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心異說 | 周公：「禮制國家」的構建（上）

儘管我們不排除在商的晚期，已初步形成了國家形態，但我仍然願意相信，在周初，也就是公元前11世紀末，通過周公所進行的一系列政治制度精心設計，華夏國家的成熟型態才展現出來，這就是我所說的：「禮制國家」。

這一「禮制國家」一直運行到了春秋末年，倘若一定要找一個時間節點的話，我們可以把前403年「三家分晉」視作一個終結的時間節點。如此，這一華夏國家型態運作了600多年，雖然從時間長度上來說，遠不及運行了至少2100年的「專制國家」型態，但我仍願意視之為迄今為止僅有的兩種華夏國家型態，只是從時間長度上具有一定的非對稱性。

自1911年之後，華夏國家試圖轉型進入到第三種國家型態，但這一轉型過程並不順利，至今仍未能進入到一種穩定的「現代國家」型態。

「文武革命」

歷史上所說的「文武革命」，整個的過程應該是由周文王、周武王、周公三個人接力完成的。

按照太史公《史記》的說法，周文王姬昌是殷商的重臣，「以西伯昌、九侯、鄂侯為天公」。紂「好酒淫樂，嬖於婦人」，因為西伯對此不滿，「囚西伯羑里」，西伯之臣賄賂紂，紂乃赦西伯。「西伯歸，乃陰修德行善，諸侯多叛紂而往歸西伯。西伯滋大，紂由是稍失權重。」

「西伯既卒，周武王之東伐，至盟津，諸侯叛殷會周者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爾未知天命』。乃復歸。」

一直等到紂挖比干心箕子逃，殷之大師、少師乃持其祭樂器奔周，「周武王於是遂率諸侯伐紂。紂亦發兵距之牧野。甲子日，紂兵敗。紂走入，登鹿台，衣其寶玉衣，赴火而死。周武王遂斬紂頭，縣之白旗。殺妲已。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封紂子武庚祿父，以續殷祀，令修行盤庚之政。殷民大悅。於是周武王為天子，其後世貶帝號，號為王。」

這是《殷本紀》中的記述。在《周本紀》中，更詳細地記述了「天命」在殷與周之間的轉換過程。

「西伯陰行善，諸侯皆來決平。於是虞、芮之人有獄不能決，乃如周。入界，耕者綿讓畔，民俗皆讓長。虞芮之人未見西伯，皆慚，相謂曰：『吾所爭，周人所恥，何往為，只取辱耳。』遂還，俱讓而去。諸侯聞之，曰『西伯蓋受命之君』。」

「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須。明年，敗耆國。殷之祖伊聞之，懼，以告帝紂。紂曰：『不有天命乎？是何能為！』明年，伐邘。明年，伐崇侯虎。而作豐邑，自歧下而徙都豐。」

紂王還以為天命在殷，「卻不道流年，暗中偷轉」。

九年，武王上祭於畢……武王渡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中，武五俯取以祭。既渡，有火自上復於下，至於王屋，流為烏，其色赤，其聲魄雲……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歸。

居二年……武王乃作《太誓》，告於眾庶：「今殷王紂乃用其婦人之言，自絕於天，毀壞其三正，離逷其王父母弟，乃斷棄其先祖之樂，乃為淫聲，用變亂正聲。故今予發維共行天罰，勉哉夫子，不可再，不可三！」

……

其明日，除道、修社及商紂宮。及期，百夫荷罕旗以先驅。武王弟叔振鐸奉陳常車，周公旦把大鉞，召公把小鉞， 夾武王……尹佚策祝曰：「殷之末孫季肘，殄廢先王明德，侮蔑神祗不祀，昏暴商邑百姓，其章顯聞於天皇上帝。」於是武王再拜稽首，曰：「膺更大命，革殷，受天明命。」

就是這樣一個過程。從神權的角度，完成一個世俗權力的交割。

但也有另外一種說法。郭沫若在《十批判書》中說，「倒並不是在為殷紂王怎產暴虐，失掉了民心，而實在是有另外的一段歷史因緣的。這段古史的真相也因卜辭的發現才得大白於世」。

「殷末在帝乙、帝辛兩代，曾長期和東南夷發生戰爭……周人乘虛而入，殷紂王用俘虜兵對敵，卒致前徒倒戈，遭了失敗。這便是殷周之際的所謂征誅的實際」。

郭沫若認為，包括司馬遷《史記》在內，有儒家美化文武革命的嫌疑。文王、武王、周公，均是儒家樹起的「十一聖人」之一。

《史記》的記述，常會給人一種紂王無道、盡失民心，周伐無道，諸侯雲集響應的印象，但是即便是《史記》中的敘述，我們也能看到，周其實經歷了對諸侯的一個征伐的過程。也就是說，其實是與殷商爭奪僕從的過程。這種爭奪並不完全靠德行與善治之感召。

郭沫若甚至在該書中認為，殷周之關係，從卜辭內容來分析，雙方應該是「同盟兄弟之國」，而非姬伯乃紂之三公。其後因「文丁殺季歷」（《竹書紀年》），殷周成為世仇，「周文王蓄意報復，沒有成功，到周武王的手裡公然也就把仇報了」（《十批判書》）。

如果我們不把殷商作一個成熟的華夏國家體系看待，其實這更像各個領導部落之間爭奪聯盟者的過程，周本來是與殷商聯盟的部落，但後來與商成為仇敵，它爭取到了更多的聯盟部落與殷商對抗，並借殷商與東南夷連年征戰之機，一舉攻破了其城池。

瓷國之人習慣上把文武革命與紂的祖先成湯滅夏的革命並稱為「湯武革命」，似乎暗示二者主要有共同性，均是反抗暴政改朝換代的造反。並且人們已習慣了將夏商周並稱為三代，這兩次革命似乎也是「三代」更迭的兩場同等性質的革命，似乎都是邊緣較弱的諸侯聯合那些不滿的諸侯共同推翻暴政。但是，是否還可以作一些區分開來的分析？

首先，倘若我們假設夏的存在，並且奉為華夏正朔的話，那麼，商其實是東夷民族的部落。前述魯凡之《東方專制主義論》曾對此進行過論述：

「殷是一個東海部族，由易水流域及山東半島的方向進入黃河中游，戰勝了夏族才取得所謂『』的統治權。也就是說，殷族並不具備前述以華夏部族為主體的文化原型，這有著自己相對特殊的文化。殷應屬於『海洋文化型』而華夏部族則屬於『大陸文化型』，殷直到戰勝夏族前仍是一個四處流徏征戰的游牧部族。」如果採信他的說法，那麼成湯滅桀事實上是一次成功的異族入侵。

只不過，殷部族入主華夏之後，其海洋文化進入黃河中游流域后基本上為華夏部族的「大陸文化」所同化，因它接受會夏部族較高生產力發展水平的農業經濟形態而放棄自己原有的游牧經濟形態，使它成了中華文化結構推展到一種比夏族更精緻、更複雜的狀態，為後來進一步形成成熟的「大陸文化」——周文化創造出更重要的歷史條件。

周的文武革命是否是華夏部族的「復國革命」?顯然周不是夏族後裔，雖然周據說與夏同屬於較早定居黃河中游的華夏部族。但周族顯然是諸夏部族裡較為偏僻落後的一個弱小支族，居於黃河的支流渭水流域，在氏族長公劉的時代以前，周族甚至還處於逐水草而居的游牧部族，只在公劉之後，才進入農業經濟。因此武王伐紂，可以視作華夏部族的光復革命，但不能說是夏部族的復國革命。

也有一種觀點認為，華夏民族的真正成熟定型，應該是在春秋時期，即諸子百家的軸心時代，有了自己的哲學、倫理學和法學體系之後，熔煉出華夏族自己的文化特性之後。倘若以此作為基點，那麼殷部族就將成為華夏族的主要來源之一，就如夏部族一樣。

事實上正是在春秋以降，商宋等國的華夏認同感才特別突顯，而夷夏之別也越來越強調，那些雜居在黃河中游地區的夷狄部落，與華夏族之間的身份識別越來越明確，秦、楚等華夏邊緣部族的開化或者叫華夏化，使得華夏民族的主體性終於臻於成型。當秦漢重新回到統一的國家時，這一切也就完成了。

但我更傾向於認為，這兩次革命的根本不同，是由夏到商的革命，只不過是部落聯盟領導權的一次轉移，而由商到周的革命，則由於周公建構完善國家體系的努力，使得它的結果是華夏成熟國家的形成，雖然在文武革命之際，周部族仍然處在氏族社會階段，它率領反叛殷商的部落聯盟廢除了殷的領導權，但由於周公在前人基礎上的創設，周終於跨出國家形成過程中質變的一步。

周公攝政及東征平叛

文王奠定了周滅殷商的基礎，武王完成了軍事摧毀商的戰爭，但武王來不及進行周的國家建設就去世，完成這一工作的是周公。

首先是鞏固周的政權。這主要是指平定武庚及管叔、蔡叔的叛亂。

《史記.魯周公世家》記述：

「其後武王既崩，成王少，在強葆之中。周公恐天下聞武王崩而畔，周公乃踐阼代成王攝行政當國。管叔及其群弟流言於國曰：『周公將不利於成王』。周公乃告太公望、召公奭曰：『我之所以弗辟而攝行政者，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先王太王、王季、文王。三王之憂勞天下久矣，於今而後成。武王蚤終，成王少，將以成周，我所以為之若此。』於是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興師東伐，作大誥。遂誅管叔，殺武庚，放蔡叔。收殷余民，以封康叔於衛，封微子於宋，以奉殷祀。寧舉淮夷東土，二年而畢定。諸侯咸服宗周。

周公攝政及東征平叛是建立周的國家體系的至關重要的基礎設施建設。但是有一些細節問題值得考究一番。

讓我們從叛亂說起。首先必須弄清楚的是，叛亂因何而起？

一般而言，叛亂會有如下幾個主要的成因：一是，內部爭權，失利的一方或多方叛亂；二是，之前被降服或打敗的外族不服從統治，尋機叛亂；三，暴政導致人民的叛亂。

讓我們採信太史公或儒家論述體系的論斷，即，周施仁政。正是因為紂暴政，周仁政，所以諸侯與人民拋棄了殷商而歸周，而且文王、武王都是聖人，是施仁政的經典案例。那麼，第三個原因應該不成立。第二個原因，根據同一邏輯，也不應該成立，因為諸侯感於周的仁政而歸服的呢。

但是在管蔡之亂中，顯然有第二個因素，即殷族的武庚是叛亂的主力。好吧，我們仍可以在前述邏輯的基礎上進行解釋：原來作為領袖部落的商，不甘心接受周的統治，哪怕它是仁政，也不接受。武庚作為紂的兒子，起兵反叛，殷的貴族們均支持叛亂，這個解釋得通。

然而，除非周的政權自己陷入危機之中，否則一個剛剛建立的政權，並不是殷族叛亂的好時機。就算天命這個因素不考慮在內。所以有諸多的論斷認為，是管叔、蔡叔等人挑動武庚叛亂。

《孟子.公孫丑下》云：「管叔以殷畔也」。《左傳.定公四年》也說：「管、蔡啟商，惎間王室」。

讓我們看看《尚書.金縢》更為詳細的說法：「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群弟者，即指同監殷之蔡叔、霍叔而言也。

於是周公會群臣於閎門而告之曰：「在昔有國，其有大門、宗子、勢臣，茂揚肅德，勤於王國王家。慎選元聖武夫，以進於王，然後哲王以興。至其後嗣，有不卹王國王家之家相，進不順之辭於王，讒賊娟嫉，以不利於其家國。其人既受顯戮，國亦不寧。我不可不監於茲，望藎臣（指太公望、散宜生等）之助予憂。」（《逸周書》）

《尚書大傳》亦云：「管叔疑周公，而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王』。奄君、蒲姑謂祿父曰：『武王既死矣，成王尚幼矣，周公見疑矣，此百世之一時也。請舉事』。然後祿父及三監叛。」

也就是說，這場叛亂戰爭是主要是因為管叔、蔡叔懷疑周公將不利於成王，從而鼓動武庚一起舉事的。如此，則必須中立地看待周公東征，只能說他消除了不確定性，將自己引出的麻煩解決掉了，這件事未必可以視作周公的功德。

為什麼這麼說呢？讓我們看看，管叔等人的懷疑是否有合理性。這取決於周公攝政的合理性。

其一，周公攝政是否是武王臨終的遺命？

從各種文獻記載來看，我們找不到武王臨終遺命的痕迹。如果確實是武王臨終遺命，這將是周公攝政的強大合法性來源，周公必然以此來服眾，然而周公從來不將其攝政合法性建基於武王的遺命，我們基本可以推斷，武王「崩」得相當突然來不及遺命，或者說，武王無意讓任何王弟攝政。

然而武王的崩又不是毫無預兆。在《史記.魯周公世家》中，就大段地記述了，「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集，武王有疾，不豫，群臣懼，太公、召公乃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周公於是乃自以為質，設三壇，周公北而立，戴壁秉圭，告於太王、王季、文王。」意思是周公願意自己代替武王姬發，承擔病災，在此基礎上，「於是乃即三王而卜。卜人皆曰吉……周公入賀武王曰：『王其無害。旦新受命三王，維長終是圖。茲道能念予一人』。……明日，武王有瘳。」

這段記述很有意思。因為按照錢穆的說法，根據金文記載，召公奭當時才是周族的聖職者——皇天尹大保；另有一種說法，則說滕侯是周族的「卜正」——《左傳.隱公十一年》云：「滕侯、薛侯爭長。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無論如何，周公旦不具有負責祭祀或占卜的權力。

然而周公阻止了太公、召公的「繆卜」，而是自己為質設壇、即三王而卜，得到「吉」的卜辭，「入賀武王」，顯然是一種十分積極主動的政治操作。

然而這個「吉」卜顯然沒有阻止武王的病逝。《史記》對武王病複發過程的記載甚為簡略，難道不是一個疑點嗎？他自己知道太子年幼，為什麼沒有提前確定誰來攝政輔助太子？

此外，太子當時的年齡也是一個問題。《史記》說太子「在強葆之中」已被證明是不可靠的。錢穆《周公》一書，通過辯證太史公、賈誼、鄭玄、王肅、魏源等人觀點，得出的結論是：「在襁褓之中，固不可信，至十三歲之說，所謂雖不中亦不遠，其未達成年可無疑也」。

十三歲這個年齡，確實有點尷尬，說未成年也屬實，但要說懵懂無知也未必。這是否武王未「遺命」的原因之一？

其二，周公以何名義獲得攝政權？

從前述各種記載來看，周公攝政顯然不是家族推舉出來的，而是周公的主動作為。那麼他的合法性源自哪裡？

周公旦是否是武王兄弟中最長者？按照錢穆的考證，周文王正妃太姒所生同母兄弟共有十人，依次是：一，伯邑考；二，武王發；三，管叔鮮；四，周公旦；五，蔡叔度；六，毛叔鄭；七，成叔武；八，霍叔處；九，康叔封；十，冉季載。

如果錢穆考證為確，則其中伯邑考早逝，所以次子姬發繼位。武王故后，諸兄弟年長最者為管叔，周公旦反而是他的弟弟。如果是這樣，周公主動挺身而出攝政，管叔對此不滿或有疑慮，那就十分合理了。

還有一種說法，說周公旦是周族的「塚宰」（太宰），特殊情形下具有攝政的權力。這種說法來自宋朝葉夢得：「蓋武王崩，周公以冢宰攝政，此禮之常。攝者攝其事，非攝其位。世見周公在喪之攝，不知其非以周王幼而攝。」

清崔述則說：「蓋古者君薨，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三年。子張曰：『書曰，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孔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然則武王崩時，周公蓋以冢宰攝政。不幸群叔流言，周公東辟，遂不得終其攝。及成王崩，召公鑒前之禍，遽奉子釗以朝諸侯，由是此禮遂廢。后之人但聞有周公攝政之事，而不知有冢宰總已之禮，遂誤以成王為幼。」

倘若周公是以冢宰身份攝政，完全合乎禮，又如何激得諸多弟弟和諸侯起而反之？周公又怎會如此恐懼流言？這實在是說不通。

其三，周公恐懼流言日。

唐白樂天詩云：「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未篡時。向使當初身便死，一生真偽復誰知？」可謂的論。可以說，周公是以後來的表現來證明了自己的大忠大賢，當得起「聖人」稱號。

但是，在武王崩，周公挺身而出攝政時，誰能毫無疑問地相信他？即如前文，當流言四起之時，周公會群臣而剖白自己心跡，「周公乃告太公望、召公奭曰，『我之所以弗辟而攝行政者，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先王太王、王季、文王』。」，但這番剖白，顯然效果並不理想。太公姜尚的態度不知，但召公顯然並不接受他的解釋。關於召公之「不悅」，至少有三種記載：

《列子.楊朱》：「武王既終，成王幼弱，周公攝天子之政，召公不悅，四國流言，居東三年。」

《史記.燕世家》：「成王既幼，周公攝政，當國踐祚。召公疑之，作《君奭》」。

《漢書.王莽傳》：「周公服天子之冕，南面而朝群臣，發號施令，常稱王命。召公賢人，不知聖人之意，故不悅也。」

連召公「賢人」都不悅，何況未必賢的管叔、蔡叔等人？

如是是否可以合理猜測，周公內心真的就堅定地只是為了周族的整體利益，而絲毫無有自私的想法嗎？或者他亦曾猶豫，但最終各方的反應對他構成了強大的制約，使得他認識到自己取而代之的想法不現實，修正自己的歷史定位，因而堅定地最終還政於成王，成就忠賢之名？這雖然有點小人之心，但畢竟不能完全排除。

何況管叔、蔡叔之畔周，應該是導致後世對其二人污名化的主要原因，在其畔周之前，殊謂他們是惡人？所謂賢與惡，是否有後世儒者的追述的因素，所謂成王敗寇？

即便整個宗族都認為周公是一個賢人，但是對他的懷疑或提防仍然是必要的。

在周時代，可以借鑒的歷史經驗不多，卻恰有一個案例，是很容易讓周人產生直接聯想的，那就是傳說中的商之伊尹攝政。

《史記.殷本紀》：

「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湯法，亂德，於是伊尹放之桐宮。三年，伊尹攝行政當國，以朝諸侯。 帝太甲居桐宮三年，悔地自責，反善，於是伊尹乃迎帝太甲而授之政。」

當然，這個版本未必是周族貴族們記憶猶新的版本。《竹書紀年》提供了另外一個版本：伊尹驅逐太甲取而代之，三年後，太甲捲土重來，逼伊尹讓出統治權，恢復自己的地位。在這個版本中，伊尹不是聖人。不知道周的王族們記憶中的是不是這個版本？如果是，這足以讓他們不敢相信周公旦。

遺憾的是，周的公族沒有能夠創造性地設計出一種制衡的政治體制，以實現既讓周公旦攝政，又對他實現有效的監督，迫使他在成王長大后交回政權，既然你周公旦說自己沒有私利，那麼為何不能接受這樣的監督制衡呢？他們中的一些實力派如管叔、蔡叔選擇了與殷族結盟反叛，這讓自己站在了合法性的對立面。

其四，周公平叛之後的處理手法。

歷史不能假設：倘若周公東征軍事失敗了，後人將如何書寫？比較大的可能是：周公旦篡位，管叔、蔡叔藉助殷族的力量討逆成功，成王複位。

事實是周公贏得了戰爭勝利。從此對他的攝政再沒有構成威脅的反對力量。

周公是如何對此事進行善後處理的呢？

《史記.魯周公世家》：「遂誅管叔，殺武庚，放蔡叔。收殷余民，以封康叔於衛，封微子於宋，以奉殷祀。寧淮夷東土，二年而畢定。諸侯咸服宗周。」

《逸周書》記載得更詳細一點：「周公、召公內弭父兄，外撫諸侯。元年夏六月，葬武王於畢。二年又作師旅。臨衛政殷，殷大震潰。降辟三叔，王子祿父北奔，管叔經而卒。乃囚蔡叔於郭凌。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國，俘維九邑。俘殷獻民，遷於九畢。」

其它記述大同小異。

《逸周書》顯然認為周公說服了召公，建立了周召聯盟，這一點《史記》未言明，是太史公對這一點有疑慮嗎？

武庚一說北奔，一說被殺,總之殷族任周宰割。郭沫若《十批判書》說，「殷人及其同盟民族的一部分便遭了奴役。殷民六族被給予魯公伯禽，殷民七族被給予衛康叔，懷姓九宗被給予唐叔虞，還有些『頑民』被遷於洛邑。另一部分的殷人和他們的同盟民族則被壓迫到江淮流域，即殷紂王所開拓出來的東南夷舊地，便成為宋、楚、徐等國。終周之世南北都是對立著的。」顯然，周公堅決地拆散了殷族，使之不再對周構成政治威脅。

有意思的是周公對「三叔」的處理。管叔被殺似無疑；蔡叔一說流放，一說囚於郭凌，總之被排除出周的宗室；霍叔的處理大都沒有記述，陳啟源在《毛詩稽古編邶》中有過分析：

「周公誅三監，霍叔罪獨輕者，良以謀叛之事，武庚主之，霍叔與之同處，意雖不欲，勢難立異，非若二叔在外，可以進退惟我也。原設監之意，本使之制殷。但武庚故君之子，又據舊都，臣民心所附….霍叔才非其敵，墮其術中，遂反為所制耳。故周書多士，止數管、蔡、商、奄為四國……皆不及霍。」

顯然蔡叔、霍叔都獲得了寬大處理，惟管叔不能。或曰管叔是主謀，但也有認為武庚是主謀。我以為管叔是否主謀不重要，他顯然是三監中最有政治才具的，而且，倘若他是周公旦的兄長而非弟弟的話，顯然是一個巨大的政治隱患，所以他必須死。

其五，周公與成王的關係怎麼樣？

成王對周公攝政的態度如何？這個問題很少有人去注意。錢穆《周公》書中對此進行了梳理。

多種資料分析周公見疑於成王、乃避居於外的經過，也有人認為周公不會因為見疑於成王而避離國都。但這個故事發生的時間又有兩種說法，一說就是管蔡流言之時，一說則是在成王用事之後，頗有一些相矛盾。

《墨子.耕柱篇》：「周公旦非管叔，辭三公，東處於商、蓋。」

《史記.魯周公世家》：「及成王用事，人或譖周公，周公奔楚。」

《史記.蒙恬傳》：「及王能治國，有賊臣言：周公旦欲為亂久矣，王若不備，必有大事。王乃大怒，周公旦走而奔於楚」。

《越絕書》：「周公傅相成王。管叔、蔡叔不知周公，而讒之成王。周公乃辭位，出巡狩於邊。」

朱熹在《答蔡仲默書》中云：「又成王方疑周公，周公固不應不請而自誅之（指三叔）。若請之於王，王亦未必見從，則當時事勢亦未必然……或又謂成王疑周公，故周公居東。不幸成王終不悟，不知周公又如何處？愚謂周公亦惟盡其忠誠而已矣！」

所以，究竟是說的同一件事嗎？還是兩件事?如果說的是一件事，顯然其中太多矛盾。倘若說的是兩件事，難道周公曾兩次避之東嗎？我的猜測，他們說的是兩件事。

一件事是管蔡散布流言之時，暗示周公未得王命而征伐三監，而周公顯然是自稱獲受王命東征。我猜測，成王當時雖尚少年，心中並不欲征伐三叔，但為周公所說服，或者只好答應了周公旦。

但這裡的關鍵是，周公攝政的情形究竟為何？是周公直接可以代行王權，大事決斷，還是形式上必須經由成王同意這一個環節？如果是後者，這隻能叫輔國了，而不是攝政。而諸多史料其實已證明了周公是真實的「攝政」，甚至周公是坐在王的位置上，戴上天子的冕，對大事作出決策的。而這樣的形態也是管叔等人疑之的主要原由。

前述《漢書.王莽傳》所引的一段文已說明這一點：「周公服天子之冕，南面而朝群臣，發號施令，常稱王命」。這樣的情形，不要說管叔疑之，召公這樣的賢人都是不悅的。那麼周公攝政為何要以這樣的方式呢？是他從禮的角度認為，這樣才能合乎決策的程序，表徵王權的合法性呢？還是他想造成篡位的事實？

無論哪一種，倘若成王是一個13歲的少年，心中對此不滿都是合乎情理的。

第二件事是成王親政之後？難道說的是周公還政成王之後，被進讒言嗎？那麼是誰進的讒言呢？成王為什麼要「大怒」呢？有沒有一種可能，即成王令人散布了關於周公的流言，想要以此逼走周公?

在周公攝政之時，成王在從13歲到20歲這段時間，究竟是一種什麼樣的成長過程，對周公又是怎樣一種看法？在周公還政之後，成王面對周公時，究竟是一種怎樣的心態？

我們當然不應作誅心之論。讓我們看看有關材料。

錢穆《周公》書中說：周公既平管、蔡、武庚之亂，成王未知周公之志，故作鴟鴞之詩以遺王。《金縢》云：「於後，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

程伊川對此有云：「公為此詩，告以王業艱難，不忍其毀壞之意，以悟王心。此周公出征救亂之心，作詩之志也。」

《金縢》之「王亦未敢誚公」一句，有各種解讀。鄭玄謂，「欲讓之，推其恩信，故未敢」；孔傅則謂，「王猶未悟，故欲讓公而未敢。」；呂祖謙云：「所謂未敢者，即改悔之根本也。」；蔡傅謂：「是時成王之疑，十已去其四五矣」。

也就是說，成王對周公一直是疑懼不已的，就算是「十已去其四五」，不是還有「十之五六」嗎？錢穆敘述道：「周公作鴟鴞詩貽成王，未解成王之疑，周公暫為躊躇而不班師。」

這意思是說，這樣的疑慮是發生在周公東征之時，那當然是在周公攝政之期內也。後來只是由於有異常天氣，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啟金縢之書（當年周公為武王病中祈禱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為功，代武王之說。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予沖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逆，家禮亦宜之」。於是周公貫金石之忠誠，成王為之大感動，積年疑團，霧消雲散。

之後周公歸政、成王復辟。

《洛誥》：「朕復子明辟」，「予其明農哉！」，周公表明想要退休務農之意。

成王則述周公之功德，以示挽留曰：

「公，明保予沖子。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答天命，和恆四方民居師。惇宗將禮，稱秩無文。惟公德明光於上下，勤施於四方，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予沖子夙夜毖祀。公功棐迪篤，罔不若時。」

然王亦知周公決心退下，乃留周公於洛使專治。以是周公專主陝以東，召公主陝以西。

《史記.魯世家》則曰：

「成王長，能聽政。於是周公乃還政於成王，成王臨朝。周公之代成王治，南面倍依以朝諸侯。及七年後，還政成王。北面就臣位，匔匔如畏然。」

「周公在豐，病，將沒，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離成王』。周公既卒，成王亦讓，葬周公於畢，從文王，以明予小子不敢臣周公也。」

總計周公自攝政七年，還政后三年而亡，卒年不詳。

我之所以詳細考究周公攝政及平叛的經過，並非有意要破壞周公作為儒家聖人的形象，只是想說明一點：周公之所以能夠繼文武革命之後，穩定周的政權，並在此基礎上建構起一人成熟的華夏國家體系，決不僅僅是因為他是一個「道德完人」，就在政治體系中其樂融融，所有人都心悅誠服，反而，他是在一個極其複雜的政治局面下，不僅管叔、蔡叔等人誹謗他，就連召公也不敢完全信任他，成王也對他十分疑慮，即便在這種環境下，周公乃表現出一個大政治家的魄力與手段，具有很強的駕馱複雜局面的能力，善地抓主要矛盾，當仁不讓地攝政掌權，果斷地出兵征伐管蔡武庚，除掉最主要的政治對手管叔，確保自己掌控大局。

利用自己攝政這幾年的機會，周公確定建立以嫡長繼承製為核心的宗法制度、調整分封制、完善井田制、作刑書、制禮作樂，確定了周的國家政治哲學，可以說一手創製了成熟的華夏國家體系，設計了一個看上去很完美的禮制國家形態。

做完這幾件事後，穩定周室，了無遺憾，還政於成王，不說「事了拂衣去，深藏功與名」，但也留下了一個瀟洒的背影。他是否堅定內心，早就為自己確定了這樣一個歷史地位設計，做了自己的職業生涯規劃，還是他初心另有考量，只是一步步見招拆招，最終覺得這樣的結果才是最好的？

嫡長制的確立與周的宗法制度

在文武革命、周公攝政之後，周的政權穩定下來。在吸取殷商的經驗教訓的基礎上，周公顯示出其天才般的政治科學家的制度創設能力，為周的華夏國家體系搭建了一個精緻的框架。

這個框架，以「宗法制度」為其基礎，以「禮制」為其最大特點。

所謂宗法制，是以血緣關係為紐帶，與國家制度相結合，貴族世襲和特權制度。宗法制度於氏族社會末期父系家長制的傳統習慣，但在國家的形成過程中，氏族血緣關係不但沒有解體，反而在新的條件下得到延續和鞏固。

周的宗法等級制以嫡長子繼承製為核心內容。（夏商仍是父死子繼或兄終弟及，這在各草原游牧民族都是如此）周公確立了「立嫡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指母貴）不以長」的嫡長子繼承製，它規定周天子為天下大宗，王位由嫡長子繼承，從而在法律上解決了王位繼承的穩定性和長久性的問題，化解了繼承權力之爭的矛盾，促進了政權的平穩交接。

在前面的一篇筆記《國家起源諸說》中我曾提到，摩爾根提出的國家形成過程，乃是由家庭－氏族－部落－部落聯盟－國家這樣一個漸進的發展過程。觀諸華夏國家的形成過程，似也循此路徑。也許在殷的數百年中，正是一個部落聯盟向國家演變的階段，所以各個部族自己，尤其是那些農耕部族（包括已農耕文明化的殷商），不排除已發展出城市國家的雛形。

但是，在摩爾根所論述的希臘、羅馬等國家形成過程中，我們都可以看到十分順利而自然的選舉產生部落酋長或領導人的方式，這後來成為希臘的民主制度和羅馬的共和制度的來源。但是在華夏國家形成過程中，無論是在殷商，還是在周，我們為何均看不到任何選舉部落或部落聯盟的領導人的方式?難道這真是因為東方治水社會的緣故嗎？

我的理解並非如此。

也許華夏部族的氏族，均是由一個家庭和以此為基礎形成的家族擴展而來，這個家族的輩份最長男子，天然就成為氏族的領袖，家族成員都是他的後代。同一血緣的家族組成一個氏族，因此每一個氏族都以超強的血緣紐帶相聯結。

華夏部族創設了特殊的土地制度，使那個以血緣紐帶聯結起來的氏族不至於因生產的發展而產生足夠充分的土地私有制，並進而摧毀原來的氏族社會。也就是說，華夏部族並未像摩爾根和恩格斯總結的那樣，由於商業社會的發展和城市文明的提升，以及外來人口雜居在城市，私有制快速發展起來，從而導致原來的血緣氏族和部落解體，人們按地緣關係重新組合起來，因而導致城邦國家的形成。

華夏部族未遵循摩爾根所總結的這一雅典模型：氏族關係崩解得比較徹底，地緣團體、利益團體、功能團體推翻血緣團體，私有制推翻血族集產/原始共產制，「多元化」的教權、財權、政權互分互制推翻「一元化」的族權（血緣族長全權），「人」的個體相對地立足點較大地削弱未切斷血緣臍帶的「蒙昧集體」立足點，並由此而形成相對地以「個體導向」為傾向的西方文化的淵源。

正如魯凡之所述：由於特殊的土地制度，華夏部族以血緣為紐帶的氏族社會並未解體，血緣族長的族權特別鞏固。根本不曾發生過地緣團體、利益團體、功能團體推翻血緣團體的革命，而是血緣團體將新生的地緣、利益、功能因子吸納，或變成一種混合性的「折衷」團體。的私有制從來就只能在某種血族關係、集團關係的束縛下發展；的血緣「族長全權」就從來「一元化」地兼任政權、教權、以及最大財權的「三位一體」；的家庭單位從來就處於「次氏族關係」的家族網路籠罩之下；的經濟階級「橫面」從來就沒有打破家族式的權力等級「縱面」；的國家根本就是血緣長老「霸權」的化身、血族集體關係的象徵。人的血緣臍帶從來就不曾切斷，血族集體的立足點從來就沒有受過嚴重挑戰，並由此形成以「集體導向」為主導傾向的文化的淵源。

華夏國家的形成過程，正是在這樣一個結構特點之下而推動的。

如魯凡之所言，夏的時期，基本上已進入「族長役使制」，殷族入主黃河中游流域后並未徹底打破它，而是略加改造成為「族長役使制/奴隸制綜合形態」。魯凡之不同意郭沫若對奴隸社會的界定，他認為僅在殷代，有著這種混合結構的半奴隸制，到周進入封建制，更加算不上奴隸制。而他認為，封建制本身就是一種「族長役使制」。

讓我繼續摘錄魯凡之的觀點。

「在自然經濟農業小生產主導之下，一個部族/氏族要統治像黃河中下游流域甚至更廣大面積的地區，以及這區域內眾多的其他部族，與族長制結連起來的氏族封建制是一種必然的主導發展形態；因為區域太大，部族太多，由『內聚』的族長役使制的『血緣臍帶』出發，產生『外散』的氏族封建制，便成為唯一可行的統治方式。」

這是魯凡之解釋殷已經出現一定程度的封建制的邏輯鏈條。這一部分我將在論述「封建制」時再作詳談。現在我們集中於討論周的「嫡長子繼承製」是如何發端的。

由於周只是一個規模較小部族，相比較於殷，它具有更加濃烈的「家族本位」導向。這是周公創製時的客觀條件。所以周公的政治制度設計本能地強化了「家國一體」的統治模式，這一特點後來抽象成為儒家政治哲學和倫理哲學的基本內核。

由於殷商可能處於國家初創階段，所以其王位繼承方式為何，至少我手頭沒有足夠資料能夠說明。但我理解，周確定的嫡長子繼承製，應該在殷商時期已有所實踐。我們甚至無法確證是周公設計了這一制度。

就「嫡」這個字來說，應該是出現於商時期。在殷中期，主宰一切的是帝。甲骨文里記載了很多有關大帝對風雨、一年的農事、戰爭以及都邑平安的占卜和請求大帝庇護的記載。大帝是人格化了的神，殷王是其直系傳接者，也就是說是其嫡子。「嫡」這個字，有祭祀大帝的意思，祭祀帝的人就是嫡子，是地上的王。他們具有把帝作為至上神的神話體系，在這個祭祀權之上才有了王權的成立。

但「嫡」子並不等於嫡長子，殷是一個更重視神意的部族，應該不會產生基於人間的、人倫的秩序而設計出的嫡長子繼承製，事實上，殷多次有弟繼兄位之事實。殷肯定從夏那裡學習了權力「世襲」制而不是禪讓制或選舉制。周也肯定延續「世襲制」這種對家族有利的權力傳承體制。

從周來說，周是一個並非神權制的部族，而是一個「人間世俗權力體系」的部族，「家族本位制」濃厚，其結果是必然導致馬克斯.韋伯所謂的「家長制－家產制」的統治形態，而支配權力的原則會是家族內部權力傳承體制的延續，在世襲的基礎上，基於對血緣的重視而設計出嫡長子繼承製更具有合理性。

文王去世后，繼承者是次子姬發，這可以解釋為長子伯邑考早夭或如傳說中的被殺，而武王是次子，順位成為太子，也可視為嫡長子。武王病故后，毫無疑問地由成王繼承王位？如果是這樣，那就說明在周公之前就已形成了「嫡長子繼承製」，我們就可以猜測這是延續了殷的做法，大家都認為約定俗成，無須討論。

但事實也許並非如此。按照錢穆在《周公》一書中所說，武王曾有過傳位於周公的想法。

按《逸周書》云：

「王曰：『……日夜勞來，定我於西土。我維顯服，及德之方明（暗指周公）』。叔旦泣涕於常，悲不能對。王XX傳於后。王曰：『旦，汝維朕達弟，予有使汝，汝播食不遑暇食，矧其有乃室！今維天使予。惟二神（王季、文王）授朕靈期，予未致於休，予近懷於朕室。汝維幼子（指周公）大有知。昔皇祖（后稷）底於今，勗厥遺得。顯義告期，付於朕身。肆若農服田飢以望稷。予有不顯，朕卑皇祖不得高位於上帝。汝幼子庚厥心，庶乃來班朕大環，茲於有虞意。乃懷厥妻子，德不可追於上，民亦不可答於下，朕不賓在高祖，維天不嘉，於降來省，汝其可瘳於茲。乃今我兄弟相后我筮龜其何所即，今用建庶建。』叔旦恐，泣涕共手。」

朱右曾云：「不傳子而傳弟，故謂庶建。」王謂兄弟相后，欲傳位周公則無疑也。錢穆認為「然深察當時情事，周承殷代兄弟相及之後，成王幼弱，周室安危，繫於周公之一身，武王欲相傳位，亦當然之事。」

如果如上述武王有意傳位於周公，則說明文武時期並未確立「嫡長子繼承製」，延續殷之(常態)「兄位弟及」制也是選項之一。倘若如此，則吾人可以相信周公始確立「嫡長子繼承製」。

這種「確立」至少有如下含意：

其一，周公明確提出確立「嫡子長繼承製」作為一個王權繼承的原則。

其二，周公拒絕了武王「兄位弟及制」的建議，也拒絕了伸向自己的權力誘惑。

其三，為周室安全考量，周公決意採取兼顧二者的做法，首先確立成王的王位繼承權，但在其年幼無法處理國事之時，由自己攝政，踐行自己內心對武王的承諾：匡扶周室。

周公為何作此抉擇?讓我們作如下猜測：

其一，以周公智慧，他或者認識到，必須有確定無疑的繼承製度，否則王位之爭將給政權帶來巨大的不確定性，甚至可能會毀掉一個政權。

其二，兄弟或叔侄爭奪王位展開陰謀詭計甚至戰爭，對家族倫理秩序和人倫親情是一個致命打擊和無情嘲諷，而倫理秩序是周室的核心價值觀，是其國家秩序的根本。

其三，王權是一個符號，是國家安定的信心標誌，它的意義和作用都不取決於賢與智與否。即王權不需要道德與智慧來背書。倘若道德與智慧是王權的必要條件，那麼就有一個認定標準問題，而這事實上會導致巨大的混亂與爭端。最後的結果仍然是依靠武力來說話。

其四，確定繼承權必須使其毫無爭議，也就是說，排除任何人為的因素，一切依靠天意的選擇，這個天意也是不會引起任何人的爭議的，那就是：時間順序。國王生出的第一個男性後代，這個條件是毫無爭議的，目標指向十分明確，這個天意也讓任何家族成員無話可說。

其五，周公也許認真研究過殷的經驗與教訓，但是我們看不出殷在繼承權上有何教訓可言，「兄終弟及」如果成為明確的規則，那也沒有太大問題。問題在於必須有明確的規則，而不是沒有規則。周公的貢獻就在於：建立明確的規則。

其六，周公洞悉了人性的貪婪嗎？對財富和權力的貪婪？在周的氏族社會中，這些有充分的表現嗎？他何從洞悉？是從三監之亂中嗎？

「嫡長子繼承製」一勞永逸解決問題了嗎？當然沒有。

——即便建立明確的規則，倘若維護規則只能依靠暴力工具，最後以戰爭的方式解決問題，那結果跟沒有規則的混亂爭奪（仍然以戰爭或肉體消滅的方式）也很相似。當然，有一個區別是，人們可以根據規則很容易判定違反規則的爭奪者是不義的，但有時這沒有意義，因為歷史往往是成王敗寇的，誰最後贏得了爭奪戰，他往往也同時搶到了合法性。

這樣的例子無論是在周代，還是周之後的朝代，比比皆是。

——「嫡長子繼承製」在周王室得到了確認，但在春秋戰國的各諸侯國中，卻並沒有全部得到確認，規則的反覆是明顯的，奪嫡之混亂隨時發生，無論齊桓公之前的繼承權爭奪戰，還是晉文公上位之前的混亂，都看到「嫡長子繼承製」尚未得到確認的情形。在秦始皇建立的秦，仍然是繼承權爭奪導致了國家的衰亡。

——即便是確立了明確的規則，家族裡也被迫遵守這個規則，但仍然難以避免權力的爭奪對國家政權的削弱，更遑論對倫理秩序和家庭親情的毀滅性打擊。

這有幾種情形。比如：

其一，雖然產生了嫡長子，但嫡長子早夭或被謀殺，導致需要重新確定繼承權。由此導致的，對嫡長子的生命威脅無時不在，即便最終沒有被肉體消滅，但嫡長子生長在這樣極度不安全的環境之中，對其性格和人格的健康塑形極為不利，也就是說，最後繼承權力的嫡長子變成了極度缺乏安全感的心理扭曲的統治者，權力的運用最後也就隨之扭曲變形。

其二，為爭奪嫡長子地位而提前進行的婚姻布局、精子爭奪戰（或性交爭奪戰）、妊娠保衛戰，對倫理秩序的破壞性同樣是巨大的。

其三，有時備位太子與其父王之間也會形成權力爭奪，甚至會釀成叛亂戰爭，父子相殘的情形也偶一有之，這對人性的扭曲程度較兄弟相殘更為甚之，對倫理秩序的破壞也就更大。

——「嫡長子繼承製」最大的弊端也就存在於它排除道德和智慧作為繼承權的確定條件，甚至排除最基本的心智成熟作為統治的要件。這使得國家經常落到愚蠢的或道德墮落（喪心病狂的）的統治者手裡，從而給整個國家和王室帶來滅頂之災。

好吧，我們得承認，嫡長子繼承製解決的問題和它帶來的問題同樣多。但至少在周公時期，這是一項重要的進展，即它確定了一個明確的規則，而這個規則為確立「家國一體」的統治秩序構造了核心平台和重要的穩定預期。它是周的禮制國家之宗法制度的基石之一。

日本學者白川靜之《孔子傳》指：

在殷中期，主宰一切的是帝。甲骨文里記載了很多有關大帝對風雨、一年的農事、戰爭以及都邑平安的占卜和請求大帝庇護的記載。大帝是人格化了的神，殷王是其直系傳接者，也就是說是其嫡子。「嫡」這個字，有祭禮大帝的意思，祭禮帝的人就是嫡子，是地上的王。他們具有把帝作為至上神的神話體系，在這個祭禮權之上才有了王權的成立。

殷周革命大概是前一千年前後發生的，這並不是從內部而是從外部開始的革命，是具有不同性質的東西方文化勢力的交替。但是，代替了殷的周既沒有殷那樣的神話體系，也沒有繼承神話的條件。拋棄了具有人格神的帝王觀念，改變成非人格化，即所謂理性化的天的觀念。的理性主義的精神萌芽，就是來自這個天的觀念。

但是，被確認為非人格化的天也是具有意志的。天意的奉承者被稱作天尹。根據金文的記載，周初期的聖職者召公就獲得了皇天尹大保的笑迎號。天是不會自己來顯示意志的，天意是以民意為媒介表現出來的。為政者若能以天德來修身，就能贏得民意的支持，天意便也由此而起動。…..類似於此的政治思想，被稱作天的思想。天的思想是以殷周革命為轉機而出現的。《書經》里被稱作《周書》的部分包含了周朝初期的大量文獻，裡面就這個天的思想有多處的闡述。

如果天意是由民意作為媒介的，那麼，絕對神聖的王權是不存在的。受命而建立的王權，總是暗藏著因為革命而隨時被驅除的隱患。天的思想也就是革命的思想。

天的思想將古代的宗教和政治分離，導入了理性化的精神，而所謂天意是以民意為媒介來表現的，就是說人的存在，是以其德性里所有的自覺為依據的……德性本來就是人的內在中所有的東西。更確切地說，這也是所有事物的根源所在，具有普遍性，而且是超越了知覺的東西。

探尋天的思想及其展開可以知道，初期的儒家的政治思想和道德思想，在體系上就已經形成，其中的詩篇同樂師在宮廷貴族的各種禮儀或宴會上演奏，詩篇中所蘊含的道德上的意義由故事或實例得到流傳。樂師也是具有現儒之風的知識階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