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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性侵受害者到防性侵講師:一半陰影一半陽光

從性侵受害者到防性侵講師:一半陰影一半陽光

原標題:從性侵受害者到防性侵講師:一半陰影一半陽光

郝靜在某縣上示範課,進行女童保護師資培訓。

一半是陰影 一半是陽光

郝靜身上,藏著兩個「郝靜」。

她自認為是世上最倒霉的女孩兒:從8歲開始,直到11歲,她一直被隔壁的叔叔性侵,「活人都不遭這樣的罪。」

被這段經歷所傷,也為了掩蓋它,高中整整兩年,郝靜和男同桌半句話都沒說過;年過40歲,一個知心朋友都沒有;她甚至抗拒前夫觸碰自己——晚上無法相擁,白天上街從不牽手,對方最終出軌;很長一段時間內,她總在半夜思考如何結束生命,又記掛相依為命的兒子,遲遲不敢下手。

她也是「防止兒童性侵害」中最勇敢的志願者。作為公益組織「女童保護」的兼職講師,她跑到許多地方給國小生上課,攢下來的飛機登機牌一隻手都握不住,熟人甚至感覺她「有點神經病」。「女童保護」成立3年,在28個省份開展公益教學,她一人在12個省份培訓過4000多名志願者。

3年前剛給孩子上課,郝靜總委屈,想哭。看著活潑的孩子,她總想自己「當初要也有人幫就好了」。

這兩年,郝靜不再想這些了。可當天真的小女孩說自己前幾天被壞人拖到草叢裡,有行人經過才掙脫,她心還是難受得發緊,下課囑託學校的老師,「記得給女孩看心理醫生」。

防性侵的課程看起來並不複雜。正式開始往往伴隨一場「我說你指」的遊戲,指到屁股,幾乎所有孩子都會笑——講師就能順勢開講哪些部位不能碰、遇到壞人怎麼辦等內容。

如何能在課堂的40分鐘取得孩子的信任,才是講師的本事。有小女孩在課堂上主動舉手,說前幾天單獨去姨爺爺家,被「使勁抱住了」,連踢帶打才掙脫。郝靜趕緊摸摸她的頭,給她禮物,誇她勇敢。在課堂上,這樣的孩子不在少數,他們覺得這個阿姨像親人。

有小孩和她約定,將來一起做公益,臨走時特別不放心地囑託,「老師你可得等著我啊!」「老師你可別老了!」還有一個班的小孩子圍住她,讓她在筆記本上簽名留念。

能讓別人敞開心扉的郝靜,看起來已經徹底告別了以前那個倒霉又膽小的女孩兒。在過去的許多年裡,她總是夢到幼時隔壁男人把粗糙的雙手伸進衣服,自己只能哭喊,無力反抗。如今,這場夢很少出現了,取而代之的是她講課的場景,以及那些在課堂上的童聲、注視著她的眼睛。

3年前的一天晚上,郝靜第一次在網上看到「女童保護」的教案。半夜三更,開著檯燈一頁頁看下去,郝靜回憶自己當時像觸了電一樣,手抖個不停。兒童防性侵的內容,像鋼釘般一字字敲進她的腦海。

封閉了33年的回憶瞬間決堤。「難道有很多人和我一樣?」眼淚再也憋不住。

剛成為「女童保護」志願者培訓師,郝靜曾在課後遇到一名國小老師。後者告訴她,自己在9歲時遭受了性侵害,和丈夫相處,眼前總會出現那個侵犯她的男人的影子,身體忍不住發抖。她不敢回家,最終在懷孕8個月時離了婚。

郝靜抱著有相同經歷的姐妹嚎啕大哭,一晚上紅著眼。

第二天課上,上百名中國小老師來聽講座,吵吵鬧鬧的。個別人還在玩手機,睡覺。他們覺得,這場內容還不涉及資質考核,不用那麼嚴肅。那名國小老師坐在角落裡,絕望地看著郝靜。

強烈的憤怒感湧上了她的腦袋,「這麼可怕的事,你們身邊就有,為什麼不重視?」郝靜吼了出來,深吸一口氣,「我曾經就有過被性侵的經歷啊!」

教室瞬間安靜了,郝靜大腦一片空白,她不知道自己為什麼在公開場合說這些,也想不到自己能在恍惚的狀態下,把腦海中回放了無數遍的場景,哽咽著,一句句講出來。

講到最後,她回過神,首先感到驚慌。在此之前,她完美偽裝著自己。因為自卑,她甚至不敢長久直視別人的眼睛,害怕從別人眼中看到哪怕一點鄙視的目光。現在,「一下子全完了。」

然而害怕的事情並沒有發生。恰恰相反,聽課的老師們目光變得嚴肅、專註,還多了尊重。飄了多年的心回到了地上。

如今,當有人看不清防性侵的重要性,或者更直白地問「你們是覺得我們這邊不安全,才想來講課?」時,拋出自己的經歷是郝靜獲取對方理解的最好方式。

有一次,一位她培訓過的女老師在她上車離開前,把一張紙條塞到她手裡。打開一看,裡面寫著自己幼時遭遇性侵的經歷,還說「今天上了課深受感動,我要讓我的學生們學會保護自己!」

「你看!這麼多人都經歷過,而且都不敢講出來。我克服了,講出來,是希望能幫助更多孩子遠離性侵,這是不是也算一種勇敢?」

面對性侵害,郝靜較真得讓人尷尬。她一字一句地和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說,「因為遭遇過性侵,所以對很多案件感同身受,而現實生活中,很多人覺得離自己很遙遠。」

在童年最黑暗的歲月,郝靜的母親將所有愛傾注給了小她一歲的弟弟。很多夜晚,小郝靜蜷縮在炕頭,回憶著白天令人驚恐的細節,徹夜難眠,母親則擁抱著弟弟,安睡在炕的另一頭。她想告訴母親自己的遭遇,可又覺得不會被當回事,甚至挨揍的可能是自己。

無數次糾結后,她腦海里只剩兩個問題:我是不是多餘的?我是不是該去死?

如今,郝靜在很多時候會把要死要活的勁兒投到「女童保護」的課上,以淡忘過去的不愉快。「女童保護」的負責人孫雪梅記得,剛開始聽郝靜的課,有點心疼,甚至覺得她在和自己較勁。快樂是強顏歡笑,可她又努力把課堂氣氛整得活躍,甚至會緊張到忘詞。

她不肯錯過任何細節:農村的一些孩子,沉默,膽怯,看到陌生人的目光,第一反應是躲閃。看到他們,郝靜就心顫,彷彿看到了當年的自己。

為照顧這些孩子,郝靜給自己定下規則:必須提問到每一個孩子,多用目光去鼓勵那些孤僻的、坐在角落裡的娃娃。

用她自己的話說,每節課都要用十二分的努力去觀察每一個孩子,再拚命調動課堂氣氛。課講完,累到恨不得癱在椅子上,「哪怕領導來慰問,都懶得多說一句話。」

一天給某國小上完示範課,有孩子給郝靜發簡訊:「老師,你能不能幫幫我。我才上五年級,可已經發生過性關係了。」

郝靜慌忙回電話,手機關機,後來,又收到簡訊。郝靜特別嚴肅地找到學校的校長,希望能幫忙排查。可對方笑著答應,沒有下文,郝靜著急難受得不行。

因為「較真」,她還被某縣政府工作人員寫成新聞:「老師那種言辭犀利的表述和『低情商』的指責讓優秀教師們感到汗顏,甚至很傷自尊,她的每一句評價都時時考驗著學員的『抗打擊』能力。」

可新聞的最後也承認,「以往缺少了這種較真的教學態度和追求完美的精神,教研活動丟了靈魂。充滿激情的嶄新風格,為打造高素質團隊奠定了基礎」。

「每上一節課,就可能有孩子因此免遭厄運,這是鬧著玩的嗎?」郝靜說。

在東北的一座縣城裡講示範課,郝靜沒講一半,教育局的領導起身,走了;她倒也不在乎,正常上課,還把自己的手機號碼給了孩子們。

晚上聚餐,當地一位領導不客氣,直接對郝靜說,講課「沒啥用」,發生性侵案件的幾率太小,「哪能遍地都是流氓啊。」

在郝靜眼裡,這邏輯幼稚得可笑,壞人又不會把特徵寫在臉上。曾經性侵她的鄰居叔叔就是社區里公認的「好男人」,不喝酒,不罵人,經常從菜市場提點菜回家做飯,見誰臉上都掛著笑。

這個男人可怕的陰暗面只在單獨面對郝靜時展現。在被性侵的那3年裡,郝靜放學後為了躲避他,趴過自家菜園子,也躲進過玉米地和小樹林。可叔叔經常能找到她,面帶微笑地把她帶回屋子裡,或者就在外面施暴。平日出現在郝靜父母面前,這個男人又是很自然的模樣。

反轉也很快發生在當晚的飯局上。領導高談闊論的間隙,郝靜的手機響了,白天上課的一名小女孩打來電話,「老師,我的舅舅總喜歡摸我怎麼辦啊?」緊接而來的是第二、第三個電話,「我爸爸喜歡看我換衣服可以嗎?」「我都這麼大了,爸爸還摸我的隱私部位。」郝靜一邊回答著問題,一邊瞪著身旁的領導。

知道電話的內容,領導擦擦汗,清了清嗓子,對郝靜說,「咱們準備一個周,然後全縣推廣這門課。」

做了3年女童保護,郝靜對自我的芥蒂已經消磨了很多:找到了真心相愛的人並結婚,能拉手、親昵,相擁入睡了。但直到去年年底,衝突還是會在兩人間頻繁爆發:郝靜會時不時突然陷入對丈夫的懷疑,如果對方恰好沒接到電話或簡訊,她就會陷入絕望,覺得已經遭到背叛。丈夫偶爾買了水果、花,郝靜會惶恐,第一反應是「做了什麼對不起我的事」。

今年2月16日,她轉發了一條「那些被性侵的女孩,最後都怎麼樣了?」的文章,配的評論是,「恐怕很難走出陰影」。

對於兒童性侵害,毫無疑問,預防是最好的辦法。像郝靜這樣的受害者,「即使極度幸運能走出來」,兩種力量的搏鬥也仍舊久遠地蔓延在血液里。

與記者見面那天,當記者主動為她拉開咖啡廳的門時,郝靜遲疑了很久,然後側著身,縮起來,飛快閃了過去。

她說自己無論在哪裡,都喜歡走在人群最後。當有男人在自己身後時,「整顆心都會縮起來」,總怕對方會像當年鄰居的叔叔一樣,突然從背後抱住自己。這個習慣已經改不過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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