殺死多元的精神，人類會走向絕境

布阿萊姆·桑薩爾

（Boualem Sansal，1949- ），阿爾及利亞法語作家，主要創作小說，其中《蠻族的誓言》獲小說處女作獎和熱帶獎，《空樹中的瘋孩子》獲米歇爾-達爾獎，《德國人的村莊，或席勒兄弟的日記》獲RTL-Lire大獎，《達爾文街》獲阿拉伯小說獎。2011年，他獲得德國書商和平獎，2013年，法蘭西學士院為他頒發了法語共同體大獎。

照片來源：C Helie Gallimard

《2084》虛構了一個叫做阿比斯坦的帝國，遼闊無邊，全世界都是它的天下。這裡的居民對外界一無所知，對過去的懷念和試圖改變現狀的願望也是不被允許的。本書融合了科幻、幽默和荒誕，被視作《1984》的姊妹篇。

北非國度阿爾及利亞，如果要和文學聯繫起來，我們總會想起阿爾貝·加繆那雙海洋般色澤的眼眸。地中海的陽光卻總有幾分悲情，當夜色降臨，黑暗籠罩海面，人生旅途的悲苦感彌散，人不禁會思考生活和存在的意義，這是加繆的終生課題，而他的鄰居布阿萊姆·桑薩爾，在50歲時也開始了這樣的思考。50歲，並不晚。

蛻變

阿爾及利亞內戰把他推向文學之路

北京，三月某周末，陽光不及阿爾及爾明媚。三里屯南街四號，機電廠院內的一處二層小樓上的「老書蟲書吧」里，阿爾及利亞法語作家桑薩爾來了，帶著他那本神秘的小說《2084》。

「老書蟲」是北京的老牌外文書吧，平日最主要的功能，是匯聚從世界各地來到北京的「文藝青年」。紅色舊牆上，高掛著到此一游的文學名人：莫言、閻連科、美國非虛構作家何偉、以色列作家大衛·格羅斯曼……不知梳著一頭凌亂花白馬尾辮、佝僂著背的桑薩爾先生的相片，以後是否也會位列其中——他可算是當今法語文學的代表人物。

老先生在1999年前和文學還不搭邊。1949年，桑薩爾出生在阿爾及利亞的烏阿色尼斯山區的一個小村莊，童年時代住在貝爾庫平民區，和加繆一家比鄰而居，彼此的母親是一輩子的好友。

1986年獲經濟學博士學位后，桑薩爾教書、從商，並曾在阿爾及利亞政府工業部擔任高層。20世紀90年代，阿爾及利亞爆發十年內戰。這場政府和各種伊斯蘭主義反叛團體之間的武裝衝突升級之戰，不僅造成超十萬人的死傷，更預示著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興起。當時，在摩洛哥流亡27年的默罕默德·布迪亞夫被軍方邀請回國領導政府，作為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陣線的創立人之一，布迪亞夫在1962年阿爾及利亞獨立后，成為本·貝拉政府的副總理。他發起組織了「社會主義革命黨」（PRS），主張國家政體向多黨民主集中制轉變，為當時的總理本·貝拉所不容，1963年6月被逮捕軟禁，並被迫流亡摩洛哥。

回國后的布迪亞夫為穩定國內局勢，把鬥爭矛頭指向日益擴大的「伊斯蘭拯救陣線」，1992年被極端勢力暗殺。他的遇刺讓桑薩爾感到，「殺死一個物質的人雖然很糟，但殺死一種多元的精神，人類會走向絕境」，他決定改投文學創作之路。

1999年，他的處女座小說《蠻族的誓言》公開批評阿爾及利亞政治現狀，被政府部門強制休假。2003年他和另外四位阿爾及利亞作家一起，合寫了《隱私與政治日誌：阿爾及利亞40年後》，觸怒最高層，且由於小說《對我說說天堂》中反對教育中的阿拉伯化傾向，他被解除公職，2006年，作品在國內全面被禁。

桑薩爾的文學作品在法德受到廣泛歡迎，德國媒體評論說，他是「阿拉伯民族主義和穆斯林原教旨主義的尖銳批評人士」。從踏上文學之路開始，桑薩爾的寫作主題，就和暴力、極權、宗教這樣的字眼分不開。上世紀90年代那場黑暗的阿爾及利亞內戰，讓他見證了關於善與惡的傳統價值觀的淪陷。

發力

假想「盲信」產生的「世界末日」

桑薩爾關於宗教和極權的思考，火力集中在《2084》這本小說中。它寫成於2015年，甫一出版就在歐洲成為了銷量最大的法語小說之一，還被法國《讀書》雜誌評為2015年度最佳圖書。題目「2084」讓人想起喬治·奧威爾的反烏托邦作品《1984》，其對世界末日的暗喻吸引了眾多購買者。

《1984》虛構了一個「1984」年代世界的黑暗圖景，如果說奧威爾意圖批判極權制度本身，那麼桑薩爾則更在意批判信仰之「盲目」產生的「世界末日」。

「2084」，不是小說故事的發生之年，而是那個時代之前一個標誌性的年份。如果不帶評論色彩地簡述《2084》的內容，用譯者、法語翻譯家余中先的話就是：「2084年之後，一個叫阿比斯坦的國家在地球上開始了其永恆的統治。」

阿比斯坦在哪裡呢？它在人們心中，所以無處不在，一個「美麗新世界」。舊世界去了哪裡？它被一場戰爭夷為平地，語言、書籍、歷史、直至日常起居的桌椅餐具，全都銷聲匿跡。全新的阿比斯坦國，擁有新的語言和新的衣食住行方式，但生活單調地只圍繞信條展開。

阿比斯坦國儼然和現實中的國家一樣，機構組織分明有序：議會叫「公正博愛會」，決策機關叫「機構局」，唯一的神叫尤拉，國家領袖叫阿比，是尤拉的使節。統一全國百姓思想的宗教叫「噶布爾」，記載其宗教學說與信徒行為準則的聖書叫《噶布爾》。

主人公阿提，被流放到帝國管轄的一座深山療養院治療肺結核，強制性靜養期內，他開始懷疑「唯一思想」的正確性，為探究真相，他和朋友柯阿穿越整個帝國，這一叛逆舉動最終導致朋友的死亡。

阿提在療養院中治療的情節，和作家喬治·奧威爾有關，桑薩爾說，「奧威爾當初因肺結核被送去療養院，卻沒能治癒。我把《2084》的主人公安排在此，他最終痊癒並開始了思想的反抗，這是我對奧威爾的另一種致敬。」

阿提在療養院的見聞使他成了阿比斯坦國第一個思考的人，思考產生懷疑，懷疑產生反抗，而反抗會「傳染」，這些都是「永恆之國」不可容忍的行為。阿比斯坦國想維持統治，就得強調信仰，讓人盲信，不許質疑，《2084》里最刺眼的座右銘是——「屈從即信仰，信仰即真理。」

縱深

壓抑至極，渴望讀者跳出來反抗

最終，反抗的星火被撲滅，反抗的人不是被流放就是死於非命。由著這樣沉重壓抑的故事情節，《2084》成了一本「行文緩慢、沉鬱」的小說，在余中先看來，這本小說「屬於思想小說，沒有曲折離奇和驚心動魄的情節，正好迎合了帝國麻木壓抑的本質」。

這本主要靠理念推動的小說，的確不能給讀者帶來酣暢的閱讀感受，而奧威爾的《1984》同樣也是一本緩慢而沉鬱的書。對於此類書籍，捷克裔法國作家米蘭·昆德拉稱之為「圖解式小說」，他認為「以小說人物為某種觀念的化身，會損害人物塑造，使得小說變得單薄和蒼白。」昆德拉認為《1984》就是這種反面教材，想必昆德拉若讀了《2084》，評價也會類似。

面對這樣的質疑，桑薩爾有自己的看法。有趣的是，他和昆德拉曾就「圖解小說是否會損傷小說特質」的問題當面爭執過，他認為這是「雞生蛋還是蛋生雞」的問題：「作家應該先有故事，還是先有風格？有的作家生來有強烈的主導意識，他們有強大的能量控制筆下人物按照自己的意志行進，但我不是這樣的作家。我認為作家不能像一個盲目而瘋狂的司機那樣，去碾壓現實。現實是文學必須考慮的因素，它的真相可能就沒有戲劇性。我的作品里有太多沉重和壓抑，這是對現實的反映。」

桑薩爾反對「為了小說而小說」的做法，「我不會為了讓讀者愉悅，就為小說添加焰火和色彩」，他更願意把《2084》看成一本「文學科普讀物」，而非「一本有魅力的小說」。

他想做的，是借著小說的載體，尋求讀者的思考和爭辯，「《2084》對讀者發出挑戰，我描寫了對人類恐怖未來的假設——一種全球性的極權制度，我們不一定非要走向極權，我們應該有另一種出路。」

話雖悲傷，但我們還是能從《2084》的細節中捕捉桑薩爾對美的嚮往。雖然《2084》中的景物——整齊劃一的行政區和生活街區、高大的辦公樓建築毫無美感，但卻有一個例外——阿提在被囚禁后，首領問他的夢想是什麼，「他可能會滿足於有一丁點兒剩餘的時間，用來呼吸天空那自由的空氣，嗅聞大海那催情的氣味」。整個阿比斯坦國，好像一個黑白的夢魘，唯有大海帶來別樣的色彩。阿提夢中的大海，「帶著一腔實實在在的激情」。

阿提因為看見了大海，從此成了「見識滿滿的人」，而桑薩爾呢，「覺得自己能夠去愛這大海。」

阿爾及利亞內戰

源於阿爾及利亞政府與各種伊斯蘭主義反叛團體之間的武裝衝突。衝突始於1991年12月，1991年阿爾及利亞國民大會選舉第一輪結果顯示，伊斯蘭拯救陣線黨將獲勝，之後政府取消了選舉。從此阿爾及利亞陷入了一場暴力夢魘。伊斯蘭極端分子為了迫使政府接受伊斯蘭勢力上台掌權的要求，重建了「伊斯蘭軍運動」，發起一輪輪的暗殺、爆炸和破壞活動，由此引起了阿爾及利亞內戰，造成了超過十萬人的死傷。

撰文/新京報記者 柏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