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回歸20年 | 香港當代攝影家

香港回歸慶典李振盛攝、

雖然香港的攝影文化活動相當蓬勃，但從未有人完整或較大規模地為香港的攝影家做文獻結集工作，以內地及台灣為例，都有出版介紹當地重要攝影家的著作，而在香港卻沒有對香港重要攝影家做出有系統研究及數據保存的著作。為此，本人去年底獲香港藝術發展局資助，並在香港《攝影雜誌》的文獻基礎下，編輯了《52位香港當代攝影家》一書，研究香港攝影界於不同時代的改變，梳理了香港的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以來不同攝影師對攝影藝術的看法，這對香港攝影視覺文化保存是一項重要的工作。我在這項研究工作中以較宏觀的角度審視香港攝影界的主要當代攝影家，研究自六十年代以後到現今，香港幾代攝影家的重要人物，從中了解香港攝影界的發展和演變脈絡。本人將介紹不同時代香港攝影界的改變，介紹一下香港攝影文化的當前狀態。

香港早期攝影上世紀60~70年代

香港60年代麥烽攝

攝影術很早已進入香港，據考證，在攝影於1839年發明之後的幾年內已登陸香港當時這個小小的漁港，早在十九世紀五十到六十年代，香港已有人開辦人像攝影服務，也有不少外國攝影家到過香港，但香港較普及的攝影文化真正的萌芽時候，大約要算是在1937年，這一年一些攝影愛好者成立了「香港攝影學會」，這亦是香港歷史最悠久的攝影學會。當時是繼承英國皇家攝影學會的畫意攝影傳統，而參加學會的攝影家以社會的上流階層為主，由於攝影器材昂貴，一般市民消費不起。

隨後於1941至1945年，香港處於二次世界大戰時期，民間的攝影文化藝術活動停頓，直到1950年之後，香港的社會回復秩序和穩定，參加攝影活動的人才又再次增加，當時香港有不少攝影名家崛起，例如陳復禮、鄧雪峯、潘日波、羅蘇文、顏震東等都是這個時期的人物，他們都對香港攝影界有重要影響，並且努力推動攝影發展，更開班授徒，培養了下一代攝影人，如陳復禮參與創立了「中華攝影學會」，鄧雪峯、羅蘇文和潘日波等不斷開班教授攝影，也於不同報章雜誌發表文章，例如潘日波於50年代的攝影刊物《攝影俱樂部》撰文《怎樣維持你的攝影興趣和技術水準》，還有鄧雪峯也於該刊物刊登《人像攝影採光述要》文章，而後來於六十年代冒起的沙龍攝影人物，包括有黃貴權、麥柱發及陳紹文等，都是他們的學生。

火焰山下黃胄補畫人物及犬陳復禮攝

秋江水冷鴨先知黃永玉補畫並題字陳復禮攝

影子吳冠中補畫並題字陳復禮攝

此外，顏震東也是香港六十年代打出名堂的攝影名家兼暗室大師，他和其它多位這個時代冒起的攝影界人物一樣，都樂於開班教授攝影技術，對學生傾囊而授，希望將最好的技術叫給他們。

到了70年代，香港經濟繼續發展，更多市民參與攝影，不少上世紀六十年代出過的香港沙龍攝影重要人物，也在這個時期繼續帶領著香港的沙龍攝影文化，而當時著名的攝影家，包括了黃貴權、麥柱發、陳紹文、邱良、鍾文略、何藩、蕭建勛等。這個時期香港的沙龍攝影風氣可謂登上了最高峯，參與攝影創作的人很多，而攝影風格仍以畫意為主。

《人力車》1965 邱良攝

香港回憶錄何藩攝

這個時期，不少攝影愛好者將作品寄往世界各地的國際沙龍攝影比賽參展，獲得很好成績，出現了不少「世界十傑」，也就是以世界沙龍全年入選作品的數量評定的首十名攝影家，香港攝影家幾乎每年入選。而本地攝影學會發展也十分明顯，除了「香港攝影學會」和「中華攝影學會」之外，更有《三十五米厘攝影研究會》等，當時攝影風氣很熱鬧，曾經有攝影活動吸引五千人參加，這是現在所不及的。

畫意攝影之外

而當時創作雖然以畫意攝影為主流，但也有不少攝影家創作其它主題，銳意創新，很多攝影家當時沒有紀實、畫意的分類，他們認為美麗的、值得紀錄的就拍攝下來。例如香港的攝影家邱良和鍾文略等，就擅長街頭紀實拍攝，為香港社會變遷留下重要紀錄，更成為現在研究香港變化的重要資料。

《陋巷》連登良攝

《晚境》連登良攝

邱良於1965到1970年間，拍攝了大量街頭寫實的照片，可惜當時的沙龍攝影圈崇尚畫意風格，邱良的寫實照片實在不能在沙龍比賽獲得甚麼榮譽。而鍾文略也擅長街頭攝影，他專註尋找現實的題材，反映社會現況，展示大眾的生活，這些照片經過無數累積，成為了寫實創作階段。而另一位攝影師何藩，作品別具一格，他後來成為著名導演，在之前是著名攝影大師，拍攝了很多品味獨特，而氣息清新的作品。

而當年也有不少攝影家和內地有所聯繫，例如陳復禮於1979年於北京舉辦個人攝影展，黃貴權隨後也有在內地舉辦展覽，引起內地攝影人的注意。

《春郊》2013 黃貴權攝

《何去何從》義大利羅馬，1978 黃貴權攝

發展迅速的上世紀80年代

香港沙龍攝影主導香港攝影文化的角色延續到80年代初，這一種情況直到上世紀80年代中才有所改變，香港上世紀六十年代有所謂「嬰兒潮」，以社會學的語言，就是第二代的香港人，他們到了上世紀八十年代陸續成長，思想較為獨立及接收不少外國的信息，包括攝影知識，他們開始抗拒傳統的沙龍攝影，寧可自辦個人展覽，尋找自己的攝影風格也不參與沙龍攝影活動，香港攝影界前輩潘日波就曾在1986年初接受訪問時指出香港上世紀80年代中參加沙龍活動的學生已少，原因是與時間和經濟有關，但當時的年輕人不愛「打龍」卻愛搞展覽，以致「展覽成風」。這也導致沙龍攝影缺少「新血」。

《力爭上游》廣東番禺，2000 簡慶褔攝

《水波的旋律》新界沙田，1953 簡慶褔攝

這種變革的出現和社會開放有明顯關係，還有一批攝影人到外國留學，他們接受新的思維、新的觀點，有不同的想法，有些更著力於擺脫傳統沙龍風格。包括馮漢紀、梁家泰、歐曼璇、王禾壁、陳贊雲、高志強、宋寶光等，相繼把較新的攝影風景引入香港，而另一批香港土生土長的攝影師也努力開拓較新的攝影風格，而像這種變革的例子在80年代的香港十分常見，也確實帶來一種衝擊。

值得一提的是1975年香港藝術中心成立，開始為藝術界提供新的展場，八十年代初從外國歸來的陳贊雲出任畫廊總監，大量引入外國的攝影作品，包括Ansel Adams、卡蒂埃‧布列松的作品展，而另一個美國當代攝影家作品展，更把混合不同媒介的當代作品展示出來，同時策展「香港攝影家看」攝影展，攝影家多達14位，包括當時的新臉孔，馮漢紀、王禾壁、梁家泰、高志強、李家升等，而一批八十年代冒起的香港攝影家後來均成為香港攝影界為人熟悉的面孔。

可是，一個不須爭議的事實，是當時香港並沒有藝術攝影的土壤，大部份當代攝影的藝術家均無法全職從事藝術攝影創作，都要另作「副業」，馮漢紀當時投身教育工作，王禾壁曾在香港大學兼任校外課程導師，李家升、高志強、梁家泰為商業攝影師，其它攝影家也有這些情況。當時一些外國學習攝影歸來的攝影師，本來立志回港教授攝影，但也發現沒有機會，唯有先進入商業市場工作。甚至一些在外國取得純藝術碩士(MFA)學位的攝影人，想要在香港以攝影為業，只能從事商業攝影，甚至有人要尋找其它行業發展，從此把藝術攝影束之高閣。

《扯大纜》1959 麥烽攝

《灣仔修頓球場》1993 麥烽攝

《中環香港公園》1993 麥烽攝

藝術攝影在香港難有出路，其中一個原因是藝術品市場的不成氣候，藝術家的作品難覓收藏家，創作的資金要從其它工作中獲得，而直到現在，香港的藝術攝影師仍面對這個困局，他們和其它攝影類別不同，沙龍攝影愛好者不會將作品視為售賣的商品，而新聞記者的工作就是拍攝，而藝術攝影家難以靠作品維持創作，這是80年代到現在的困局。

到了1995年，香港成立了藝術發展局，為香港的藝術家提供資助，對攝影師的創作有一定支持，但藝術家的生活所需，仍然不能以藝術品來供給。

沙田香港 1951 趙羨藻

深水埗香港 1951 趙羨藻攝

香港法院 1952 趙羨藻攝

攝影教育的發展

上世紀80年代對香港攝影界有一項重要的變革，是攝影教育的發展，一批海外學成歸來的攝影家，希望開拓香港攝影文化，在當時主流的沙龍攝影班之外，推動較新思維的當代攝影教育，當時在香港理工學院任教的高志強和一批攝影家創立Photo Center「攝影中心」，那是香港第一所較有宏觀視野的私營攝影學校，當年學校有不少知名攝影師，很多是海外學成歸來的，最重要的是他們帶來了攝影教育。

當年的PhotoCenter在商業攝影和純藝術攝影方面一起下手，例如藝術攝影方面，有藝術史、大師觀摩等，在那時和中大校外進修合作，確實打開了一定旺盛的局面。

香港青年在街道上模仿「貓王」 1980年代王身敦攝

《京劇演員在後台大笑》北角新光戲院，1987 余偉建攝

當時香港的年輕攝影人對PhotoCenter的課程有很大需求，年青攝影愛好者希望對攝影有更多認識，他們可能沒有機會到外國讀書，但仍有志成為攝影師，於是在本地求學成為重要出路。現在看回來，當時Photo Center訓練的攝影師，對奠定香港的商業攝影和新聞攝影有一定幫助。

不過攝影教育卻因為物價騰飛，受到很大打擊，80年代初創立的Photo Center，捱不過10年就在1989年結束了，主要原因是租金隨著經濟而不斷上漲，每次加租都是兩三倍，辦攝影學校的地方變成件麻煩事，最終難以支持。

雖然在1990年，理工大學設立攝影學位課程，而這個課程可以說是Photo Center的承接。但也只是維持了十年，到2000年就正式結束，作為學位課程，這個實在是壽命太短，課程的發展還未夠成熟。其實教育是比較長遠的事業，應該考慮如何服務社會，為這行業補充人才，維持整體的人才素質！但十年時間，還不足以讓攝影學位課程得以成長。

中藥店，香港，1980年代王身敦攝

《東區走廊公益金百萬行》1984 鍾文略攝

《華東水災匯演》，1991 鍾文略攝

而80年代，香港商業經濟起飛，帶動商業攝影發展，上世紀70年代中到80年初，香港出現較多本地的廣告公司，需要聘用大量攝影師，讓更多商業攝影師出現。

其實在70年代大多數的廣告公司都來自澳洲及英國，所以攝影師仍然是以外籍人士為主，製作工序也主要在外地進行。而後來開始出現本地的製作公司，廣告又開始增加，令這些廣告公司需要增聘攝影師，才讓本地攝影師有機會冒起。

由於當年香港華人商業攝影師已有很好的專業攝影技巧，加上治商有道，一直為香港的重要攝影人材，當時的著名攝影師包括梁家泰、高志強、汪恩賜、葉青霖、辜滄石、黃偉國等。

這些攝影師有些是海外修讀攝影歸來，有些是從攝影師助手開始，他們經過嚴格的實戰訓練，有很強能力。而這批攝影師隨後成立「香港專業攝影師公會」(HKIPP)。其實在未有公會之前，香港的商業攝影師像存有隔膜，做不到互相接觸，攝影師之間缺乏溝通，有些攝影技術不明白，也沒法交流。當HKIPP成立之後，這情況有了明顯的改變。

1990-1997年回歸前的衝擊

到了九十年代，攝影文化已有明顯改變，社會整體有了極大不同，上世紀80年代的物價飛升，樓價地價不斷增加，令80年代的個人展覽大為減少，這和展覽場地的減少和展覽成本高昂有關。當時香港的樓價拾級而上，各種物業的價值均連年提升，很少機構能提供免費或廉價場地，至於藝術中心或文化中心的展覽場地，租金也非常昂貴，非一般攝影人可以負擔。

「英軍卷旗走人」，回歸前的香港皇后像廣場。英國士兵降旗, 依依不捨的回望。,1997年6月。嚴志剛攝

同時在九十年代，無論政治和經濟都面對多次的起伏變化，加上年輕一代的興趣已變得更多樣化，1980到1990年代成長的一代更崇尚「即食文化」，不再喜歡花時間鑽研攝影藝術。此時開始出現的Lomo文化就是一個例子。

這些因素大大改變了80年代曾經振奮的香港攝影文化，香港沙龍攝影由於1960-1980年代有鞏固的基礎，到了九十年代雖然穩定，但新加入的攝影人已開始減少，發展已見遲滯。而商業攝影在經濟發展起飛的帶動，有了明顯增益，發展更佳。

《彭去董來——1997年香港》1997年梁文輝攝

百年回歸進駐香港李靖攝

歡送解放軍駐港部隊進駐香港李靖攝

新聞攝影有所發展

而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開始蓬勃的新聞攝影則有所發展，其實80年代中期，香港中文報業也不重視攝影記者，就算在上世紀80年代採訪極重要的中英關於香港前途的談判，香港的中文報章要派記者到北京採訪，但仍然沒有聘請攝影記者，可見到了20世紀80年代中期，香港的新聞攝影仍然未有獲得中文報章及讀者重視。

上世紀八十年代就開始擔任攝影記者的報社攝影主任鄭逸宇也表示，新聞界對攝影的認知不但是零，簡直是負值。當時很多行家甚至奇怪居然有攝影記者的職位，覺得那個職位只負責拍攝，那豈不是很輕鬆？可以想象當時大家對這個行業的認受多麼低。

而在80年代前，有些比較有名的攝影記者，例如陳橋、陳跡等，他們當年能夠入行也非常幸運，因為當年的行頭非常狹窄，只有幾間大型的報館才有攝影記者，包括《華僑日報》、《工商日報》、《星島日報》、《英文虎報》及《南華早報》等，當時的英文報章較中文報章更重視新聞圖片，也需要攝影記者，因此不少行家都想入英文報紙。

1998年，啟德機場關閉前，一架國泰航空公司的客機降落。鄧永安攝日報駐香港

1999年9月，受颱風約克襲擊，市民在火車站等候火車恢復運輸。劉毓霖攝星島日報

而到了90年代中，香港報刊有極大競爭，報刊紛紛利用圖片加強競爭，大版面使用彩色圖片，對圖片要求更高，也讓不少新聞記者入行。工作於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末的一群攝影記者，體驗到技術上的最大變化。報章由黑白的世界，轉變到開始出現彩色照片，多份報章轉向部份以彩色或全面以彩色印製。

加上數碼攝影出現，讓新聞攝影有了另一次改革，新聞攝影出現了重大轉變，數碼攝影快速實時的優點，非常符合新聞報道的需要，香港部分報館也在重要新聞採訪中，嘗試使用數碼相機。後來香港的新聞攝影也全面數碼化，適應時代發展。

2000年6月30日，期貨交易所最後一日使用傳統叫賣方式交易，交易員將交易記錄拋上半空，標誌著邁向電子交易時代。林偉鴻攝香港經濟日報

2000年9月，捷運上市認購派發申請表，觀塘裕民坊滙豐銀行外排隊者。劉毓霖攝星島日報

2005年「藍絲帶護維港」行動。楊德銘攝香港經濟日報

1997-2010年由低潮再向前

香港於1997年回歸祖國，對香港來說這是一個大變動，其實對香港攝影界來說，1997年也是一個轉折點。在回歸前，香港攝影師對自我定位、社會波動和政治變化，都有敏感的反應，創作量大為增加，但在九七年回歸之後，大家的創作量就有明顯的減少，直到2001才開始回升。

踏入1997年之後，香港有了很大衝擊，特別是面對金融風暴，大大打擊了香港的社會穩定性，攝影界一下子沉寂了下來，加上數碼攝影和網路時代興起，不少攝影愛好者改用數碼相機，他們不再加入攝影學會，也不搞展覽，只喜歡在網路分享和交流，對傳統攝影界形成很大打擊。

首當其衝的就是商業攝影，經歷1997年變動的商業攝影師都面對數碼化的改革，由於一般人覺得數碼化之後，拍攝照片變得很輕易，不一定需要攝影師操刀，這讓不少商業攝影師面對打擊。很多攝影師面對改變，難以適應，逃不過被淘汰的命運，也有一些攝影師專註於對廣告要求高的客人，他們需要攝影師的風格、經驗、技巧、燈光、創作，而不是純粹相機。當時很多重要的商業攝影師也經過洗禮，包括周潤笙、蘇文郁、何小黑、張益平、劉國添等。

直到現在，數碼攝影的影響到現在已經成了「可預期」的打擊，香港商業攝影師已成功轉型和變革，當然在97年之後，香港再面對SARS和金融海嘯等打擊，加上內地全面開放，內地商業攝影師冒升和龐大市場吸引，很多商業公司轉戰內地，也讓香港商業攝影師面對轉型，於是一些香港攝影師開始到內地開設公司，引致香港商業攝影仍然對不同的衝擊和動蕩。藝術攝影面對困難

另外，香港的藝術文化攝影也面對困局，當年一些攝影家為了推動藝術攝影，出版過一些藝術刊物，例如李家升、黃楚喬、劉清平等合編的攝影刊物《娜移》就是其中之一，這類雜誌希望建構一個另類攝影的空間，潛移默化地讓讀者多看一個角度，引入不同於沙龍的觀念攝影作品，但《娜移》創刊於1992年1月，至一九九九年受到不同影響，也最終結束。

社會氣氛低迷，數碼攝影的衝擊，網路文化的影響，讓香港藝術界沉寂下來，現在看來，自九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末，是香港攝影的低潮！加上內地的攝影發展迅速，湧現了很多藝術攝影師，他們非常積極地推廣自己的攝影理念，和香港攝影家有很大不同，香港就顯得退步了。加上物價樓價一直高漲，社會視線由藝術發展轉向民生髮展，攝影家也有很多困難。

攝影重新起步

直到2004年、2005年以後，香港攝影界才有人出來呼籲攝影界要努力，資深的攝影工作者更多次撰文鼓勵攝影人站出來，搞展覽、寫文章、發表己見。同時，2004年一批沙龍攝影前輩舉辦「黑白情懷」攝影展，以推廣黑白攝影，隨後多年一直堅持，並有更多攝影家參與！

而到了2005年之後，香港確實有一批攝影家再起動，一些相對廉宜的展覽場地也出現了，最重要的就是石硤尾舊工廠大廈改建的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JCCAC)，有多個本地攝影家租用，包括謝明庄、劉清平、伍振榮等等，他們將其作為展覽場地和工作室，不斷舉辦攝影展覽，不但讓新晉攝影師登台，還邀請本地和外國攝影家展覽。

例如謝明庄、孫樹坤、陳廣源和陳偉民等聯合舉辦的「光影作坊」，曾舉辦高志強、Michael Wolf的展覽，而伍振榮的「MAG」也舉辦過內地攝影師李振盛、馬良、戴翔，還有外國攝影家Bob Kolbrener、Pedro Meyer、Contact Press Images展覽等。

彭定康離別港督府。李振盛攝

1997年6月30日，英國青年臉上畫著中英兩國旗歡慶香港回歸。李振盛攝

香港回歸當天人們在街頭避雨。李振盛攝

香港回歸時的歷史標語。李振盛攝

不但藝術攝影範疇，連沙龍前輩也開始舉辦多項展覽，例如2009年舉行的「光影神韻──攝影大師陳復禮、簡慶福、黃貴權」，還有黃貴權也在2010年舉辦「綠塘搖艷」荷花攝影展。也有一些當代攝影展，例如2008年的「影像香港──當代攝影展」，和近期的2010「城市漫遊者──社會紀實攝影」等，這些展覽都讓香港攝影文化有所發展。

櫻花簡慶福

總結

我們重望過去的歷史，80年代是香港進步的10年，香港攝影有很多改變，沙龍攝影開始變化、商業攝影蓬勃、當代藝術攝影有所發展。

1990年代是顛覆的年代，數碼攝影的出現，網路時代流行，年輕攝影的思潮，令香港攝影界瀰漫一種隨意的氣氛，攝影就像平民的事，不再是專家的事，更不是藝術工作者的事。

1997年到2000年初，是困局的年代，經濟不景、社會衝突，攝影師面對各種困難，無論沙龍、商業攝影還是攝影教育，都難以發展，有些甚至出現倒退。

到了2005年才是重新起步的年代，攝影展覽重新展示，更多攝影人參與，舊有攝影工作者的重出江湖，還有更多發展，包括香港和內地的交流。

2011年將到，又一個10年的開始，香港攝影將重新定位和重新認識自我的時候。我們現在展望未來，更覺攝影不要有唯一，在1960、1970年代有個現象，沙龍是主流，想要改變和進步，還是要到80年代，百花齊放的時候，雖有爭辯，但也有開放聲音，對攝影有了很大推動。到了現在也有一些聲音說觀念攝影是未來發展方向，帶有一點權威的感覺，但攝影一旦變成唯一，絕對不是件好事，百家爭鳴的時代，開放的激辯，大膽的創作，才是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