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愛如山，民國大師們是這樣做父親的！

魯迅和許廣平僅有一子，即周海嬰。兒子出生時，31歲的許廣平出現難產跡象，電視里經常出現的醫生問丈夫是保大人還是保孩子的情形發生在了魯迅身上，他果斷回答：「保大人。」結果，上天難得眷戀了魯迅一次，母子平安。海嬰，就是上海的嬰兒之意。

魯迅與周海嬰在一起僅僅生活了七年，稱其為「小紅象」，因為在信中魯迅稱許廣平為「小白象」，周海嬰剛生下來時皮膚紅紅的，所以叫「小紅象」。

魯迅與周海嬰

在兒子成長過程中，魯迅基本按照《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的思想來實行，讓他「完全的解放」，其中又說：「我現在心以為然的，便只是愛。」據周海嬰所著《魯迅與我七十年》介紹，魯迅的教育方式是「順其自然，極力不多給他打擊，甚或不願拂逆他的喜愛，除非在極不能容忍，極不合理的某一程度之內」。有一天，周海嬰死活不肯去上學，魯迅用報紙打他屁股。後來，魯迅向母親寫信解釋道：「打起來，聲音雖然響，卻不痛的。」此言出自以冷峻嚴苛、橫眉怒目著稱的魯迅之口，想來讓人動容。海嬰小時候，很喜歡一種叫積鐵(也叫小小設計師)的玩具，這是一盒用各種金屬零件組成的玩具，他用這些零件學會了組裝小火車、起重機，裝好了再拆，魯迅總在一旁予以鼓勵。

1936年10月19日，魯迅去世，次日，天津《大公報》發表了他的遺囑，其中第五條寫道：「孩子長大，倘無才能，可尋點小事情過活，萬不可去做空頭文學家或美術家。」周海嬰正是這樣做的，他畢業於北京大學核物理系，成為無線電專家，一生「做一個實實在在的普通人」。

錢基博 做仁人君子比做名士要緊

錢基博乃一代國學大師，是學者、作家錢鍾書的父親。據說，錢鍾書周歲時「抓周」，小手沒有抓玩具，沒有抓糖果，沒有抓銅錢，而是抓起了一本書，錢基博自己喜好讀書，「於車塵馬足間，也總手執一卷」，因而喜出望外，取其名為「鍾書」。

錢基博對兒子管教極嚴，錢鍾書十六歲時，還曾被痛打一頓。1926年秋至次年夏天，錢基博北上清華任教，寒假沒回無錫，此時的錢鍾書正讀中學，沒有溫習課本，而是一頭扎進了小說的世界。等父親回來考問功課，錢鍾書過不了關，於是挨了打。此後，他才真正奮發讀書，為日後治學打下了「童子功」。

錢基博與錢鍾書

1929年，錢鍾書考入清華大學外文系后，錢基博還時常寫信給他。一封信中說，「做一仁人君子，比做一名士尤切要」，隨後一封信則表示：「現在外間物論，謂汝文章勝我，學問過我，我固心喜；然不如人稱汝篤實過我力行過我，我尤心慰。」希望錢鍾書能「淡泊明志，寧靜致遠，我望汝為諸葛公、陶淵明；不喜汝為胡適之、徐志摩。」（胡適、徐志摩躺槍……）

梁啟超 求學問不是求文憑

梁啟超有九個子女，在他的教育、引導下，個個成為某一領域的專家，甚至還產生了「一門三院士」的佳話。這「三院士」是建築學家梁思成、考古學家梁思永、火箭控制系統專家梁思禮。另外，四兒子梁思達是經濟學家，次女梁思庄是圖書館學家，三女兒梁思懿是社會活動家。

梁啟超對於子女的愛，是全方位的，不僅在求學，在為人處世，甚至理財、時政等諸多方面，皆以平和、平等的態度展開。閱讀《梁啟超家書》，就會了解在寫給孩子們的信中梁啟超教育子女的表現堪稱典範。

梁啟超與長子梁思成（左一）、三子梁思忠、長女梁思順

寫信時，梁啟超毫不掩飾自己的愛。1927年6月的一封信中，他寫道：「你們須知你爹爹是最富於感情的人，對於你們的愛情，十二分熱烈。你們無論功課若何忙迫，最少隔個把月總要來一封信，便幾個字報報平安也好。」

在求學這一方面，梁啟超根本不看重文憑，而是強調打好基礎，掌握好「火候」。他對梁思庄說：「未能立進大學，這有什麼要緊，『求學問不是求文憑』，總要把牆基越築得厚越好。」並教孩子們求學問、做學問的方法——「總要『猛火燉』和『慢火燉』兩種工作循環交互著用去」。

同時，梁啟超強調責任的重要。1923年，他寫給長女梁思順的信中說：「天下事業無所謂大小，只要在自己責任內，盡自己力量做去，便是第一等人物。」

梁漱溟 補考通知單隻瞟一眼

梁漱溟育有二子梁培寬、梁培恕，對於他們，給予最大自由空間。接受採訪時，梁培恕說：「我們受到的可能是最自由的教育，擁有了別人沒有的最大的自主權。」這種教育，也與梁漱溟受到梁濟的影響有關，梁濟對他就是「信任且放任」的。可以說，這也是一種「式傳家」。

梁漱溟與長子梁培寬（右）、次子梁培恕（左）

梁培寬追憶梁漱溟時，時常會提到一次考試。當時，梁培寬考了59分，內心忐忑地拿著學校要求補考的通知給父親看。「他只看了一眼，就又還給了我。」梁培寬說，他後來明白父親的用意，「自己的事情自己負責」。

相比於課堂成績，梁漱溟更在意教人過社會生活。「唯人類生活仍需要教育，然教育徒為生活而已，將以為人類生命之無限發展焉。」

胡適 平時不親熱，只知責怪

1908年9月，胡適尚就讀於上海新公學，他發表了《論家庭教育》一文，在文中，強調「這家庭教育最重要的便是母親」。

胡適和妻子江冬秀育有三個子女，女兒五歲時夭折，長子胡祖望、小兒子胡思杜圍繞在江冬秀身邊，胡適忙於公務，無暇顧及。江冬秀雖然出身官宦之家，但僅讀了幾年私塾，其實是聞名京城的潑婦，胡適只要有停妻再娶的念頭，她便要拔刀相向。又酷愛打牌，對於孩子的管教，少投入精力，多有責怪，不甚得法。

胡適(右一)、江冬秀、長子胡祖望(左一)、次子胡思杜

在家庭教育中，胡適雖然倡導「獨立、合群、重學」，但自身也有不懂得如何愛孩子。1929年，胡適給胡祖望寫信，希望鍛煉他過獨立、合群、用功讀書的生活，其中說：「功課及格，那算什麼？在一班要趕在一班最高一排，在一校要趕在一校最高一排。功課要考最優等，品行要列最優等，做人要做最上等的人，這才是有志氣的孩子。」這時，胡祖望十歲，離開父母，獨自在外上學，父親如此高的期望，實在不甚現實。次年，胡適即大失所望，接到學校發來的「成績欠佳」的報告單，怒道：「你的成績有八個'4'，這是最壞的成績。你不覺得可恥嗎？你自己看看這表。」

最終，胡祖望雖然上過大學，但遠未達到胡適對他的期望；胡思杜讀了兩所大學都未能畢業，卻染上了不少壞習氣，思杜48年回國，北平和平解放后胡思杜被派到華北人民革命大學（人民大學的前身）政治研究院去學習，學習會上他踴躍發言，表示要與父親劃清思想界線；1950年9月22日胡思杜在香港《大公報》上發表了《對我的父親——胡適的批判》，言辭尖銳，鋒芒直指胡適；此後，胡思杜被分配到唐山鐵道學院馬列部教文史，1957年「反右」期間，被定為「右派」分子，他不甘受辱，自殺身亡。晚年，胡適對秘書說：「娶太太，一定要受過高等教育的；受了高等教育的太太，就是別的方面有缺點，但對子女一定會好好管理教養的。母親有耐心，孩子沒有教不好的；孩子教不好，那是做母親的沒有耐心的關係。」可謂沉痛之語，意味深長。

豐子愷 反對培養「小大人」

豐子愷育有七個子女，他認為童年是人生的黃金時代，極力反對把孩子培養成「小大人」，專門創作了一幅諷刺漫畫《小大人》，緣起是他曾看見：男孩被父母穿上小長袍馬褂，戴上小銅盆帽，教他學父親走路；女孩被父母帶到理髮店裡去燙頭髮，在臉上塗脂抹粉，教她學母親一樣。在豐子愷眼中，這樣的「小大人」簡直是「畸形發育的怪人」。

在生活中，豐子愷稱外出做事為「無聊」，和孩子們在一起則內心充滿歡喜，抱孩子，喂孩子吃飯，唱小曲逗孩子，畫畫引孩子笑，和孩子們特別親近。有一次，長子瞻瞻要豐子愷抱他到車站去買香蕉，「滿滿地擒了兩手回來」，到家時，卻熟睡在父親肩頭，手裡的香蕉早已不知去向。豐子愷在《給我的孩子們》一文中感嘆：「這是何等可佩服的真率、自然與熱情！大人間的所謂『沉默』、『含蓄』、『深刻』的美德，比起你來，全是不自然的、病的、偽的！」

豐子愷與外孫女楊朝嬰、外孫楊子耘

接受採訪時，豐家「老六」豐一吟說：「爸爸特別反對家長按照成人的觀念去干預孩子，他從不要求孩子們做什麼，在我們成長的過程中，任由我們根據興趣發展。」豐一吟讀完初一，「不想讀了」，豐子愷送她去學美術，但豐一吟沒有什麼興趣，在學校，別人學繪畫，她逃課去學唱京劇，「父親沒有怪我，還去看過我的京劇表演」。

除了讓孩子在愛的空氣中自由成長，豐子愷還重視培養孩子的獨立精神。1947年，他步入知天命之年，與子女「約法」，強調最多的便是「獨立」，其中一條寫道：「大學畢業后，子女各自獨立生活，並無供養父母之義務，父母亦更無供給子女之義務。」同時，子女獨立后，要與父母分居，「雙方同意而同居者，皆屬鄰誼性質，絕非義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