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問題與歷史的回歸

該書雖然被歸為經濟學類著作，不可否認的是，皮凱蒂所關注的不平等機制和階層分析同樣也是社會學的經典課題。他提出「世襲資本主義」與「食利者社會」這兩個概念，描述資本與遺產在資本主義經濟中扮演的角色。圍繞這兩個概念，可以衍生出社會公平、社會再生產、社會流動和社會分層等主流社會學研究議題。其中，代際流動與階層固化的變化趨勢一直以來都是國內學術界的熱點問題。一方面，在相對具體的議題上，我們可以看到社會學與經濟學在研究主題與內容上多有重疊之處；另一方面，偏執地選擇固守學科界限，顯然無助於今天我們所提倡的跨學科研究的展開。這也提出一個問題，即:皮凱蒂的經濟學研究成果，可以為社會學研究帶來什麼樣的啟示呢？

隨著皮凱蒂熱的興起，出現了大量文獻對其著作進行討論。在一些質疑中，批評者認為皮凱蒂混淆了財富與資本的概念，或者質疑全書的核心公式，資本回報率（r）與經濟增長率（g）之間的可比較性，又或者對皮凱蒂使用的財政與稅收數據提出疑問等等。然而，在經濟學意義上探討皮凱蒂的著作並不是本文的目的。本文嘗試對皮凱蒂及其著作進行社會學視角的解讀，尤其是從方法論的角度，探討歷史與經濟學的結合之於社會學的意義。

本文分為三個部分：首先，皮凱蒂批評美國化的經濟學研究過度依賴於建立抽象的數理模型，忽略了對真問題的討論，因而提倡進行多維度的跨學科研究。這種將歷史引入經濟學研究的方法，對於提倡發揮社會學想象力和向歷史緯度回歸的社會學而言，極具借鑒的價值。其次，歷史研究同樣是社會學的課題，在學科中存在歷史社會學的分支領域。尤其是在社會變遷的議題上，後者多採取宏大敘事的方式，關注時代性抑或紀元性（epochal）的社會變遷。而皮凱蒂側重描述的長時段經驗研究，卻為我們提供了社會變遷的另一種敘事（alternative narrative）。最後，法國和英國等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財政和人口數據構成了皮凱蒂經驗分析的基礎，這些數據的產生蘊含著客觀的歷史因素，它們與現代民族國家和資本主義在西方的歷史進展息息相關。這種「數據」的歷史情境性因素，也對皮凱蒂研究在不同地區的可複製性提出了疑問。

在這本大部頭的著作中，皮凱蒂的個人經驗與方法論選擇的闡釋僅占非常小的篇幅，但是其對過度數理化經濟學研究的批評，同樣值得社會學重視。一方面，量化研究是社會學標誌性的研究方法，本身也面臨著過度數理化的窘境。另一方面，回顧社會學的歷史會發現，這是一門具有極強批判和反思精神傳統的學科。不管是「社會學將要到來的危機」（Gouldner，1970），還是「社會學的想象力」（Mills，2000），對宏大理論與抽象經驗主義的批判均是這種精神的體現。

當然，這裡談到的過度數理化，並不是要老調重彈，對量化研究進行盲目批判。事實上，在皮凱蒂掀起的討論中，有不少學者為科學的經濟學作辯護。保羅·羅默爾（Paul M. Romer）(2015)就強調科學研究有自身的規範和標準，他批評皮凱蒂的長時段收入和財富研究，認為它雖然很好的呈現了數據，其經驗分析也非常清晰與精確，但是這種研究似乎順應了「經驗研究才是科學，理論只是娛樂；提出模型就像玩紙牌把戲」的期待。弗蘭克·科威爾（Frank A. Cowell）(2014)也指出，在經濟學分析中，有時候不難發現一些數學模型表現出沒有必要的複雜性。犬儒主義的觀點也許會認為，學者的主要任務就是將經濟學模型製作得足夠複雜，使得一般的讀者難以抓住其要旨。但是，在科威爾看來，當我們研究財富分配的長期發展，面對如此重要議題，複雜化有時候甚至是必須的。

在技術維度的討論中，關於數學模型的選擇和取捨，這樣的爭論顯然難於獲得共識。對於社會學而言，這門學科並不缺乏對方法及方法論的反思和批判。然而，即便是圍繞技術的討論，背後也蘊含著社會與歷史的情境性因素。正如皮凱蒂將庫茲納茨曲線解讀為歷史上的「冷戰福音」。與庫茲涅茨同時代，社會學在美國也存在一個黃金時期。這門學科在大學中獲得了穩固的位置，理論上確立了結構功能主義的王朝。但是，戰後的和平發展與經濟繁榮很快被此起彼伏的社會運動所打斷，這是一個衝突取代均衡，現實取代烏托邦的歷史時期。強調社會整合、系統穩定和均衡的結構功能主義理論，在社會學中扮演了庫茲涅茨曲線式的樂觀主義角色，它成為資本主義現代社會的科學寫照。受到彼時社會思潮的衝擊，它被認為無力反映激蕩的社會現實。其保守主義立場需要面對激進社會學的指責，以及衝突論等後起諸理論的挑戰。

在方法上，除了對抽象經驗主義的批判，一度被奉為圭臬的價值中立原則，也在這種歷史情境下受到質疑。激進社會學的代表人物，將學科危機概念引入社會學的阿爾文·古爾德納（Alvin Gouldner）（1963）認為，教條性的追求價值中立的社會學是一種亟需推翻的神話，這種理論要求就像是對理性的盲目獻祭；作為社會學的米諾陶洛斯（Minotaur，希臘神話中有名的人身牛頭怪），需要被社會學抵制。但是古爾德納並沒有簡單地推翻價值中立。一方面，他對其進行歷史情境性的解讀，認為韋伯對價值中立社會學的追求，體現了深藏在西方思想傳統中理性與信仰之間的張力，而韋伯嘗試調和這二者之間的矛盾。另一方面他反對將價值中立當作社會學的儀式性的教條，因為這樣會否定社會學的一切價值因素與道德意涵。價值中立本身也蘊含著一種潛在的矛盾性：它可以使研究者暫時懸置自己的道德直覺，從而獲得更好的價值判斷，特別是在面對自己不熟悉的群體的時候；它也可能會導致一些消極的後果，研究者藉此選擇逃避道德擔當，甚至引發研究者的自我疏離。

受結構功能主義理論的影響，菲利普·阿布拉馬斯（Philip Abrams）（1982）曾強調歷史和社會學之間不存在太大的差異，認為沒有必要對二者進行必要的區分。他通過結構與行動之間的二元論來解釋社會學的歷史性，認為歷史學和社會學這兩門學科在解釋邏輯上是一致的，都需要解決結構化的問題。所有的社會行動都要在社會中展開，作為一種事實，在時間上它具有歷史性。並且行動生成了制度，所生成的制度又反過來改變行動。其中的發生過程，聯結了行動與結構。因而社會學的解釋是歷史性的，歷史社會學並不是一種特殊的社會學，它是社會學的核心要素（Abrams，1982：17）。

阿布拉馬斯進而區分了三種類型的歷史社會學研究：首先是在研究主題上關注工業主義的轉變；其次是追尋個體生活史中自由與限制的模式；最後是社會學需要面對的終極問題，即：個體作為有目的、期待和動機的行動者與社會作為限制性的制度環境之間的關係（Abrams,1982:7)。在阿布拉馬斯對歷史社會學建立的類型學分工中，我們可以很清楚的看到結構功能主義的理論色彩。一方面它是社會學中關乎個體與社會、行動與結構的終極命題，二者的聯結可以建立歷史社會學中宏觀與微觀研究的綜合；另一方面阿布拉馬斯嘗試將時間與歷史性引入結構功能主義的討論，發展出一套歷史社會學的方法論準則，避免將其處理成抽象的脫離了歷史情境的理論話語。但是，對當代社會學而言，不僅結構功能主義理論的解釋力不同於彼時。阿布拉馬斯提出的結構化問題，作為其歷史社會學研究的核心，恐怕還需受到還原論與本質主義的質疑和挑戰。

當然，也有學者強調社會學與歷史研究之間存在嚴格的界限。約翰·古德索普（John H. Goldthorpe）（1991）強烈反對那種將社會學與歷史視為同一性的觀點，他指出兩門學科在對待證據（evidence）的性質上存在本質區別。歷史研究依賴於對遺迹（relics）的推論，沒有遺迹就沒有歷史。這種證據是有限而且不完整的。社會學雖然也會使用相同的證據，但是它還可以通過田野調查生產以前沒有的證據。古德索普使用考古學術語來表示研究者需要面對和處理的材料（material）或者數據（data）。在證據的可利用性上，古德索普使用「裁縫定製」（tailor made）的隱喻來描述前二者的區別。社會學家可以根據需要剪裁出自己的數據，而歷史學家卻只能根據有限的材料來縫製衣服。

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區分並不是要鼓吹社會學在數據上的優勢。古德索普實際上指出了歷史研究的限定性條件，強調在歷史社會學的研究中，必須小心謹慎地推論。他批評宏大歷史社會學（grand historical sociology）依賴歷史觀念而不是根據事實進行推論，並且很多闡釋是建立在二手資源的基礎上，屬於對闡釋的再闡釋，古德索普將此稱為宏大歷史研究的方法論盲點。

古德索普的觀點代表了英國社會學的經驗主義傳統，另一位英國社會學家麥克·薩維奇（Mike Savage）(2009)拓展了古德索普的討論，反對社會變遷研究中的紀元主義（epochalism）敘事。認為後者受困於進化論的框架中，只能靜態地通過對時間性的二元分類來描述社會變遷。於是在工業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和現代社會之後，出現了后工業、後現代、後福特主義、個體化和網路社會等概念。薩維奇認為這種紀元主義的敘事含有內在的矛盾性。在二元分類中，「過去」被描述為比照新事物的化石，以形成對比強烈的比較。但是，即便是社會學家鼓吹的新時代，也很快被新的概念所取代，理論家們彷彿陷入了揭示社會新時代與新紀元的術語競賽。我們看到今天的社會學，世界主義（cosmopolitanism）取代了之前流行的諸種紀元性概念。

薩維奇（2009）比較了紀元性思維在美國、法國和德國的情形。在美國，它主要出現在政治學領域，而社會學研究表現出關心「共同體衰落」的懷舊傳統；以布迪厄、福柯和拉圖爾等人為代表的法國社會學，側重關注「過去」的模式如何在當前重複和完成社會再生產；德國社會學則將當前的發展視為現代性的一個長期過程，而較少採取紀元性的敘述。薩維奇批評了吉登斯、貝克和厄里等人的研究，同時認為這種紀元主義的敘事是英國社會學的特殊傳統。因為這門學科的制度化歷史比歐洲其他國家和美國都要晚，所以社會學在與其他社會科學競爭的時候，需要這樣的概念以強調自己的新穎性與合法性，以期獲得更多的認同。[2]此外，大部分宏大理論家都不從事經驗研究，儘管經驗研究所採用的紮實數據本身足以反映社會的變化趨勢。並沒有像古德索普那樣強調有事實依據的歷史推論，薩維奇(Savage，2010)的研究指出了經驗研究揭示社會變遷的能力。一方面，抽樣調查和訪談方法在戰後的興起，它們本身就是社會變遷的產物；另一方面，對不同群體和時點的經驗研究進行比照，可以經驗性的揭示社會變遷。薩維奇強調在社會和歷史情景中理解方法的展開。事實上，社會科學方法在西方社會中的實踐，越來越成為當代生活日常實踐的一個重要特徵。因而，在追溯研究方法的時候，它所還原的並不是作為記錄的經驗性的數據，同時還呈現了社會與國家的歷史。

在薩維奇看來，通過對歷史數據的闡釋，皮凱蒂揭示了人口與經濟在過去300年所發生的變化，這種方法為社會變遷提供了一種經驗性的歷史研究範例（Savage，2014）。頗具諷刺意味的是，與那些宣稱新時代與新社會形態到來的宏大理論家不同，皮凱蒂的結論卻是我們當前的社會正在向舊有的模式復歸，彷彿回到19世紀的「美好年代」（Belle époque）。後者在皮凱蒂的書中反覆出現，它泛指歐洲社會史上從19世紀末到一戰爆發前的時期。雖然在文學、藝術和科技方面發展迅速，卻是社會極不平等的時期。這也是資本稱王的時代，少數上層佔據了相當大比重的國民收入。更為重要的是，皮凱蒂採用了長時段且有說服力的經驗數據來支持自己的論斷。

將歷史帶入經濟學，這種做法容易讓人聯想到在20世紀60年代興起的量化歷史研究。後者為了追求歷史研究的科學性與標準化，將統計分析技術引入歷史學。皮凱蒂使用了大量歷史數據，對國家財政數據的歷史分析也被認為是創新之處。但是，皮凱蒂沒有像量化歷史追求的那樣，通過建立數理模型來驗證歷史的模式或者因果性。皮凱蒂將歷史數據圖表化，並為每一個圖表出處提供可以外部連接的互聯網地址。這些數據基本上都是描述性的，皮凱蒂並沒有尋求獲得自變數與因變數之間的變化關係，也沒有試圖建立複雜的多變數模型。對於構成全書核心的r>g，即資本回報率和經濟增長率之比，皮凱蒂也認為這一不等式不應該視為絕對的邏輯必然，而應該被當作依賴多重機制的歷史事實來理解。並且，它們各自取決於技術、心理、社會和文化因素（皮凱蒂，2014：370）。

例如：對於20世紀收入差距縮小的「特殊」現象，皮凱蒂提供了社會政策視角的歷史解讀，而不是單純從經濟規律來理解這種現象。受兩次世界大戰及附帶政策調整的影響，上層人群資本收入銳減，從而導致了收入不平等程度的縮小。這是資本主義的黃金時期，同時也是難以複製的特殊時期。因而，皮凱蒂將不平等的演化歷史歸結為一部混沌的政治史，認為甚至可以通過財富分配的歷史來詮釋一個國家的歷史（皮凱蒂，2014：279）。

此外，還應該注意到，皮凱蒂的闡釋內容是多維度的，這是該書的一大特色。在大量的圖表數據之外，歷史上的文學名著和影視作品，甚至是動畫片的內容，都被用以描述歷史中的社會情境。皮凱蒂對文學名著相當熟悉，信手拈來巴爾扎克的《高老頭》、大仲馬的《基督山伯爵》和米切爾的《飄》，或者是《泰坦尼克號》與《被解救的姜戈》這樣的好萊塢電影。經濟學的理論模型或者數據分析也許是最為嚴謹的闡釋財富收入水平的方法，但是皮凱蒂強調個人對其所處時代的直觀認識的重要性，而後者在電影和文學作品中隨處可見。對非經濟學專業的讀者而言，這種敘述策略是掃除閱讀障礙的有效方式。不時穿插的電影描述則使得閱讀本身充滿了樂趣和畫面感。它們作為通俗易懂的個案支撐了皮凱蒂的論述，並表現出強烈的歷史感和概括性。這些文學名著，一方面它們是某個歷史時刻的產物，成為歷史的結晶；另一方面它們蘊含的社會信息，反映了生產它們的時代。

囿於篇幅，本文並不打算討論文學作品之於社會學分析的價值。事實上，在今天標準的社會學學科史敘述中，我們熟知孔德的實證主義為這門學科的發端定下基調。但是在社會學的構成時期，這門學科的興起卻是介於科學和文學之間的第三種文化（Lepenies，1988）。換言之，在19世紀早期的歐洲，社會學的學科認同與各學科的界限尚未涇渭分明。雖然面臨來自科學價值標準與追求的壓力，文學依然為一種重要的社會學實踐方式。在科學與文學之間，這二者在研究旨趣與價值取向上蘊含的張力，亦體現在第三種文化中。

其次，對皮凱蒂的研究而言，歷史數據的重要性無須諱言。皮凱蒂的團隊建立了「世界頂級收入資料庫」（World Top Incomes Database）來記錄財富的分配，[4]目前已覆蓋30多個國家的數據。伴隨著全球興起的皮凱蒂熱，這一資料庫還在不斷擴容中。

對長時段稅收數據的分析是皮凱蒂研究的一大特色，他並沒有掩飾庫茨涅茨的研究對其影響。後者對美國稅務報表數據的使用，以及對國民收入的測算，被認為是一項突破性的工作。在此之前，對稅收記錄的歷史與統計分析一直以來都是學術無人區。皮凱蒂謙虛地稱自己的研究只是在時間和空間上突破了庫茲涅茨的研究。相比於庫茲涅茨短時段的美國研究，皮凱蒂的數據來自法國、英國、德國、美國等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和其他一些新興國家，並且在時間跨度上遠遠大於前者。龐大的數據分析對研究者構成了挑戰，因而皮凱蒂特別指出，計算機技術的進步和廣泛應用使得研究者在分析和處理歷史數據的時候更簡單迅速（Piketty，2014a：20）。前述量化歷史研究的興起階段，學者雖然意識到了計算機在數據處理方面的巨大潛能，但是彼時的計算機還依靠龐大且笨拙的機械運算，其運算能力與今天的計算機相比，並不存在可比性。

值得注意的是，對稅收財政數據的採用，本身也面臨一些問題和挑戰。如皮凱蒂指出的逃稅問題和免稅政策的存在。此外，勞拉·貝爾（Laura Bear）（2014）指出皮凱蒂所採用的資本記錄來自國家的正式統計數據，這種統計的局限在於，還存在非正式勞工的情況，他們的經濟狀況並沒有在國家數據中得到反映，在發展家這種情況尤其突出。面對這種無法被計算的情況，貝爾提議進行微觀層面的質性研究，以補充皮凱蒂的宏觀制度分析之不足。

但是，從時空維度來看，數據的產生蘊含著客觀的歷史因素。貝爾對非正式勞工在數據中缺失的關注，它所反映的不僅僅是數據的技術性問題。非正式勞工的「隱身」，不可避免的與國家和社會的歷史動態聯繫在一起。在皮凱蒂所依賴的數據中，背後蘊含了豐富的歷史信息：稅收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因戰爭或經濟衰退引發的調整，它們與現代民族國家和資本主義在西方的歷史進展息息相關，「數據」本身也成為了資本主義現代性所呈現的歷史證物。

在查爾斯·蒂利（Charles Tilly）（1975）對西歐民族國家形成的研究中，對使用的歷史資料進行了特別說明。可以看到，歷史社會學家對數據與自身研究的關係，有著較為深刻的認識。蒂利認為與家庭或者流行文化的歷史研究相比，民族國家的研究在歷史資料上處於更有利的位置。蒂利用「紙販子」（papermongers）來形容國家建設者們（state-makers），他們留下的文件檔案成為歷史研究可以利用的數據。蒂利將與國家建設相關的文獻分為三類：首先是對公共事務的直接報告；其次是日常組織工作的衍生品；最後是政府與一般人口成員的互動記錄或者報告。在西歐，存在大量關於稅收、登記註冊、私人文檔、財務、警務與法律訴訟的記錄。對這些日常文書的系統收集和闡釋，可以提供政府運作的可靠信息。在政府與一般人口互動的記錄中，第二種與第三種文獻存在交疊之處。因為政府行為的很大一部分，便包括了對個人稅收、出生登記、徵召年輕人等新信息的記錄。對歷史研究而言，研究者可以從這些文獻中發現大量的「國家建設行動」（state-building activities）（Tilly，1975：8-9）。

Lepenies, Wolf. 1988. Between Literature and Science: The Rise of Soci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ann, Michael. 1986. The Sources of Social Pow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ills, C.Wright.2000. 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iketty, Thomas. 2014a. 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Massachusetts: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b. 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a multidimensional approach to the history of capital and social classes.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65(4).

Romer, Paul M. 2015. Mathiness in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apers & Proceedings 105(5).

Savage, Mike. 2009. Against Epochalism: An Analysis of Conceptions of Change in British Sociology. Cultural Sociology 3(2).

——，2010. Identities and Social Change in Britain since 1940: The Politics of Metho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Piketty』s Challenge for Sociology.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65(4).

[2] 薩維奇特別提到了1980年代在英國創辦的《理論、文化和社會》期刊，認為它的發行推進了紀元主義在英國社會學界的發展，尤其是1985年的後現代主義和1990年的全球化專刊，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3] 描述的勝利固然是皮凱蒂的研究可以在公眾中引起熱議的一個緣由，但是這種描述性的經驗研究必然要受到缺乏理論深度的指責。如前述來自羅默爾的質疑；普瑞斯曼（2015）亦認為「實質上並不包含理論」為《21世紀資本論》的一大特徵。

[4] 網站參見 http://www.wid.world。該資料庫創建於2011年，而後更名為「世界財富和收入資料庫」（World Wealth and Income Database）。其中，部分的數據為家庭收入調查的數據，而非資料庫所主要收集和呈現的國家財政數據。

[5] 民族國家（nation-state）是社會科學的重要分析單位之一，甚至被直接指涉為社會本身。但是，民族國家並不能簡單的視為具有普遍意義的統一整體。邁克爾·曼（MichaelMann）就認為民族國家是具有歷史邊界的現象，它是歐洲從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轉型，結合了國家市場、生產結構與國家政治的一系列歷史變化（參見Mann,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