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原》：從小說到電影的IP邏輯

丁亞平（藝術研究院電影電視藝術研究所）：記得大約是在2012年4月份，電影審查委員會審查此片的時候，特別通知我們說有重點電影，大家儘可能要克服困難來參加。接到這樣的通知，我有幸參加了第一版的看片。這個版本很長。我們通常一個下午看兩個片子，但是這個片子我們看了一個下午。看之前，就知道《白鹿原》是一個重點片，它拍攝醞釀、反覆及準備時間比較長，也曾對劇本有過討論，在拿到廣電總局審查之前，陝西廣電局和陝西省委宣傳部分別對完成片做了審查，同時這個版本在陝西和北京還曾以非正式的形式邀請了一部分作家、評論家以及文藝界的領導看。因為已經有了來自陝西兩份官方的審查意見和一些作家、評論家的肯定性評價，所以電影局對這個電影非常重視，也是很自然的。我們看完了以後，做了一些討論，討論后大概形成了一個意見給劇組。後來這個片子又曾幾次送來再審。後面幾次，我僅參加過一次。為了比較這幾個版本的異同情況，我接到祝東力兄叫我來的電話，就又專門到電影院看了影院版。因此，我一共看了三遍，比較起來，影院版肯定在篇幅上面少了許多。最初的一版，和小說一樣，是一直寫到1950年代，白孝文在建國后還做了縣長，白嘉軒專門去看兒子，看的時候勸他是不是可以成家。白孝文表示，完成父親的重任，看來是沒有可能了。

《白鹿原》的影院版從1938年，一直到1950年代，差不多20年的內容，完全給拿掉了。這樣一個版本，當時我在電影院看的時候，邊上觀眾很多，但是大多對這種刪節有些心理準備不充分，電影突然戛然終止地結束，觀眾似乎不太能接受。觀眾中不少是青年人，結束的時候，他們有的說：怎麼，沒了？還有說：這是怎麼審的？還有的好像說了「這是什麼玩意」之類的話。這樣的直覺式的反應，竟然還扯上電影審查這個因素，把電影外的非文本因素，也放到電影的觀賞裡面，這個很有意思。我從影院看完片子回來后又在網上查了一下，發現電影放了兩天後，評論確實是兩極。有的說雖然刪了一些東西，但還是今年最好的電影；有的說不能看，太差了，電影少了很多筆墨，歷史就這樣被腰斬、夭折了。這種很有意思的評價、觀影反應，也讓我想，這樣一個電影，究竟應該怎麼去看呢？影片改編的文學原著，小說《白鹿原》，差不多已經成了公認的經典名著，作者陳忠實也是文學史上的神話級的人物。這樣的改編，究竟是成功呢，還是有什麼問題可以討論呢？我想這裡面可以評說的東西，確實還是挺多的。

李雲雷（《文藝報》社）：《白鹿原》最早是1992年—1993年連載在《當代》雜誌上，後來1993年正式出版，1997年獲得「茅盾文學獎」，獲獎的是「修改版」，中間有過較大的爭議。今天看到《文藝報》上有一個消息，紀念《白鹿原》出版20周年，應該是從雜誌上算起來的，其中說到累計銷量達到138萬。《白鹿原》自從出現之後，在文學界的評價一直很高，它的重要性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白鹿原》是1950—1970年代「革命歷史小說」與1980年代以後的「新歷史小說」這兩種敘述模式的一個綜合，有一個它自己的協調，一個創造性的表達，比如說文學史上經常會把《白鹿原》跟《紅旗譜》、《創業史》一起討論，討論它的歷史觀，討論它呈現的那種儒家的、民間的思想視野，對革命的階級史觀的反撥。但是另一點，也值得關注，這部小說其實受到社會主義文學很大影響，比如說陳忠實在很多場合都提到，他受到柳青的影響特別大，我們可以看到，這種影響在他早期的中短篇小說包括《白鹿原》裡面，都有體現，他對白鹿原地區生活的各個方面都特別了解，我覺得，這與陳忠實在創作前曾經當過10多年的鄉鎮幹部有密切關係，這還是延續了社會主義文化的「深入生活，體驗生活」的傳統。另外像《白鹿原》能夠獲得茅盾文學獎，跟我們著名的左翼文藝理論家陳涌先生有很大關係。陳涌先生的的文章《關於陳忠實的創作》，通過對陳忠實早期作品和《白鹿原》的分析，確定了陳忠實與《白鹿原》在文學界的重要性。但是陳涌先生的思路在我們今天看來，有一些不太切合作品的實際，他主要用「清醒的現實主義」來概括《白鹿原》的寫作方式，用社會主義文學理論中的「真實性與傾向性」來把握陳忠實的創作，他認為小說中雖然傾向性有一些值得批評的地方，但他對生活的呈現，還是很真實的——但是我覺得用「真實性與傾向性」這樣的理論概念很難把握《白鹿原》的總體面貌，或者說它已經溢出了傳統左翼文學的範圍，陳涌先生所肯定的《白鹿原》中的「傾向性」，只是歷史發展的「傾向性」，而並非小說總體思想中所呈現出的「傾向性」。這裡表現了《白鹿原》與社會主義文學的複雜關係。另外，《白鹿原》與1980年代以來的「新歷史小說」也是既有相似也有差異，相似的是它們都對傳統史觀有所反思，但「新歷史小說」或者陷入歷史虛無主義，或者以某種觀念（比如慾望、權力、性）重新解釋歷史發展的動力。但《白鹿原》不同，它包容了某些因素，但呈現出了一種更為複雜的樣貌。

這是《白鹿原》與兩種歷史敘述方式的聯繫，更重要的是，我覺得《白鹿原》開創了1990年代以後文學的一些敘述模式。比如說我們在1990年代之前，很少看到把地主寫成一個好人，但是從《白鹿原》之後，這樣的作品就很多，比如像莫言的《生死疲勞》、嚴歌苓的《最後一個寡婦》，都會把地主寫成好人，這是一個很大的變化。並且我覺得在《白鹿原》中處理得更複雜，小說中地主中有好人，也有壞人，不像某些小說中只要是地主就是好人，這是一個方面。另一方面，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我們的文學重點放在描寫「新人」上，比如五四時期的青年，像巴金《家》中的覺慧，包括柔石《二月》中蕭澗秋這樣的啟蒙新人，一直到1950年代以後，我們注重描寫「社會主義新人」，比如《創業史》中的梁生寶、《艷陽天》中的蕭長春等，1980年代以後，像路遙《人生》、《平凡的世界》中的高加林、孫少平等，這樣一些「新時期的新人」。但是到《白鹿原》開始另一種模式，就是開始描寫「舊人」，他的重點不是放在對「新人」的描寫上，這是他的一個開創，應該是它的一個綜合，這是一個方面。另一方面，它以家族敘述的方式宏觀把握近現代史，這個對我們以後的小說創作，以及影視創作都有很大的影響。

徐剛（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小說看的比較早，而且最近我又重新看了一遍，所以我簡單談一下小說的情況。其實剛才雲雷師兄已經談得很多了，我再稍微補充幾句。我認為這個小說是在兩個文學脈絡上展開的：一個是1950年代至1970年代革命歷史題材小說，一個是所謂的1980年代新歷史主義小說，尤其是后一個脈絡，使得我們的小說由過去那種寫正史、寫黨史的宏大敘事風格，轉向一種微觀歷史、野史和「秘史」的寫作手法。因此在這個意義上來看，《白鹿原》其實是在寫一個地方的歷史、一個家族史，這樣新的歷史小說寫法，是對抗1950到1970年代歷史小說寫作模式的。除此之外，我覺得還有一個脈絡，那就是1980年代尋根文學。小說對儒家傳統文化的重新反思，可以很清晰地看到「尋根文學」的線索，這在1980年代後期的文化中是非常明晰的。包括像王安憶的《小鮑庄》這樣的小說重新肯定儒家文化和傳統的仁義道德，與陳忠實「仁義白鹿原」的想法其實是一致的。

《白鹿原》這個小說雜糅了很多非常複雜的文化形態在裡面，這個小說的信息量是非常豐富的。另外就是，這個作家的寫作非常討巧，他調用了不同的文化資源，實際上也是在不同文化之間相互協調，然後以一種非常聰明的方式，獲得了最大多數人的認同。首先，他調用的是精英文化資源。當時這個小說出來，被主流批評家捧的非常高，用來描述這個小說的都是一些大詞，比如深沉、厚重、紮實、崇高、氣勢不凡、蒼茫、悲壯、史詩等。另外他寫的是一個地方，關中，兩個家族，白家和鹿家近100年的歷史，這種宏闊的背景實際上就擺出了一種嚴謹、誠懇的姿態，這樣的寫作方式，你是很難對它作出任何批評的，這樣的寫作姿態，也是非常容易獲得精英批評家讚賞的，這是精英文化的一個方面。第二點，調用的大眾文化資源也非常明顯。從小說第一句話便體現了出來，白嘉軒一生引以為豪壯的是娶了七房老婆，寫作也毫不避諱地寫到了色情和性這樣的東西，當然這是非常吸引人的。包括在當時，人們對待這個小說，很大程度上也是把它當成一個通俗文學來看待，連同時期出來的賈平凹的《廢都》，都是被當作一種地攤上的色情文學來讀的，由此而吸引大量讀者，想必也是因為這個。因此，小說之於電影的改編，形成了巨大的誘惑。這是大眾文化的方面。

正是因為它在這兩種文化之間的溝通，使小說本身似乎超越了雅和俗兩個層面，這也使小說順理成章地獲得了主流意識形態的承認。小說在1997年獲得了茅盾文學獎便是明證。關於茅盾文學獎，這裡面還有一個插曲。評委們在進行評價的時候，發現小說有一些問題，這些問題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個是性，一個是政治。針對這些問題，評委和陳忠實本人進行了溝通，建議他修改，陳忠實接受了修改意見，並真的作出了修改，修改後的《白鹿原》得了茅盾文學獎，「修改版」的獲獎當時也引起了很大爭議。這個插曲其實正好體現了《白鹿原》這個文本在當時被接受的複雜狀況，同時顯現出這個作品所調用的三種不同文化資源的雜糅情況，一是精英文化，一是大眾文化，另一個就是主流意識形態。在這三個層次上，小說遊刃有餘地進行了運作和協調，因此也在這個意義上，借用張頤武老師的話說，《白鹿原》的奇迹在於，「它在一個多樣化的時代里討好了一切人」。這當然是站在後現代的角度對小說的分析，但這其實也是一句批評得非常重的話。我也覺得陳忠實是一個非常聰明的作家，小說的討巧之處是非常明顯的，他在「合適」的時候寫作了一部「合適」的小說，然後便被文學史經典化了。在此，我想舉一個小小的例子，從這個作品本身來談一個小問題。一方面，我們可以清晰地感受到這個作品對傳統文化的迷戀，但另一方面，這種迷戀似乎又改寫了我們習慣意義上的五四啟蒙主義對傳統文化的批判態度。我們非常熟悉魯迅的那句話，「這歷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頁上都寫著『仁義道德』四個字。我橫豎睡不著，仔細看了半夜，才從字縫裡看出字來，滿本都寫著兩個字是『吃人』！」五四啟蒙主義批判的傳統文化的「吃人」本性，在《白鹿原》這裡被顛覆了。《白鹿原》是在一種文化保守主義的氣氛中寫出來，作者對儒家傳統文化有一種自戀式的激賞，恰恰是這樣一種態度，和五四反傳統的遺產，使小說本身呈現出一種價值分裂的狀態。我們看小說中田小娥這個人，作者是很難處理好這樣一個人物形象的，其間的情感非常矛盾。一方面田小娥是一個妖女，是傳統的「他者」，另一方面作者又對這個人物施與了同情，這樣一種同情是五四以來文學所必然攜帶的命題，那就是所謂婦女解放的命題。小說中，田小娥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被「吃人」的傳統文化殺死的，但小說處處體現出對仁義道德和傳統文化的讚賞。所以歸根結底我們可以說，小說其實體現了1990年代商業文化背景中寫作的複雜狀態，一方面傳統文化已經坍塌，革命文化也已失效，但另一方面新的文化類型尚未建立，這種價值觀的分裂和作者的自我掙扎與混亂，正是時代氛圍的體現。對儒家傳統的重新發現和激賞，正是這種找不到自我解救方式的典型癥候。抓住傳統文化這根救命稻草，是當時作者不得不做出的價值判斷，也是全球化時代身份認同的無奈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