國銀行業的制度完善情況。上述變數的回歸結果如表3-29所示。

從表3-29的回歸結果所提供的信息來看，一國總體制度的發展與金融危機的發生概率呈現出顯著的負相關關係（顯著性水平1%）：在那些制度發育程度較高的國家，金融危機的發生概率顯著降低。同時，銀行腐敗程度與一國金融危機的發生概率顯著正相關（顯著性水平1%），這意味著，在那些銀行業腐敗程度較高的國家，金融危機的發生概率大大增加——這與我們一般的預期是高度一致的。值得注意的是，「顯性存款保險」指標在回歸分析中並不顯著，這表明，在我們的樣本國家中，一個國家是否建立了顯性存款保險制度，對金融危機的發生概率並沒有統計上顯著的影響。

（5）基於金融監管層面的實證分析結果

作為直接影響金融業發展的金融管制和監管（regulation and supervision），其對金融穩定的可能影響至少在邏輯上是直觀的。作為一國金融管制的替代變數，我們選擇的替代變數是「銀行業務範圍管制」；作為一國金融監管的替代變數，我們選擇的替代變數包括兩個：「官方監管強度水平」（official supervision）和「市場監管強度水平」（private monitoring）。具體的回歸結果如表3-30所示。

根據表3-30的實證結果，我們看到，一國對金融業經營的管製程度越大，發生金融危機的概率越高（顯著性水平1%），這與陳雨露和馬勇（2008）的研究一致。有意思的是，作為金融監管的替代變數，「官方監管強度水平」和「市場監管強度水平」雖然都在5%水平上顯著，但係數符號截然相反：雖然金融危機的發生概率確實隨著市場監管強度水平的提高而降低，但官方監管強度水平的提高不僅無助於降低金融危機，反而還會增大金融危機的發生概率。值得注意的是，當被解釋變數從「較大的銀行危機」變為「系統性銀行危機」時，「官方監管強度水平」從不顯著變得顯著，而「市場監管強度水平」的顯著性程度也明顯提高（從10%提高至5%），這似乎表明，一國的金融監管在金融危機的蔓延、傳播和擴散過程中扮演著重要角色。

觀點整理 魏宗

圖文編輯 鄭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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