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新富階層的背水一戰

經濟新常態下，新富階層如何廓清迷霧、找尋財富增長的機會？

怎樣把握經濟的現狀？這幾年來，從政府工作報告到民間大家都在討論經濟困難，那麼，經濟究竟面對哪些困難？具體地講，經濟困難可以集中概括為「四降一升」，其中「四降」即增速下降、企業利潤下降、PPI（工業品出廠價格）、財政收入下降；「一升」即潛在的經濟風險、特別是金融風險上升。如果對從去年以來股市、樓市和匯市存在的問題進行細緻的梳理，你就會發現這些問題都可以歸結為由這「四降一升」所引發的。具體來看，「增速下降」表現為自2012年以來經濟增長速度下降很快，2011年GDP增速9.3%，2012年直接降到7.7%，此後一路下滑，至今年的6.7%。「企業利潤下降」表現為去年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出現－2.3%的增長。「PPI下降」表現為連續54個月同比負增長，民間投資增速只有2.3%，前些年民間投資基本上都在10幾、20幾的增長，民間投資斷崖式下跌就是PPI下降的主要原因。「財政收入下降」表現為兩方面，一方面是既是是形勢最好的中央財政增長去年才5.8%，基層財政收入很多地方慘不忍睹，另一方面看，財政支出則是剛性的增長，這造成了財政收支缺口不斷加大，今年財政赤字占GDP比重將達到3%，為多年所不見，財政缺口達5600億，未來隨著養老支出的增加，財政支出壓力會更加巨大。困難是怎樣產生的？具體原因有哪些？有一種說法，認為經濟的困難是「周期性原因」，姚景源表示不贊同這樣的觀點，他堅持認為經濟的困難是經濟結構性出了問題。因為如果是「周期性原因」就意味著不改革，用「挺」和「熬」的方法就可以度過困難，但現在顯然不是這樣子的。經濟問題出在重大結構性失衡上，我們必須直面這些問題，堅決依靠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來解決當前經濟面臨的困難。今年5月9日《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權威人士談經濟的文章，裡面有這樣一句話，就是「面對現在經濟的困難，死挺硬熬是過不去的」。我們必須著力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來化解我們深層次的矛盾和問題。要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要著眼於經濟的大環境，也就是我們所說的「新常態」。如何把握這個「新常態」，習總書記在中央基層工作會議上用三句話做了高度概括：速度變化、結構優化、動力轉化。把握新常態：速度變化、結構優化、動力轉化先談一談「速度變化」。回顧改革開放38年來的經濟增長速度，儘管近3年我們遭遇了增速回落，但平均來看，38年來經濟的年均增速仍高達9.8%。這意味著在過去30多年時間裡，我們在整個世界經濟中都名列前茅。我們要肯定過去的高速增長，但同時我們更要注意到另一個問題，那就是經濟增長的主要矛盾和突出問題發生了變化，這可以從我們人的飲食中窺見一斑。人的吃經歷了三個變化階段，第一階段是1978年至上世紀90年代的「吃飽階段」，主要矛盾是數量問題。90年代後進入了第二階段的「吃好階段」。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人的飲食狀況得到了極大改善。但是我們也吃出了很多健康問題，三高、糖尿病等等。我是搞經濟工作的，從經濟角度來說，我可以理解為是我們消化系統的進化速度沒有趕上經濟發展的速度。兩個速度不匹配！現在是第三階段，我稱之為「健康階段」。我們開始更加關注飲食的健康和營養問題。經濟三十多年來的變化經歷了上述相同的轉變。今天，經濟的主要矛盾不是數量問題，不是速度問題，而是健康問題。經濟走到了一個新階段，就是由過去那種規模和速度快速擴張的粗放型增長轉變到以質量和效益為主的集約型增長。在這個階段增長速度有所回落是正常的。

經濟現在進入一個什麼狀態？我們稱之為增長速度換擋期。為什麼經濟早不換擋、晚不換擋，偏偏現在換擋？應該講除了經濟增長規律以外，還和我們過去長時間累積的矛盾和問題有關，也就是我們所說的結構性問題。以人口結構為例，人口紅利消失是我們面臨的一個大問題。1980-1989年出生人口達到2.28億；1990-1999年這一數字下降到1.74億；2000-2009年降至1.26億，這意味著00後人口數量比80后少了整整1個億。再來看我們16-59歲的勞動力人口，2013年勞動力人口減少244萬，2014年減少371萬，2015年減少487萬，三年1千萬勞動力沒有了。反映到經濟上就是我們感受深刻的勞動力成本急劇上漲。我們的實體經濟非常困難，往外看產能過剩、需求不足，往內看各項成本特別是勞動力成本急劇上漲。回過頭來看經濟的下行壓力。整個經濟中下行幅度最大的是進出口。去年我們在總理政府工作報告中將進出口貿易的增長目標定為6%，我當時認為6%定低了，因為過去的進出口特別是出口保持了30%以上的年增長。但是後來實際是多少呢？-7%！這完全出乎我們的意料，我們的進出口慘到這個地步，什麼原因？問題出在了紡織、服裝、箱包、玩具、傢具、鞋、塑料製品這七大勞動力密集型產品的出口上。過去這七大行業給的出口立下了汗馬功勞，使得製造佔領了全球很多市場。但是隨著勞動力人口優勢的消失，我們的廉價勞動力沒有了。現在越南、柬埔寨和菲律賓這些國家正在學我們，他們的優勢就是勞動力便宜。所以這次的經濟下行折射出過去那種依靠廉價勞動力生產低成本商品、再以出口打天下的道路已經行不通了。人口紅利的消失，一方面是年輕人數量的減少，另一方面則是老齡化的迅速推進。目前60歲以上人口是2.2億，65歲以上人口是1.3億，都超過了老齡化的標準線。一方面這是好事，說明我們的經濟發展了，國民體質有了根本進步，全國人民平均壽命也有所增加。但另一方面，老齡化會對整個社會經濟帶來全方位的影響和衝擊。與此同時，過去粗放型的高增長帶來的是高能耗、高污染，現在我們的資源已經支撐不了這種粗放型增長。我知道大家很擔心，經濟增長往下掉，什麼時候是一個底，有沒有底？我說有！這個底就是全面小康目標的實現。習總書記在五中全會的時候提到，我們可以採取倒推的方法，就是要實現2020年的兩個「翻一番」，那麼2015-2019年這幾年的經濟增長速度不能低於6.5%。為什麼李克強總理把今年的增長速度定到6.5-7%？因為如果低於6.5%，全面小康實現不了，這是一件大事。總而言之，大家要從四個方面把握當前宏觀經濟，一是當前的宏觀經濟增速在下行，這是規律；二是經濟增長速度回落是我們化解深層次矛盾的必須；三是經濟下行的底是不能影響全面小康；四是經濟工作的總基調是「穩中求進」。

其次，來談談結構優化。如何來看經濟深層次的矛盾？我一直主張要少一點總量思維，多一些結構思考。一產農業依舊十分薄弱，農業有兩個「低」，一個是組織化、規模化程度低，二是機械化和科技化水平低，導致我們勞動生產率就很低。現在有2.2億農民，去年我們的農產品出口額是700億美元，荷蘭有22萬農民，去年農產品出口額是820億美元，比還多120億美元，這就是差距。二產工業，在眾多行業都是世界第一，比如汽車行業，全世界每4輛汽車就有1輛是製造，機床產量佔全球總量的38%，造船業產量佔全球40%，發電設備產量佔全球60%。輕工業方面，以服裝出口為例，我們現在可以給全世界其他57億人口每人每年做三件半衣服和兩雙鞋。但是，我們缺少核心技術。我們是世界第一鋼鐵大國，的鋼鐵產量佔世界鋼鐵總量的52%，但高負荷噸位起重機的鋼絲都要依賴進口；我們大家使用的圓珠筆筆頭的鋼珠，也是進口的；高檔數控機床95%要靠進口。三產服務業方面，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注意到這個問題，經濟增速回落，但我們的就業情況總體良好。今年計劃新增就業1000萬，但到9月底就實現了1067萬。為什麼？主要還是得益於第三產業的發展，因為它吸納就業能力特彆強。第三產業占整個經濟的比重，去年是50.2%，今年9月底增至52.8%。但是這個比重依舊不夠高，美國這一數據是80%，全球平均水平是60%，我們連全球平均水平還沒有達到。總理最操心兩件事，一是要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貸款貴的問題，二是如何讓金融之水流向實體經濟。這兩件事雖有進展，但都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讓創新成為推動經濟增長最根本的原動力過去三十多年經濟增長靠什麼動力？主要靠三個大量投入，一是資本投入，二是資源投入，三是勞動力投入。但是現在這三個大量投入都遇到坎、不可持續了。大量的資本投入帶來了產能過剩，資源投入帶來了高能耗、高污染，勞動力投入上又遇到了老齡化。怎麼辦？我們別無他法，只有讓創新去替代這三個投入，成為我們經濟增長最根本的原動力。為什麼的創新能力不足？就是因為我們缺乏緊迫感，為什麼缺乏？是因為沒有看到創新有顛覆性、毀滅性的特點。比如液晶電視的出現讓顯像管業消亡，比如數碼相機的出現柯達這樣曾經世界企業界的巨頭遭遇巨大的危機。最近金融領域監管趨嚴，但也不能管得過死，否則會扼殺金融創新的活力。主題演講結束后，來賓和姚景源進行了提問交流。姚景源在回答來賓提問時談到了最近熱門的福耀玻璃的曹德旺，談到了中美製造業成本的比較分析，比如同樣的工業用電，美國劃到人民幣2毛6一度，工業用電每度6毛；美國的銀行融資成本只有1.6%，比香港的存款利息1.8%都低。在談到明年房地產業發展時，姚景源指出，房地產政策制定到目前為止都沒有找到一條既符合國情又符合市場規律的道路。明年一方面一二線城市肯定會加大土地供給，另一方面，還要繼續探索適合房地產健康發展的「長效機制」。不關注金融，你將會被這個世界拋棄，而在經商、投資、發展的道路上，切不可盲目為止。為了家人的幸福，金創認為，財富道路還是應該穩字當頭。合理的學會理財學會消費，因為總有那麼一批人，相信自己的財商、智商比別人高，但事實上投資市裡很多時候比的不是財商、智商，而是資金、消息。未來的投資是一種趨勢，而短期試水則是賭博，賭博與投資最大的區別在於方法和計劃，盲目跟風的投資好比拿槍上戰場沒帶子彈一般，只有聽天由命的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