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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2/25

材料一：端午與文化記憶

粽香濃、雄黃烈，龍舟競逐，插艾條、菖蒲辟邪，帶銅錢、肚兜祈福……端午臨近，這一節，再次激活歷史傳統，喚醒文化記憶，塑造著一個民族共同的心靈認同。

「粽包分兩髻，艾束著危冠。」端午節內涵豐富，從其各種別名中可見一斑。天中節、龍舟節、浴蘭節、端陽節、詩人節……顧名可思義，歲時節點、人神祭祀、祈福納祥、家庭人倫，是構成端午文化的多重景深。「屈子冤魂終古在，楚鄉遺俗至今留。」對詩人屈原的紀念，更讓這個節日有了特殊而重要的地位。有人極言：「沒有端午，何以？」正是因為端午富含中華文化基因，因此它既是人文化身份的表達，更是中華民族彌足珍貴的文化財富。

不過,就像很多傳統節日一樣，很長一段時間以來，端午也曾在「古今」和「中西」之間一度失落。

自「古今」而觀之，高樓大廈的生活，遠離了田野山林，難以採摘艾草、菖蒲；流動時代的人們，雖能買到粽子，卻少了一大家子包粽、煮粽、食粽的其樂融融。自「中西」而觀之，聖誕節、感恩節、情人節等西方節日成了「闖入者」，其商業化、娛樂化、趣味性對傳統節日生態造成不少衝擊。這樣的「古今之變」「中西之惑」背後，是社會三千年未有之大轉型，也是人類文明亘古未有之大交融。置身經濟全球化、文化多樣化、社會信息化大潮之中，基於農耕文明而形成的端午節俗,該如何融入現代人的生活場景之中？而如若讓端午傳統持續失落，無疑會有損文化認同感，消散文化向心力。

然而，中華文化卻也正是在「古今」「中西」之間，獲得了更大張力。外在環境越是變化，文化傳統越需堅守，只有這樣，傳統方為傳統——這是考驗文化守成定力的重要維度。但傳統也不是死水、不是靜物。

端午文化,應該也更可以在傳承中別開生面。現代化、全球化、信息化正可為端午提供新的載體，創製新的手段，賦予新的內涵。比如，立足對屈原的紀念，發掘「詩人節」傳統，讀詩、誦詩、賽詩，重塑「詩如海」的端午；借鑒電商營銷模式，網上摘粽葉、自助配香包，實現「數字化」的端午；順應全球化趨勢，推動東亞國家共建、共享端午文化，打造「走出去」的端午。在這些方面，政府、企業、媒體、社會都可大有作為。端午如是，整個的文化建設又何嘗不是這樣？

「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文化自信，前提是文化自覺，關鍵是文化創新。傳統節日，蘊藏著一個民族的集體意識，描繪著一種文化的共同底色，是以文化創新形塑文化自信的最好抓手。從這個角度看，弘揚端午文化，正是為了塑造人的文化認同和身份認同，打造最持久、最深沉的文化自覺與文化自信。

（摘編自吳迪龍《讓端午喚醒文化記憶》）

材料二：團圓

節日大都與月亮的運動有關，其設定以月的弦、望、晦、朔為基準。在春節、端午、中秋三大傳統節日中，中秋節形成最晚，但其所包含的節俗因素，大都有著古老的淵源。

日月崇拜是原始宗教的重要內容之一，古代很早就有祭祀日月的宗教禮俗。殷人將日月稱東母與西母，周代依據日月的時間屬性行朝日夕月的祭禮，「夕月」即秋分日的晚上在西門外祭月。春秋戰國時，日月神被稱為東皇公、西王母。沂南漢畫像石中東王公、西王母分坐在柱狀物（昆崙山）上，西王母兩旁跪有搗葯的玉兔，由此可知，晉代郭璞《山海經圖贊》中「崑崙月精」的說法言之有據，而後世的月神嫦娥即由西王母演變而來。秦漢時期日月祭祀仍為皇家禮制，此後直至明清歷代都有秋分祭月的禮儀。

上古時期祭月列入皇家祀典而例行祭祀后，民間缺少了祭月的消息，這可能與古代社會的神權控制有關，像日月這樣的代表陰陽的天地大神，只有皇家才能與之溝通，一般百姓無緣祭享。隋唐以後，隨著天文知識的豐富與文化觀念的進步，人們對月亮有了較理性的認識，月亮的神聖色彩明顯消退。這時皇家也逐漸失去了對月神祭禮的獨佔權。對一般平民來說，月亮不再是那樣「高不可及」。唐朝雖沒有中秋節，但唐人精神浪漫，親近自然，中秋賞月已成為文人的時尚，吟詠中秋明月的華章麗句尋常可見，如許渾《鶴林寺中秋夜玩月》云：「中秋雲盡出滄海，半夜露寒當碧天。輪彩漸移金殿外，鏡光猶掛玉樓前。」

在宋代，中秋節已成為民俗節日。文人沿襲賞月古風，但其情趣大異於唐人。唐人大多由月亮的清輝聯想到河山的壯美，友朋千里，邀賞明月，詩酒風流，如白居易《八月十五日夜禁中獨直，對月憶元九》「三五夜中新月色，二千裡外故人心」，就借秋月抒發了_________的情思。宋人常以月之陰晴圓缺，喻，蘇軾《中秋月》「暮雲收盡溢清寒，銀漢無聲轉玉盤。此生此夜不長好，明月明年何處看」就寄託著這種浩嘆。似乎中秋明月的清光，也難掩宋人的感傷。不過對於宋人來說，中秋還有另一種形態，即世俗的歡愉。北宋東京中秋夜，「貴家結飾台榭，民間爭占酒樓玩月」（《東京夢華錄》）。南宋杭州中秋夜更是熱鬧，在銀蟾光滿之時，王孫公子，富家巨室，莫不登樓，臨軒玩月，酌酒高歌；中小商戶也登上小小月台，安排家宴，「團圓子女，以酬佳節」（《夢粱錄》）；市井貧民「解衣市酒，勉強迎歡，不肯虛度（《夢梁錄》）。

團圓是中秋節俗的中心意義。宋人的團圓意識已與中秋節令發生關聯，宋代城市居民闔家共賞圓月，就體現了這一倫理因素。明清時期，由於理學的浸染，民間社會鄉族觀念增強，人們對家庭更為依戀，中秋節正是加強親族聯繫的良機。中秋「民間以月餅相遺，取團圓之義」（明代田汝成《西湖遊覽志餘》），月餅在宋代已經出現，但以月餅為中秋特色食品及祭月供品的風俗大概始於明朝，小小的月餅在民間生活中作為團圓的象徵與聯繫親族情感的信物互相饋送。

節日是日常生活的亮點，節俗文化是時代精神的聚焦。中秋經歷了文人賞月的雅趣，民間拜月的情趣，以及有心吃月餅而無心看月的俗趣，節俗形態從古至今發生了重大變化。一部中秋節俗形態演變史，也是一部民眾心態的變遷史。

（選自蕭放《團圓》）

材料三：氣候與二十四節氣

中西方「氣候」一詞的含義和來源大不相同。希臘語中「氣候」是陽光傾斜程度之意。後人據此把世界分為五個氣候帶，更把赤道到北緯62°間的區域細分為24個天文氣候帶，它們都平行於緯圈。而實際上，西歐等溫線分佈雖較平直,但也不可能完全平行緯圈，氣候帶只是大體符合當地實際。

「氣候」一詞主要是從二十四節氣和七十二候而來，源於中華文明發祥地黃河流域的氣溫變化，是適合農業生產迫切需求的。因為是個農業大國，耕作主要依憑寒暑氣溫。而的等溫線更加不平行於緯圈，其中有地形高度和大氣環流兩方面原因。例如，由於地勢西高東低，夏季西寒而東熱，東西溫度差比南北還大；冬季由於亞洲高緯度地區西暖而東冷，南下的冷空氣也使氣溫東冷而西暖，干擾了氣溫的緯向分佈。因為春秋本已短促，且春秋季申因北方冷空氣頻頻南下而多霜凍，使農作物的安全生長期縮短，農業生產節奏被迫加快。這種搶種、搶管、搶收的「快節奏農業」，極其注重農時。最早的農書《汜勝之書•耕田篇》開篇就說，「凡耕之本，在於趣時」。「農」字的繁體「農」中的「辰」，正是「時」的意思。

掌握農時應該根據陽曆，而古代用的卻是陰曆，月亮的朔望圓缺和農作物的春種秋收毫無關係。所以早在漢武帝時頒行的太初曆中就已經把陽曆性質的二十四節氣的日期編了進去。

古人正是依靠二十四節氣和七十二候指導快節奏的農業生產，才保證了基本收成，解決了衣食問題，中華民族才得以繁衍生息，興旺發達。從這個意義上說，二十四節氣對的功績毫不亞於甚至超過了四大發明，稱它為「第五大發明」，還是說低了，因為如果沒有二十四節氣,人們吃不飽飯，四大發明會推遲，這還會進一步推遲世界文明發展的進程。

但是二十四節氣也有許多不符合實際之處，因為它是根據天文學中太陽在黃道上的位置等間距劃分的。四季等長，立春、立夏、立秋、立冬的日期需相隔3個月；「春分」「秋分」要分別位於春、秋季3個月的中央，其餘節氣的命名，古人取盡量符合其農耕生活的做法，自然就有許多節氣名稱有不合實際之處，如「立秋」之後還有「處暑」。二十四節氣中，不僅有「四立」「兩至」，還有「寒暑」；不僅有「寒暑」，還有「小暑」「大暑」和「小寒」「大寒」，冬夏冷熱名稱的節氣佔了二十四節氣中近半。竺可楨指出「自農業氣候立場，則不能不以寒暑為主」。

實際上古人種地也並非僅靠二十四節氣。由於盛行大陸性季風氣候，逐年之間天氣冷暖差異很大。若按固定的節氣日期種地，異常天氣年份的收成就差。為此古人常用兩個辦法補救：第一是物候法，利用動植物和農作物的物候變化基本同步，補充指導耕作，例如「棗芽發，種棉花」等；第二是分期播種法，就是《齊民要術》中所說「凡田，欲早晚相雜，防歲道有所宜」。

二十四節氣是為了指導這種特殊的快節奏農業而誕生的，適用區域主要在黃河中下游地區。因此，它不能像四大發明等技術發明那樣任意推廣到全世界，最多只能傳播到鄰國，而且傳播的主要意義也是文化上的而非指導農作。

二十四節氣之於，主要是歷史功績。但「過時」的僅是指導農耕一個方面，它及其衍生出來的、與人們生活同樣密切聯繫的雜節氣〔如九九、三伏等）以及許多民俗節日 (如春節、清明等共同組成了「中華歲時節令文化」，幾千年來不僅源遠流長，而且不斷豐富發展，並逐漸走向世界。更重要的是，與其相適應的快節奏氣候、快節奏農業、快節奏生活對我們中華民族精神和思想看著更深刻的影響。例如，我們常說中華民族是勤勞、聰明的民族，其實就和這種「快節奏」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