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說勵志書籍只是一碗毒雞湯？

今天群學書院與各位分享的，

是旅美華人學者薛涌的文章

《勵志是一個嚴肅話題》。

在作者看來，

古往今來的勵志作品，

都有其人文與宗教基礎，

作為一種社會凝結劑，

也絕非大眾鄙夷的「心靈雞湯」那麼簡單。

學術書暢銷化，

暢銷書學術化，

或許有意料之外的收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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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于丹講《論語》走紅，引起學術界的一陣憤激和失落。她的書我雖然一頁也讀不下去，但還是勸學界的朋友們：她的「成功」，在於把傳統經典當勵志來講。如果有學養的人不出來勵志，當然就把市場拱手相讓給於丹們了。

到美國街上看看就知道，教堂比超市要多。裡面講什麼？大多是用《聖經》等傳統經典來勵志。這是芸芸眾生的日常需要。經典之所以是經典，就在於能夠回答不同時代芸芸眾生內心的問題。「勵志作品」作為社會的凝結劑，不可為學術所漠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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勵志書籍之大盛，恐怕還要歸結為西方文藝復興后，現代社會中平民階層的崛起。

在歐洲中世紀的意識形態中，社會是固態的、等級化的。貴族、僧侶、農民各安其位，雖然也有鞋匠的兒子當了教皇的特例，但大體而言階層間缺乏上下流動，很少有宣揚個人成功的餘地。

到了中世紀後半期，工商階層漸漸得勢，又有了宗教改革，再經過一系列的商業革命、價格革命、金融革命，最終到了工業革命。現代社會已經不是個各安其位的世界了，人可以通過奮鬥獲得成功，並擺脫自己原來的階層。韋伯的《清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就是對這一時代的寫照。

讀者恐怕不曾注意到，工業革命的時代，其實正是歷史上第一個勵志書籍興旺的時代。這多少要歸結於「上帝的選民」的概念——當信徒心驚膽戰地在自己身上觀察死後是否能上天堂的跡象時，不自覺地用行為創造著自己想要的證據：那些克勤克儉、對社會有承擔並獲得巨大的世俗成功的人，往往被認為是「天降大任於斯人也」。想進天堂的不免要把自己的人格往這種「選民」的模子里填。天主教則一向主張在人間的善行能夠改變死後的命運，並在回應新教挑戰中，從集體宗教變成了個人宗教，即把重點從群體的馴順轉移到個人的拯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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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這些個人主義的宗教精神，都成為勵志文化的基礎——既然成功是個人品德之彰顯，那麼，「勵志」的根本目的，就在於激勵人們培養這些品德。

社會學家本迪克斯（ Reinhard Bendix）指出，當時新興工商階層和貴族爭奪話語統治權，特彆強調自己是靠品德和自助而獲得領導地位，給社會帶來實實在在的福益，不像無德無才的貴族那樣一切都靠繼承。同時，他們又把貧困歸結於品德之欠缺，要窮人安分守己。

到了美國的「鍍金時代」，社會達爾文主義大盛。這種個人奮鬥的勵志文化並沒有改變，只是「科學」轉化了「選民」的含義：過去的「選民」是上帝的選擇，如今則是自然進化的選擇。卡內基等毫不遲疑地認定：自己的成功乃品德所致。所以，有關如何效法他們的勵志書籍，也充斥於市。

不過，在卡內基那一代人為美國奠定了大企業所主導的工業體系之後，他們自己也知道，這種通過個人奮鬥而獲得的成功越來越不可能。整個經濟已經高度組織化、系統化，人必須進入這種組織系統來逐級晉陞。這就是韋伯所謂的「科層化」：大家老老實實地到大公司當白領。由此，管理學壓倒了勵志學。這種管理學的一個重要基礎，就是主宰了二十世紀上半期心理學的「行為主義」。

「行為主義」的要旨在於：既然人的本性是趨利避害，那麼通過合理的外界刺激就可以控制人的行為。這頗有法家操縱人性的味道，也正合大企業的需要。看看富士康的管理，是否就有些「行為主義」的風格？

可惜，建立在「行為主義」之上的管理，面對工潮和怠工一籌莫展。結果，到了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后，管理的人性化逐漸被提到議事日程上。在心理學內部，「行為主義」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以來也受到越來越多的挑戰。人不再被看成是被動對外界刺激作出反應的機器，而是通過諸多複雜的內在預期、動機、情感等，來消化外界的刺激。換句話說，人的內心過程至關重要，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人對於環境挑戰的回應。

一個最典型的例子，在知識經濟崛起后，比爾·蓋茨等一代自我塑造的人從一起步就跳出既有的社會組織（比如從哈佛輟學），創立了白手起家的業績。人似乎從科層中獲得了解放。即使是谷歌這種大公司，也不可能通過刺激—反應的模式對員工激發創造力，而更依賴於人的自勵。也難怪，最近幾年勵志書籍又在美國大盛。不過，這種勵志已經沒有十九世紀末那種強烈的「選民」式宗教情懷，而多是建立在「行為主義」之後的心理學發展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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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切入點，也恰恰是這種心理學上的自勵。

所謂「天才是訓練出來的」，首先要解答「才能究竟是天生的還是培養的」。這個古老問題表面看如同陳詞濫調，但近年來的發展則精彩紛呈：不僅是教育學、心理學中有大量討論，生物學、動物學、腦神經學等也紛紛介入。天生派與培養派在學術上都有大量的經驗研究作為支持。

在我看來，兩派都有不可否認的貢獻，特別是在智商問題上的討論，更是各顯精彩。普通人如何從這些水火不容的學說中同時獲益，才是真正的挑戰。這就要落實於「行為主義」之後的自勵學派。

比如，智商具有相當大的天生成分。但是，不僅智商不可能自動導向成功，甚至人一旦相信自己的天資是固定不變的，就難以成功。因為成功者多需要經歷一個艱難的自我超越過程。如果過分相信自己的天資，就缺乏改變自己的動機，進而放棄自我超越的努力。而這種自我超越，又是以具體的精神氣質和訓練方法為基礎的。「訓練」不過是對這一複雜過程的概括而已。這方面的心理學、腦神經科學等領域的進展，不用說對年青一代，就是對我們這些年近半百的人，也頗有助益。

我深深希望，的學術界能夠嚴肅地對待勵志問題。我正是力圖把「行為主義」之後的心理學炒成快餐，以方便讀者消化。要知道，心理學的原創性論著多是建立在大量的實驗基礎上的。其論文程式非常固定統一：多是先界定實驗的目標、方法，然後解釋所獲得的數據，簡短的結論后往往再加一段試探性的討論。枯燥繁瑣不說，其中術語也甚多，難以迅速消化。然而，也只有這麼謹慎做出來的東西才可信。每當我在讀得頭皮發麻之後獲得一點了悟時，都不禁要想：如果把這些複雜的論述用比較通俗的語言總結出來，讀者豈不更容易由「知」到「行」、在實際的生活和事業中獲益？當然，再結合個人身體力行的感性經驗，就會使書更有應用性了。

我所希望的是學術書暢銷化，暢銷書學術化。最近《紐約客》上有篇介紹亞當·斯密的文章，稱《國富論》當年就是本暢銷書。現代文化的核心特點就是世俗化。我們對學術的俗化大可不必唉聲嘆氣。我們所需要的，是亞當·斯密式的俗文化。

是什麼讓當時的人們就認為他們具有取得成功的潛質？這並不取決於他們的天賦，也不取決於他們的基因，而是取決於他們堅持不懈地「刻意練習」，這是本書要告訴讀者的最大的一個秘密。

《財富》雜誌曾刊登過一篇非常受讀者歡迎的封面報道，名為《如何成就偉大》。《財富》雜誌的高級編輯傑夫•科爾文在讀者的期盼下，將這篇經典的封面文章寫成了這本書，旨在為讀者揭開成功的奧秘。

你的外婆也許會告訴你，如果要成為泰格•伍茲、溫斯頓•丘吉爾、沃倫•巴菲特、傑克•韋爾奇、莫扎特這樣的人，就必須埋頭苦幹。但事實並不僅如此，你還必須堅持不懈地「刻意練習」，你必須學會如何對結果進行分析，如何從失敗中吸取教訓，只要按照科學的方法進行「練習」，每個人都有可能獲得成功，而不是僅僅取決於你的智商或者是情商。

科爾文提出的「刻意練習」的成功法則不僅適用於科學、音樂、藝術領域，就是談判、理財等技能，也可以依照成功法則來習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