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點】請記住這個夏天，萬科、萬達、樂視、安邦，4個企業4種局！

2017年，它會以獨特的內涵載入商業史冊。這一年，阿里和騰訊的市值必定會衝擊4000億美元，它們都已成為世界十大市值的公司。這一年，商界更關心的是——萬科大結局，萬達大變局，樂視大困局，安邦大險局。

萬科、萬達、樂視、安邦這些企業各有各的困境，但共同面臨著一個更大的挑戰，就是大環境的改變：從新常態到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經濟要從粗放向集約、從簡單分工向複雜分工演進。

在這種大趨勢下，企業要變，從做大優先到做強優先，從做快優先到做穩優先，而更重要的，是進行結構性的變遷。比如萬科在從住宅開發商向城市配套服務提供商轉型，郁亮押注的是「深度城市化」，萬達選擇「去地產化」，向服務業、輕資產、新興行業方向轉型，而王健林押注的是的消費及其升級。

在整個政策環境、金融環境、產業環境發生深刻變化的時候，考驗一個企業的素質，其關鍵已經不是如何通過管理創新來提升效率，尋求邊際改善，而是能不能洞察結構性變遷的大趨勢，推動結構變革，並與自身的資源稟賦和能力相匹配。

大變遷也是大洗牌，註定有痛苦、矛盾和淘汰。這個炎熱的7月，對不少企業是嚴冬。如果習慣了高槓桿支持下的野蠻粗放生長，那麼可能今後永遠都是冬天。

時光永在流淌，但有時平緩，有時激昂，有時迂迴，有時掀起滔天巨浪。

回望最近30多年的商業文明史，我最偏愛的是這樣一些年份：

寫下這些名字也是在表達一種商業價值觀——我更偏愛企業家的企業，那些在陽光下看得清清楚楚、主要依靠創新和管理創造價值、高度重視公司治理和可持續發展的現代企業。

企業家不是一種身家（富豪不等於企業家），不是一種身份（某某董事長或總經理），而是一種永遠追求更高的資源配置效率和更好的顧客體驗的精神狀態。企業家是一種精神。

在新鮮出爐的2017年財富500強中，平安、華為、萬科、騰訊都來自深圳。按照凈資產收益率排名，115家公司中排位最高的是華為、美的、騰訊、吉利和萬科，深圳佔了3家。

我在2006年所寫的一文中預言，深圳企業將在未來的全球商業競爭中佔有一席之地。當時的判斷是——

11年前深圳還沒有一家世界500強，但我堅信深圳這批現代企業代表著企業的前進方向。以30年為一個尺度——萬科33年，平安和華為明年30年，事實是最好的說明，那些堅持商業文明道路的企業總是能夠不辜負社會期待，令人放心和尊重。

現在來說說2017年，它會以獨特的內涵載入商業史冊。

這一年，阿里和騰訊的市值或許會達到4000億美元甚至更高，它們都已成為世界十大市值的公司。

這一年，商界更關心的是——萬科大結局，萬達大變局，樂視大困局，安邦大險局！多少個頭條啊！

每個企業都會遇到挑戰，但性質並不相同。今天，萬科的挑戰是，如何在保持過去優勢和無形資產的基礎上做得更好；萬達的挑戰是，如何儘快與一部分的過去進行切割，然後重新出發；樂視的挑戰是，瘋狂編織的夢想無人埋單后，還能不能重建信用；安邦的挑戰是，不知道公司創始人何時能再次站在自由的藍天下。

請商學院研究一下2017年夏天的這四個案例吧。為什麼萬科管理層的聲音政府願意知道？為什麼萬達廉價處置資產的心痛只有自己知道？為什麼安邦的神秘無人知道？為什麼賈躍亭因屢屢失信已讓人不想再知道？

有的企業，像平安、華為、萬科，企業家為了企業而存在；有的企業，富豪型的企業，企業為了富豪而存在；有人覺得，只要有夢想企業就應該存在；有人認為，某些政策就應該因我的特殊背景而存在。

有什麼因，結什麼果。是什麼因，現什麼形。

接下來，重點說一下曾雄踞首富榜多年的王健林。

一是，監管部門突然要求對萬達境外投資所涉及的併購貸款、內保外貸等業務進行核查分析，嚴控一些境外投資項目的融資。（註：內保外貸是指境內銀行為境內企業在境外註冊的附屬企業或參股投資企業提供擔保，由境外銀行給境外投資企業發放相應貸款）

二是，萬達商業私有化時募資的對賭壓力。萬達商業2014年12月在香港上市，因估值低和融資能力受限，2016年9月退市，退市總代價為345億港元左右，由9家機構完成。根據協議，如果退市滿2年或2018年8月31日前未能實現在境內主板市場上市的目標，萬達集團以每年12%的單利向A類（境外）投資人回購全部股權，以每年10%的單利向B類（境內）投資人回購全部股權。目前看，預期的目標要實現存在壓力，那就意味著要支付一大筆資金回購萬達商業股權。

三是，馬來西亞大馬城項目的複雜性。大馬城原址是吉隆坡市中心一座佔地200萬平方米、閑置了20年的空軍機場，2015年全球競標，要建設總建築面積約840萬平方米的吉隆坡交通樞紐和國際經濟中心。中鐵股份有限公司和馬來西亞依海控股集團組成的聯營體中標。但2017年5月3日，馬來西亞財政部下屬企業發表聲明，稱聯營體未能滿足2015年所達成協議項下的標準，大馬城的股權銷售協議失效。按原協議，聯營體佔大馬城權益的60%。該聲明還稱，馬來西亞財政部現將保留所涉地塊的所有權，並開始尋找其他有意向的潛在開發商。而中馬聯營體隨後發布的公告則表示，馬方公司單方面的宣布違反了雙方協議條件，他們對此保留一切權利，並稱聯營體公司擁有足夠的資金和能力確保大馬城發展順利。

5月9日，媒體傳出消息，萬達集團正與馬來西亞當局洽談開發大馬城，馬來西亞總理納吉布希望在5月14-15日訪問北京出席「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期間與萬達完成簽約。但到了6月23日，馬來西亞財政部再次公開招標「馬來西亞城發展計劃」（即大馬城），聲明說，參與投標的公司或聯營企業必須符合財政部三項標準——《財富》世界500強公司、過去三年在房地產和相關業務累積的生產收入不少於500億林吉特（1林吉特相當於1.58人民幣元），以及擁有開發國際房地產項目的經驗。

大馬城重新招標，而不是和萬達簽約，說明雙方合作已經擱淺。王健林的最新表態「把主要投資放在國內」，也意味著他不會再投資此類大項目。萬達為何介入又退出，和中鐵之間是何關係（中鐵也是萬達商業私有化的9家機構之一），不得而知。至於中鐵參加的聯營體能否重啟大馬城，既取決於中鐵的意願，也取決於政府的態度。

如所周知，萬達最近出讓資產是為救急。急從何來？我認為，「急病」是過去數年很多因素疊加、積累到一定程度突然爆發的。這些因素既包括萬達在境外投資擴張力度太猛、指標性太強、槓桿較高，也包括「首富」不斷上頭條的效應，最後，很可能是圍繞大馬城的博弈，成了形勢急轉直下的導火索。

要理解今天商業的很多深層次複雜問題，有一把鑰匙，那就是讀懂王健林的2017。

去泡沫、去槓桿，釋放一些小風險，防止其繼續累積，聚成無法承受的大風險，這是時之所至，勢所必然。

最近和一位國際投資家交流，他說的投資讓他有三個看不懂：

第一個，是看不懂的銀行為什麼要給企業在海外的投資項目放那麼高的槓桿？國外銀行一般按企業稅息折舊及攤銷前利潤（EBITDA）的3到4倍發放貸款，的銀行可以給到6到7倍乃至更高。這意味著海外併購的企業要有非常高的利潤成長性，而在成熟市場這很難做到。「的銀行在改變遊戲規則，完全看不懂。」

第二個，是看不懂的資本市場為什麼對一些明顯存在業績美化傾向的公司給那麼高的估值？樂視為例，「樂視剛上市的時候，一個視頻網站有幾千萬利潤，已經很讓人吃驚，但由於有運營商支持，故事還能基本成立。後來用那麼多的關聯交易支持利潤扶搖直上，只要有學過財務知識的人都應該會質疑。為什麼的監管部門看不出來？」

第三個，是看不懂的地方政府，對一些在債券市場上明明還不了錢的企業，為什麼一定要幫助它們進行「剛性兌付」，從而拖累更多企業和政府信用進來，讓問題越滾越大？

這些問題不應該解決嗎？這些繁榮能持續嗎？

泡沫化的資產估值體系，頭腦發熱的企業，推波助瀾的銀行，脫實向虛的大資管的支持，這一切造就了許多地基不穩的「傳奇」，如火箭般騰飛，好像都要飛出地心引力了，結果彷彿一夜之間，重歸大地。監管從嚴了，空轉套利很難了，帶病上市要嚴防了，民營金融機構要完善法人治理了，風險內控機制要加強了，等等等等。

這個炎熱的7月，對不少企業是嚴冬。如果習慣了高槓桿支持下的野蠻粗放生長，那麼可能今後永遠都是冬天。

企業要變，從做大優先到做強優先，從做快優先到做穩優先，而更重要的，是進行結構性的變遷。

結構性變遷

以萬科和萬達為例，來看看結構性變遷的含義是什麼。

萬科在從住宅開發商向城市配套服務提供商轉型，從相對單一的快速開發周轉模式，向增加自持比例、豐富物業類型（如商業、物流、軌道、養老）、通過存量改造實現長線升值（如廣州花地灣）等方向變遷。萬科在朝更重的方向走。

萬達希望向更輕的方向走，選擇「去地產化」，向服務業、輕資產、新興行業方向轉型。

王健林在2016年度工作報告中說，萬達從地產開發退出不是對房地產看空，主要在於房地產開發的周期性太強，基本上三年左右來一回調控，造成現金流不穩定，預期也容易經常發生變化。而萬達已經可以靠品牌掙錢了，過去靠賣住宅、商鋪的錢來建萬達廣場，現在別人拿錢下訂單，我們負責找地、建設、招商和運營，或者對方出地又出錢，萬達負責設計、建設指導、招商運營，凈租金雙方7比3分成。不出錢，靠設計運營就能分很大一杯羹，何樂而不為？他說萬達商業要用實際行動來證明，不當地產商，這個公司更值錢，「在資本市場上，地產的PE（註：市盈率）是10倍左右，商業租金的PE是30甚至40倍。」

萬科和萬達，一個更重，一個更輕；一個更注重大類資產的綜合配置，一個更在乎凈利潤結構中的租金佔比；一個要掙更持久的錢，一個要掙更值錢的錢。郁亮用資本工具頻頻出擊，他押注的是在高速城市化后還有一輪「深度城市化」，他背後是資源強大的深圳捷運集團。王健林押注的是的消費及其升級，房價漲跌不是他太關心的事，他相信萬達廣場所代表的城市消費、服務消費會穩中有升，而品牌化的萬達商業管理、萬達院線、影視和體育，就在風口之上。

談到的房地產龍頭，不少人關心未來幾年誰是「王者」？萬科，恆大，碧桂園，綠地，保利還是融創？這都是以外延式擴張為特徵的上半場思維。下半場的新思維框架可能是，如何在給定的資源和資產條件下，創造出可持續性的價值。規模擴張當然還是一個主旋律，但價值創新將越來越重要。

只是真的要告別過去的路徑依賴，並不容易，特別是要放棄掙快錢、掙easy money的路徑依賴。

2012年，13個政府部門聯合發出《關於鼓勵和引導民營企業積極開展境外投資的實施意見》，提出「當前正處於民營企業境外投資加快發展的重要階段」，「充分發揮民營企業在境外投資中的重要作用」。文件中有「做好境外投資的投向引導」一段，提到了一些引導方向，如境外能源資源開發、境外高新技術和先進位造業、境外基礎設施、農業和服務業投資合作，等等。但缺乏限制性行業的規定。服務業投資具體指什麼？文化、體育、俱樂部算不算？不清楚。

2014年發布的《境外投資項目核准和備案管理辦法》，對境外投資項目基本上實行備案管理，只是「中方投資額10億美元及以上的境外投資項目」，「涉及敏感國家和地區、敏感行業的境外投資項目不分限額」，由國家發改委核准。這裡的敏感行業包括：基礎電信運營，跨境水資源開發利用，大規模土地開發，輸電幹線、電網，新聞傳媒等行業。體育、俱樂部、影視等屬不屬於核准範圍，規定中也看不出來。

鼓勵企業走出去投資，這符合的利益，但過快、過猛、虛火過旺，利用中外市場的估值不同進行套利，就把正道走偏走歪了。日本在1990年前後對美國大舉投資就交了慘痛的學費，那還是在日元升值的背景下。

同時，對外投資和任何投資一樣，本身就存在風險。國家審計署近日稱，通過審計石油、中化集團、中船集團等20戶中央企業發現，部分企業投資經營風險管控比較薄弱，具體抽查155項境外業務發現，因投資決策和管理制度不完善、調研論證不充分、風險應對不到位等，有61項形成風險384.91億元人民幣。可見，對外投資中的風險防控，是帶有普遍性的問題。

但是，我們也不能因為對外投資中的問題，就貶損「走出去」的意義，甚至妖魔化「走出去」。追求資金流入和流出的總體平衡，不是進來的越多越好，出去的越少越好。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六次會議指出，加快對外開放步伐，加快建設開放型經濟新體制，這主要是針對外商投資來說的，但新常態下「高水平引進來，大規模走出去」的戰略方針並沒有改變，對外投資的大趨勢也沒有改變。

目前對外投資中的一些「非理性」，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不宜先扣帽子。比如，在國外購買一些「軟實力」資產，這種探索本身是有意義的，美國商品行銷全世界，附加值很高，一個原因是靠好萊塢、NBA等軟實力的「支援」，美國的文化娛樂產業、體育產業在全球放大了美國產品的影響力。「軟實力」在國際競爭中是很重要的。但是，爭購國外的內容製作公司和體育俱樂部，問題往往很大，因為文體內容的競爭很激烈，變幻莫測，投資者也會遭遇很多內容防火牆，無法影響內容的走向，這方面就不如版權合作和項目合作來的穩妥。而有些文體產業公司是渠道型和平台型的，比如院線或重要賽事的運營商，這些投資會更有價值，因為會對產業有更多掌控力，院線一旦形成，重要賽事一旦成熟，就有很高壁壘，難以被替代。

每個人有更多理性，在狂熱時勇於反思，在低迷時力求客觀，經濟就會有更多理性。對話永遠好過對立。平等的溝通機制和法治化的途徑永遠是解決問題的正途。當我們釋放出更多善意，經濟就能更接近善經濟。這不是放鬆警惕，而是對大時代負責，對經濟的未來負責，對彼此負責。

人工智慧讓我們明白深度學習的重要性。希望我們在看待、理解和處理經濟與公司的問題時，也能不斷提高深度學習的能力。也許，我們在很多方面都需要一場深度學習的革命，而不是一出現問題，就回到簡單化的、非此即彼、帽子橫飛的話語框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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