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平凡的世界》到《歡樂頌》，30年的殘酷青春

孫佳山 藝術研究院

長篇小說《平凡的世界》發表至今已近30年，它所展示的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之交的社會生活距今也過去了30多年，它的文本及其反映的內容似乎已經成為歷史；但是當2015年電視劇《平凡的世界》重新呈現出那段歷史的時候，我們卻全然沒有歷史的距離感和違和感。

青春與奮鬥、個人與社會、成功和機遇等命題再次進入到了我們的視野，《平凡的世界》的熱播和所引起的反響大大超出了所有人的預期。這其中肯定有各種各樣的原因，但最重要原因，就是我們現在所處的這個時代和80年代初期《平凡的世界》的時代，既有著巨大的相似性，也有著巨大的反差，正是這種悖論使得差不多每一個改革開放時代的親歷者和過來人眼裡，都有一個自己的《平凡的世界》。

路遙寫作《平凡的世界》是試圖反映從1975年到1985年的那段歷史，是對那個時代的他來說剛剛過去的歷史，這樣的雄心和努力對於之後的文學和影視創作來說非常罕見。進入90年代之後，有很多試圖在長時段中敘述現當代歷史的影視作品，但大多是在一種固化的歷史觀里敘述。

路遙則不是，他處理的是變動不居、剛剛經歷了的歷史，所以他的敘述在當時有很多新鮮的經驗，是那種從歷史里剛剛走出的人的傷痛、渴望和幸福，而這正是今天的《歡樂頌》們所嚴重欠缺的。

1975年到1985年，正是改革開放的起點，是農村與改革開放的關係的最融洽的最初十年，擺脫飢餓和貧困的奮鬥的勇氣和決心曾如此強烈，那些青春所涌動向的「世界」是那麼遙遠而美好，青春可以「平凡」，卻要走向「世界」。

在卑微的、平凡的農村世界中，誠實的勞動可以使「平凡的人」獲得尊嚴，打破鐫刻在當代社會結構中的身份枷鎖。所以，在那個「新」歷史的起點上，改革開放是上至省地縣各級幹部，下至普通農民的「共識」，而正因為有了對幸福、尊嚴、誠實、良善的上下一致的追求，改革開放的真正動力便恰恰來自「平凡的世界」中的「平凡的人」。在電視劇《平凡的世界》的結尾，「平凡的人照樣也能過得不平凡」，這不正是改革開放肇始處的共識和動力嗎？

30年後的今天，我們已經有足夠長的時間跨度，去重新審視路遙所講述的那段歷史，去發現其中的裂隙。不可否認，電視劇《平凡的世界》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與對原著的忠實有關，路遙的《平凡的世界》無疑已成為當代文學的經典，它不僅深刻地記錄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那段跌宕起伏的歷史，而且在一代代人的精神成長中，也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電視劇《平凡的世界》的最大改動之處，在於極大限度地擴大了孫少安的線索，保留和適當增加了田福軍的線索，收縮和改變了孫少平的線索。因此，在電視劇《平凡的世界》當中，我們就很自然地感受到孫少安更像一位我們今天的人物，是今天農村中的當代英雄。無論是在鄉鎮企業家的邏輯中，還是在文化保守主義的語境下，他的故事和人格都充滿魅力。

因為在前一個邏輯中，孫少安是農村「新」歷史的創造者；在後一個語境下，孫少安身上被想象出的無論是強悍、精明，還是仁義、擔當，都成了想象中的傳統文化的投射。相反，電視劇中的孫少平卻如一位「古人」，一位作為「打工仔」前身的歷史中的人。他固執的出走，他持守的自尊，他對知識和遠方的執著，已顯得古板、無厘頭和可笑。他只有披上一些當代的外衣，比如他與田曉霞的「羅曼蒂克」的精神之戀，才能被當下所辨識。

今天我們已處在一個鄉村共同體解體的時代，幾億農民工進城打工，大規模的城鎮化正在展開。孫少平是改革開放初始階段的一個身在底層、內心高昂的普通人，在原著中，他曾說：「我是一個平凡的人，但是我可以生活的不平凡。」今天，我們更加清楚地看到，《平凡的世界》寫的是在一個貧窮的世界里，普通人如何保持精神高貴的故事。

可惜，我們今天已無法再重複這個故事，從當年同時期的《十六歲的花季》到今天的《歡樂頌》，我們甚至連複述的能力都已然喪失，這正是我們這個時代的精神貧窮和崩解。《平凡的世界》從小說到電視劇的這個錯位，恰恰向我們展示了一個可以深入討論的時代精神鏡像的縫隙。

孫少平式的奮鬥在如今的80、90后青年中到底還有沒有價值？孫少平式的奮鬥還能不能走進《歡樂頌》里的生活？今天，我們站在《歡樂頌》里回望過去的30年青春故事，我們還是否有勇氣直面30年前的孫少平們與《外來妹》們？這已遠遠不是電視劇中的那些影像困頓所能闡釋和觸碰的範疇，何嘗不是一個太過殘酷的時代拷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