並沒有任何跡象表明，對女性的侵犯與歧視已經有所收斂

上一篇，我們探訪了當代不同領域的女性在日常生活中遭遇的困擾；這一篇，書評君想帶你回到上個世紀，去看看那個時代的傑出女性面臨怎樣的難題。

刀鋒上的女人羅莎·盧森堡以批判權威而聞名；以繪畫對抗恐怖的夏洛特·薩洛蒙堅定地執著於自我，用儘力量為自我的存在創造出空間；而夢露的私人信件和日記則顯示了她作為一個女人，在自己的私密空間排解由於虛飾的外表而帶來的痛苦的努力。傑奎琳·羅斯在《黑暗時代的她們》中，以這三位深陷極端不公平境遇之中卻仍竭力創造自己生命價值的傑出女性的故事作為開始，試圖表明「我們生活在一個並沒有任何跡象表明對女性的侵犯與歧視已經有所收斂的時代」，而「這個世界距離傾聽來自女性的聲音究竟還有多遠？」

《黑暗時代的她們》

作者：傑奎琳·羅斯

譯者：王揚

版本：北京聯合出版公司 2017年3月

比起在黑暗中摸索蠟燭想盡辦法點燃它，以光明驅散黑暗，不惜為此撞得頭破血流，真正學會如何面對黑暗或許是人們在身處黑暗之中時更好的辦法。如果說我將要講述的這些故事裡有一些值得人們借鑒的經驗，那便是我們需要想清楚，我們努力想要尋找的，究竟是一個怎樣的所在。

楔子

節選自《黑暗時代的她們》

本書將以三位深陷極端不公平境遇之中，卻仍竭力創造自己生命價值的傑出女性的故事作為開始。儘管她們生前遭到了輕視與侮辱，各自的經歷又迥乎不同，但當我們回溯她們的經歷時，相似的沉重感會讓我們透不過氣來——一如生活曾加諸她們的苦難。而同時，她們的受難故事，也同樣是她們反抗命運迫害的光榮歷程。於我而言，她們並不是犧牲者，而是偉大的倖存者。儘管並未能等來屬於自己的時代，但她們卻教會了我們該如何在一個冰冷殘酷的世界上，詮釋生命的意義。她們同屬於20世紀——那是一個繁榮與殺戮都在以空前的方式施展著自己力量的年代。在這本書里，死亡的陰影籠罩在那些充滿活力與抗爭精神的女性身上，並且至今仍未消散。

她們不僅是將言語與想象蝕刻在生命之外的藝術家, 同時也是這世界醜陋真相的揭發者。她們的遭遇提醒我們，在這世界上，橫行的強權、腐敗與享有特權的卑鄙階層從未消失。但為何她們的經歷是如此的悲慘？答案或許僅僅是，她們是女人。她們都經受了常人難以想象的磨難，可這些痛苦卻使她們更加堅定了自己生命的方向。她們將痛苦掩埋於內心深處，並努力尋找黑暗的藏身之所，為的是弄清究竟是什麼在阻礙她們前進，同時為反擊做好準備。她們吸引我的原因，是她們並沒有犯大多數人都會犯的錯誤：去堅信自覺的受難意識終能換來報償，從而對苦難「聽之任之」。即便是在暴力之下，她們也儘可能將命運掌握在自己的手裡。於歷史而言，她們從來都不是單純的受害者，儘管她們的被害已成定局。

可以想象，我對新生活的全部勇氣，恰恰來自那些對我靈魂的傷害。

——羅莎·盧森堡致列奧·約吉謝斯，1898年

我以盧森堡女士的故事作為開始。這個猶太女人出生在波蘭，正是在她的努力下，來自德國的社會主義者們成為20世紀初最堅定的革命力量。她的身份多到令人驚訝：馬克思主義實踐者和傳播者、教師、演說者；革命路線的設計者與雄辯家；抒情詩人和語言藝術家；翻譯家和語言學家；畫家和植物學家。

當羅莎·盧森堡第一次站在公眾面前，發表自己那將要感染眾人的公開演說時，她緩慢但準確地衡量了自己的力量。「我並不是一個希望以魯莽的手段，通過製造某種具有轟動性效果來達到目的的狂熱分子，」在1898年寫給自己情人列奧·約吉謝斯的信里，盧森堡寫道，「相反，我自己正在以冷靜的狀態，自信美好未來即將實現……我確信自己用不了多久就可以成為我們同志之中最出色的演說者。」

當羅莎·盧森堡總結自己的演說時，她發覺自己著力引導和改變的，其實還是那個本質上屬於男人的世界。而這個瘦小、有一點跛足的波蘭裔猶太女人，則是在用自己的全部力量不斷向高處攀登。她與參與她演講的每一位革命英雄和權威都是平等的——其中甚至包括列寧，儘管他是一位卓越的革命領袖，卻也曾被盧森堡當面指責。簡單地說，羅莎·盧森堡征服了他們的世界。

與此同時，盧森堡同樣不曾懷疑，自己對於這個世界的意義是獨一無二的。「你知道我為何如此堅定嗎？」在幾個月後給約吉謝斯的信里，盧森堡表達了這樣的觀點，「一些我在生命中體驗到的東西，將會以我自己的方式被闡釋和表現……正因如此，我的靈魂將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臻於成熟。憑藉著觀念的力量和強烈的自信，它將會衝破一切陳舊規則慣例的束縛。我想要像一聲驚雷一樣，以我的觀點、信念和表達的力量，喚醒人們麻木的心靈。」這番話或許可以用狂熱、過激、缺乏情感來形容，但對於盧森堡而言，成為一名政治參與者的使命，必然是要使世界迎來新生，這顯然需要無比的決絕。而接下來，她又在信里補充道：「可是該以怎樣的方式、向怎樣的人、在怎樣的場合完成對他們的引導，我卻仍不確定。」

盧森堡的遲疑，來自那些看似與她同仇敵愾的同僚。她所呼籲的是一種新型的政治語言，那是一種我們至今仍在沿用卻也時常被誤解的觀點：一種政治理念，並不應以翦除異己方式實現全面的控制。她的這一觀點對漢娜·阿倫特產生了巨大的影響。阿倫特同樣也曾詳細地闡釋極權的可怖之處，同時指出終極的自由作為一種資格之於人們的意義。而在《極權主義的起源》里，她寫道：「沒有邏輯，沒有令人信服的理論，將會使強權的運轉呈現儘可能多的可能。這是因為對於所謂的邏輯之鏈而言，它的開端往往只是以假設作為前提和形式。」這同樣解釋了為何極權主義總會無比憎恨「新人」，恐懼之所以被需要，是因為極權者「唯恐人們在世界上建立起超出他們控制的聯繫，從而提高他們自己在世界上的聲音」。

提高自己在世界上的聲音——獲得更廣泛的話語權，同樣也是女權主義運動的目的。在父權佔據主導地位的場合，女權主義者的言論通常被冠以「聒噪」「歇斯底里」之類頗為輕蔑的形容詞，通過這樣的譴責來使她們減少自己的發言。

通常意義上，人們對女權主義運動的反對，即便不是以恢復男性在這個世界上的主導地位為目的，也是在試圖繼續對女性的言論進行染指和干涉。一個直言不諱的女人總會被看作一種威脅，這並不是出於對她所說的內容或是所提出的要求的擔憂，而僅僅是因為在公共場合「發聲」這一行為本身，已經太過強烈地表露了自己的存在感。也正是基於此，羅莎·盧森堡的演說，時常會遭到反對者的無理指責。德國社會民主黨領袖，同時也是位自詡的「女權主義者」奧古斯特·倍倍爾曾對她惡語相向，說她的言語是「卑鄙的女人噴出的毒物」；奧地利的馬克思主義先驅維克多·阿德勒更是直接稱她是「惡毒的婊子……總喜歡像猴子一樣抖機靈」。而在一些其他的場合，他常常會宣稱盧森堡所做的一切並不明智，「證明了她不過是個女人而已」。而在1905年的一次黨內大會上，阿德勒半開玩笑地說：「是時候讓她停下來了……不能讓一個蠢女人壞了我們的好事。」羅莎·盧森堡所遭受的誹謗表明了，一個卓越而勇於發聲的女人的存在，通常會被包括同僚在內的男人們看作一種威脅。而這種境遇本身也證明了，人性中，尤其是權力擁有者身上的卑鄙與下流，其實從未消失。

我的夢正浮在藍色的水面上。是何種力量驅使你忍受如此多的痛苦與折磨，不斷塑造、打碎、再重塑自己？是誰給你這樣做的權力？

——夏洛特·薩洛蒙《人生？如戲？》

當羅莎·盧森堡被政府的追隨者們殺害時，夏洛特·薩洛蒙僅僅兩歲，但她與世界和自己的衝突已經埋下了伏筆。她不朽的作品《人生？如戲？》（Life？ or Theatre？）不僅是繪畫史上的重要作品，同時也是對德裔猶太人在「二戰」期間遭遇的苦難的一份忠實記錄。她用一幅又一幅的水粉畫，描繪了自己在這黑暗歲月里的境遇。而這部創作於她生命最後幾年裡的作品，直到她死後多年才得以結集問世。她是在臭名昭著的奧斯維辛被殺害的，但或許，將她的作品全然歸入大屠殺紀念中展出或許是個嚴重的錯誤。

事實上，夏洛特卓越創造力的意義，要遠勝於她作為一名「大屠殺死難者」的價值。《人生？如戲？》的配色是極艷麗的，這使得畫面通常看起來很刺眼。而這種不同尋常的風格，似乎暗示了她所處的境遇——一面是壓抑與禁錮，而於自己，夏洛特·薩洛蒙的才華卻不容許半點兒壓抑。這組矛盾的結果，最終通過這些非凡畫作得以呈現。它們貫穿了繪畫者在兩次大戰中的經歷，將其間的瘋狂與痛苦小心收納，並以鮮艷的界限，詮釋此時與彼時生命的痛楚和希望。

根據一份可信的報道，夏洛特在作畫時會面朝大海，嘴裡哼著歌——這大概也是她的作品富於韻律感的一個原因。欣賞她的作品是一種多層面的體驗。隨著黑暗漸漸滲入她的生活，她在畫布上的表達也隨之發生改變。由於她富於表現力的手法，欣賞者不難像置身詩歌朗誦會或是音樂會上那樣，體察作者心境的變化。這種將聲音與畫面結合的表現方式同時還具有獨一無二的「緊迫感」——畫布上的角色彷彿可以主動發聲，央告人們來查看這裡發生了些什麼。

夏洛特將繪畫與音符融合的嘗試，使她逃離了恐怖的深淵——這深淵既是來自他人的暴行，同時也來自自我。她的天賦使她可以驅散籠罩在自己生活之上的黑暗，同時揭露自我與世界之間的「共謀」。《人生？如戲？》始於1913年她的姨媽自殺的那個晚上，那同時也是「一戰」前夕看似安寧的一天。但死亡往往孕育著全新的生命——在自己的姐姐離世之後，夏洛特的母親不顧父母的反對，毅然來到「一戰」前線，成了一名戰地護士。而正是在那裡，她遇見了薩洛蒙醫生。兩人迅速相愛，結婚，生下了夏洛特，而「夏洛特」這個名字，正是來自她不曾見面的姨媽。可這個美麗的名字，卻暗示了一個不祥的結局，而這個結局在夏洛特降生時似乎已經被人們察覺：「小夏洛特生下來，似乎就帶著對生活的不滿。」夏洛特的出生伴隨著秘密與謊言。而從一開始，她便試圖引導自己的觀眾去關注那不尋常的東西：一個處於戰爭狀態的國家，它的國民是怎樣經營自己的日常生活的，那是一種狂喜與憤怒、冷酷與壓迫共存的狀態。與此同時，猶太人也背上了奇怪的罪名——由於他們的相對較高的自殺率，其他人開始將「墮落」的帽子扣在他們頭上——自殺是褻瀆神明的表現。出於這樣的原因，夏洛特姨媽的自殺，只好被家人掩蓋起來。但事實上，薩洛蒙家族總共有七人死於自殺，包括夏洛特的母親——她於夏洛特八歲時結束了自己的生命，而夏洛特則被告知自己的母親「死於流感」。根據記錄，在這一時期，「沒有人告訴過夏洛特自己家族這些死亡事件的真相」。

儘管尚無從知曉自己的「宿命」，但夏洛特還是為自由做出了極大的努力。在她還是個小女孩的時候，她便想象自己好像一隻被束縛的飛蛾，「只有靠近烈火才能掙脫枷鎖」。而當她在二十三歲時得知自己家族的秘密后，想到自己可能也難逃自殺的詛咒時，她決定要做些什麼。「務必保存好它們，」在完成自己的作品后，夏洛特將它們交給了自己的朋友莫迪斯醫生，「這是我全部的生命。」當她墜入黑暗的深淵時，勉強用畫筆描繪出那不可言說的可怖景象，使她成了那個時代的記錄者。這是她謀求「倖存」的方式——生命可以輕易被磨滅，可記憶卻能永存。而在這一層面上，她又是個不折不扣的榜樣。

夏洛特·薩洛蒙全力以赴，對抗這世界，以及自己內心最不安的情狀。這恰恰也是我試圖論證的關鍵部分——只有當我們對她們所遭受的苦難有所體會與認同時，這些傑出女性的意義才能真正被理解。你永遠無法在一場戰爭中裝聾作啞，裝作什麼都沒有發生；或者提高耳機音量——像現在的年輕人喜歡做的那樣，去掩蓋由遠及近的隆隆炮聲。在多數時候，按照官方辭令的說法，「戰爭讓女人走開」，她們至少可以做一個無能為力的旁觀者，等待災難降臨或風平浪靜，但由於自己難以隱抑的才華，夏洛特卻成了一個「主動受難者」。

她以出人意料的方式演繹了自己的生命。

現代社會對完美的訴求（一切完好，沒有瑕疵，沒有界限，沒有陰影）消除了普遍意義上的掠奪與侵犯，卻更使女性本身成為那些亟須隱匿起來的邪惡企圖的理想藏身之所。當世界權力的重心於「二戰」后穿越大西洋轉移到美國，與權力相伴的壓制與強暴也如影隨形地來到了新大陸。在其中，似乎沒有人比瑪麗蓮·夢露承受了更多的痛苦。就像這一時期的美國本身一樣，夢露的故事也被深深地烙上了「美國夢」的印記——然而，她的「美國夢」同樣也不過是幻夢一場。

1959年，蘇聯領導人對美國進行了第一次正式訪問。而正是在這次「友好訪問」中，赫魯曉夫主動提出想「見見夢露」，因為對於蘇聯人民來說，美國是「可口可樂和夢露的國度」。夢露自己對於這些的看法顯得很犀利。在她生前最後一次採訪中，她指出：「我從沒把自己當作一件商品，可顯然，有人是這樣認為的。」

夢露是在「一戰」后的蕭條之中出生的。她於1926年生於天使城的郊區，由於父親失蹤，母親隨後不久被送進了精神病院，夢露的童年十分灰暗。她是這世界上留下影像最多的女人，儘管人們偶爾不願承認她演技精湛，但卻不能否認她是一名極具天賦、極出色的演員。人們對夢露總是持有錯誤的認知，不只是因為她悲慘的生活經歷，也並非僅僅由於她的早逝（她的死因至今仍然是個謎）；而在於這兩個方面更像是她生活中一條時時涌動的陰冷暗流，驗證了她徘徊在B級片演員與大明星之間「一定並不光彩」的演藝生涯，更表現了一個具有支配欲的美國究竟是如何將自己的商品和美元撒向全世界的。但不同於人們的固有認知，夢露並不僅僅只是一個「胸大無腦的金髮美人」，恰恰相反，她十分睿智，思想極具批判性，同時具有很強的自制力。她曾多次嘗試反駁在那個被虛化的時空下被強調的所謂意義，而在今天，這種反駁顯然比仍被堅持的謬論更具價值。

夢露的演藝生涯，始於帶領美國人民走出戰爭沮喪的羅斯福新政時期，經歷了整個第二次世界大戰，同時又涵蓋了20世紀50年代的冷戰、朝鮮戰爭以及因對共產黨人的濫殺而臭名昭著的麥卡錫主義時期。每當道德崩壞的時刻，夢露的出現就像是一針強心劑，鼓舞人們繼續相信生活的美好。她的完美無瑕像是一種魔法——美國夢的實現可以「不請自來」，於是人們也不必勉強自己穿過層層陰霾（儘管夢露自己的生活自始至終都布滿了陰影）。

夢露是一位傑出的反抗者。「氫彈是我的噩夢，你的噩夢是什麼呢？」在1962年的一次採訪中，夢露曾這樣反問道。這些言論和故事都理所當然地被隱瞞起來，使得夢露的政治活動更像是一段隱藏起來的影像，被塵封在銀幕背後，被她自己演繹的、為人們所期待的光鮮亮麗掩蓋。

據我推測，夢露的政治活動經歷之所以會被隱藏，是由於她對所謂「美國夢」的態度並不堅定。而她所堅持的「人道主義」卻又是那樣易碎和危險，這最終使她只能被一些狂熱者「熱情相待」。即便是作為一位明星，夢露的經歷也太過近似於她所演繹的故事的反面。那些對她的執著有所了解的人們顯然知道，她最關注的觀眾，是那些工人、窮困潦倒者，以及那些將銀幕上的她視作全部生活意義而藉以逃避現實的自閉者。她是底層中的幸運兒，卻並不滿足於自己的幸運。1960年，夢露曾給自己的朋友、《紐約時報》的高級編輯萊斯特·馬克爾（Lester Markel）寫信，對美國政府關於菲德爾·卡斯特羅的政治態度提出了抗議：「萊斯特，我從小便被告知民主的意義，可當古巴人民為了實現民主，在驅逐獨裁者巴蒂斯塔的鬥爭中付出了如此多的鮮血時，我那宣稱熱愛民主的祖國卻對此漠不關心。」

事實上，當有關社會主義的事件發生時，美國也往往會摒棄所謂的「普世價值」，站到民主的對立面。越是在這樣的時刻，夢露越會表現出自己不同於往常的一面，那才是她最真實的一面。而這真實，又往往會在虛構故事之外的鏡頭前被捕捉。曾為夢露未竟的影片《瀕於崩潰》（Something』 s Got to Give）拍攝照片的攝影師勞倫斯·席勒（Lawrence Schiller）曾寫道：「她既是一位可以完成既定動作的傑出演員，同時又好像完全可以主宰這一切。」夢露向他展示了「其他攝影者都知道的事實：當夢露進入『拍攝模式』，她會讓所有攝影師淪為『按快門的人』」。而對於另一位攝影師艾娃·阿諾德（Eve Arnold）來說，這種力量延續到了暗房之中。當她為夢露拍攝過一組照片之後，這些照片看起來似乎是有生命的：它們憑藉自己的力量，衝破束縛，在黑暗中閃閃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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