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小國大外交」面臨新考驗

雖然新加坡在某些方面具備「大國的角色」，但這並不能改變新加坡作為一個「獅城」本身具有的脆弱性。

▲新加坡。 圖片來自網路

新加坡第一家庭的紛爭塵埃未落，該國外交界多名資深外交官的隔空大論戰又罕見上演。據新加坡《聯合早報》3日報道，該國資深外交官、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院長馬凱碩1日在《海峽時報》刊登文章，稱新加坡應以中東國家與卡達斷交為前車之鑒，牢記「小國應有小國的作為」。他認為，隨著新加坡進入后李光耀時代，外交行為也應改變。隨後，這番言論引發了新加坡巡迴大使比拉哈里、新加坡前外長、內政部長兼律政部長尚穆根等人的批駁。隨後該國多名資深外交官學者捲入其中，論戰「小國外交」。

筆者雖無意涉入此次論爭，但竊以為，新加坡外交在步入后李光耀時代以來「風波不斷」的現實應引致新加坡外交界人士的深思。

新加坡並非典型的「小國」

眾所周知，新加坡在國際政治中素來以「小國大外交」聞名，而「小國大外交」的關鍵無疑在於軟硬兼具、陰陽平衡。這裡的軟硬兼具、陰陽平衡在不同的語境下，含義也有所不同。這取決於我們如何看待新加坡這個國家，也即在國際政治中，新加坡到底算不算典型的「小國」？

如果僅從國土面積、人口等因素來看，新加坡作為「獅城」僅僅是東南亞地區的一個「小紅點」，自然屬於小國。在這一語境下，新加坡「小國大外交」的軟硬兼具、陰陽平衡則表現在兩個層面：其一是李光耀時代新加坡的「大國平衡」戰略及「毒蝦策略」，其二是李光耀個人在國際政治舞台上廣受尊重的地位及其與中美等大國領導人的私誼，這二者作為新加坡外交的軟硬兩面使新加坡外交在李光耀時代保持著大體的陰陽調和。基於此，李光耀時代新加坡的「小國大外交」取得了顯著的成功。

當然，如若以新加坡目前作為東南亞唯一發達國家的身份來考察，它又不是典型意義上的「小國」。眾所周知，新加坡在金融、國際仲裁（法律）、城市規劃與管理、商業環境、人才等領域擁有著其他大多數亞洲國家難以企及的競爭力。由此來看，在一個和平的經濟全球化時代，新加坡在軍事化因素以外擁有的競爭力著實可以使其扮演著一個「大國角色」。

此外，新加坡外交還有一個有利的條件，就是國際規範、制度與國際組織（乃至國際道德）等非權力因素在國際政治中扮演的角色日漸凸顯。在這樣的環境下，新加坡不僅可以在發揮其競爭力方面遊刃有餘，還可以根據自身堅持的國際規範在國際政治環境中爭取更多的確定性和安全感。雖然新加坡在某些方面具備「大國的角色」，也能夠在國際舞台上和多邊外交中依賴於國際規範獲得與大國同等的「地位」，但這並不能改變新加坡作為一個「獅城」本身具有的脆弱性。對此，李光耀比誰都明白，而這恰是他擬定新加坡外交的一個重要出發點。

后李光耀時代新加坡外交「陰陽失調」

李光耀的逝世無疑將在新加坡國史上具有分水嶺一般的意義，至少對新加坡外交來說是極其顯著的。那麼，李光耀的逝世到底使新加坡外交失去了什麼？在我看來，至少有三個方面。

第一，儘管時常會被憶及，但李光耀在國際舞台上備受尊重的地位及其與中美等大國領導人的私誼已經構不成新加坡外交的一項重要影響因素，而新加坡再出現一個李光耀式的、在國際舞台上備受尊重的人物，近乎不可能。

第二，新加坡外交展現出異常的「死板」、機械，失去了李光耀時期依賴於領導人間關係及非正式場合的變通，失去了「相互留面子」的精神。

第三，本來作為新加坡尋找更多確定性和安全感的國際規範，由於新加坡外交呈現出的「死板」、機械和近乎偏執也變了性質，它不再是新加坡外交「軟」的成分，反而變為新加坡外交「硬」的內涵。

由此來看，新加坡外交失去了很多「軟」的因素，而傳統的「大國平衡」與「毒蝦策略」在後李光耀時代卻與外交的機械、國際規範的「硬性特質」產生了化學反應，新加坡外交「硬」的一面呈現出前所未有的增強態勢。受此影響，新加坡外交難免軟硬失衡、陰陽失調，而近幾年來新加坡外交面臨的紛紛擾擾也大都可以從中找到原因。

顯然，從這個意義上看，新加坡外交界人士確實應該從李光耀、拉惹勒南等老一代領導人和外交家那裡汲取更多外交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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