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觀】製造業，競爭主戰場

從危機應對政策當中套利可能已經不是當前金融市場最佳的交易策略，如何從實體經濟、尤其是製造業成長當中分享收益，是金融市場下一步需要考慮的。

本刊記者 魏楓凌／文

即使距離全球金融危機發生已經過去了將近9年，宏觀經濟分析十有八九仍會將危機作為背景。危機的深刻影響首先在於全球經濟增長放緩，資金「脫實向虛」導致企業投資支出下降和證券市場的繁榮，更重要的是產生了不同社會人群間的分化，尤其是體現在經濟地位上。

如果將危機的背景暫時放在一旁，也要看到，發展家生產要素積累和科技發展也令全球產業格局發生了變化，於是貨物和資本的流動方向隨之發生了轉變。由此帶來的是各個經濟體在全球價值鏈當中的利益重新分配。

全球經濟已經處在復甦態勢，可持續的經濟增長需要依靠內生性的增長，不同經濟體的競爭歸根到底是勞動生產率的競爭。危機的後遺症確實沒有完全消除，特別是債務負擔問題，但是風險已經逐漸從危險係數最高的部門轉移至相對低一些的部門。因此，基於全局考慮的宏觀經濟政策正常化就有其合理性，宏觀政策從危機應對向長效治理機制轉變正在發生，在一些國家甚至會出現經濟發展被決策者們大膽置於「政治正確」之上。

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如何在實現自身積極穩健發展的同時，積極與世界各國緊密合作，推進包容性的經濟全球化，為全球經濟注入穩定要素，受到國內外關注。實施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局部代價一定是有的，甚至也未必會很小，但是總體上是順應全球經濟的變化而推出的。

金融市場需要未雨綢繆，甚至在某些方面金融市場已經落後於政治決策。金融業是要為實體經濟服務的，從危機應對政策當中套利可能已經不是當前金融市場最佳的交易策略，如何從實體經濟、尤其是製造業成長當中分享收益，是金融市場下一步需要考慮的。

從世界工廠變為世界市場

緊接著「兩會」后，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辦發展高層論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張高麗率領60餘位省部級政府領導，闡述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經濟轉型等方面取得的進展。相應地，超過40位世界500強企業董事長或CEO以及近百人組成的其他國內外企業領導人來到北京，期望捕捉到經濟發展的訊息。數十名國際組織代表和學者也前來給出他們對經濟的建議。

依然會是全球經濟增長引擎，來自的需求對於其他經濟體的復甦至關重要。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鳴稱，需求不足是全球經濟低迷的主要因素，有巨大的市場需求，此外，在提供越來越多的公共產品。「正在從世界工廠變為世界市場。」王一鳴說。

根據IMF的統計，新興市場過去幾年提供了超過70％的增長貢獻。按照國家統計局和世界銀行的統計數據，以2010年美元不變價計算，對世界經濟增長的年均貢獻率超過30%；如果按照2015年價格計算，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還會更高一點。

世界需求不足，從國際組織經濟學家們的建議看，這個「世界市場」一是需要繼續保持對外開放；二是做好收入分配改革，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為新的需求提供支撐。

「持續快速增長，雖然有所減速，但是依然會是全球經濟增長引擎。」OECD幕僚長加布里拉·拉莫斯指出。來自OECD的研究顯示，收入分配不均，解決方案不是封閉市場和國家，而是更好的收入分配。「挑戰在於，如何推進全球化，讓全球化益處照顧到那些被遺忘的人。」

2016年下半年，摩根大通全球製造業PMI處於擴張區間，大宗商品價格回暖，10年期國債收益率上揚。全球經濟出現新的曙光。

IMF副總裁張濤表示，全球經濟增長展望讓人看到積極樂觀的跡象，但更重要的是，把增長帶到下一層級，確保全球人民從增長中受益，而增長來自創新和資源有效配置。

產業升級必須要有需求能夠支撐企業的創新和投資，需求來自於居民收入的提高，收入分配改革當然是必須要做的。在會議有關供給側改革的分論壇上，有台下的當聽眾的部級官員直接發問台上的另一位部級官員，供給側改革能否帶來短期需求恢復。

不過，代表IMF發言的張濤和其他經濟學家的觀點還是略有不同，他強調了發達國家在需求刺激上做得更好的必要性。「發達國家需要刺激需求，解決公司負債過高的問題；新興市場要有穩健審慎的宏觀監管和市場；需要轉向可持續發展路徑。」張濤說。

2014-2016年的貿易差額分別是3831億美元、5939億美元和5107億美元，2016年貿易差額邊際下降2940億美元。如果綜合看貨物和服務貿易，則2015年差額僅有3695億美元，2016年下降為2701億美元。這顯示了支撐全球經濟復甦的作用，也是對「世界市場」的量化。

貨幣和財政雙寬鬆是否成為過去

的需求刺激來自於兩方面，一是財政與貨幣雙重寬鬆的刺激，需求對象是基建、地產和基礎原材料；二是收入分配改革，需求對象是製造業。然而，需求刺激也不是無止境的。張濤的發言暗示了一個情景：如果2017年為了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需求政策稍有調整，或者從對基礎原材料的需求刺激邊際上轉向對製造業投資需求的鼓勵，其他國家的經濟前景將沒有2016年樂觀。這可能也就是為什麼發達國家要在2017年重視需求刺激。

一位參會的東部發達工業城市政府官員對《證券市場周刊》記者指出，該市所在省份已經部署2017年對傳統的政府投資壓縮，將富民和創新作為工作重點。「西方經濟學家們的建議終究在反映發達經濟體的利益。」

國務院已經將「製造2025」上升到國家戰略的高度，作為一個有著完整工業體系的國家，通過供給側改革提振的需求以及產生有效供給，理論上會減少對進口的依賴。

如今，全世界都把不確定性聚焦在美國和歐洲的政治環境。然而，能否在2017年以縮小刺激計劃和經濟減速為代價取得改革進展，恐怕對各國來說才是更加緊迫的問題。

社保基金會理事長樓繼偉的話說得更加直接。他指出，貨幣財政加槓桿卻給出了經濟穩定的幻覺，一個幻象，不願意忍受改革陣痛，經濟恢復不及常規。

在2016年杭州舉辦的G20峰會上，各成員國就運用貨幣、財政和結構性改革等政策達成共識，將多管齊下共同促進世界經濟增長，同時各國承諾避免貨幣競爭性貶值和不以競爭性目的盯住匯率。之後，美聯儲加息，日本央行維持短期利率，歐洲央行縮減QE規模，也接連上調貨幣市場利率，都是這一共識的兌現。但是，如果看積極主動的結構性改革，目前各國進展還比較有限。

「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買來的時間浪費掉了，導致政策空間越來越小，最終需要在緊貨幣、緊財政的條件下進行改革，陣痛更加劇烈，更難凝聚共識，容易滑向左傾或者右傾的民粹主義。」樓繼偉說。

就在同一時間，G20央行行長和財長會議在德國舉行，會議公報中首次放棄反貿易保護主義的承諾。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同在德國舉行的2017年首次金磚國家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后，中方發布新聞通稿稱，將堅定不移地支持自由貿易和投資，旗幟鮮明地反對保護主義。從中不難看出，不同經濟體當前在全球化中的利益分歧。

鵬揚基金總經理楊愛斌認為，這些緊縮性的貨幣政策更可能是短周期性的，而非結構性的。從時間上來看，這一緊縮周期長一點會是18個月，短一點的話可能就12個月。之所以有這樣的判斷，是因為全世界債務槓桿處於高位這一現狀並沒有改變，如此高的槓桿經受不了利率的大幅上行，歷史上發生的多個案例都驗證了這一點。在債務槓桿特別高的時候，如果緊縮的動作太快太猛，很快經濟就會發生逆轉，通脹也會逆轉。正因如此，雖然全球性的緊縮政策對債券市場是不利的，但由於去槓桿周期的貨幣緊縮通常都很短暫，政策隨時都有退出的可能性。

不過，正是由於全球經濟都不能承受長時間的緊縮貨幣，因此，2017年作為改革窗口顯得尤為緊迫，需求刺激在這一年收縮的確定性就顯得更大了。

製造業的第三次競爭力重塑

擺脫對危機應對政策的依賴，從增長的來源看，就是要促進企業投資和居民消費，這就依賴於製造業企業提高國際競爭力。

人們往往將供給側改革的關注點放在產能過剩的基礎原材料行業，但是從增加有效供給的角度看，先進位造業應當是供給側改革的主戰場，難度也更大，因為這是靠行政手段做不到的，有限的產業扶持政策也取代不了市場的力量。

在《財富》500強名單中，目前已經有110家企業，但是它們主要定位於市場。過去30年，經濟以出口主導，如今開始重視海外投資。羅蘭貝格的一份報告指出，如果企業要建立全球競爭優勢，處理資本輸出，還需要通過整合技術、管理、製造和供應鏈流程，實現更有重點的收購。

羅蘭貝格指出，不斷增長的技術領導力正在為公司的全球擴張創造條件，例如機械設備出口領域。但是更廣泛地看，國內市場的驅動和依託於電子商務的商業模式創新有可能會令企業進入一種易於滿足的狀態：除非國內市場飽和，否則為什麼要開發複雜的國際擴張戰略呢？

當然，也並非所有人都持有這一想法。美的集團董事長方洪波在發展高層論壇上總結製造業的發展歷程認為，當前製造業已經處在需要實現第三次競爭力重塑的關鍵階段。

「改革開放后，進行了制度創新，製造業發揮了區位和成本優勢，第一次提升了競爭力；2000年後，依靠商業模式創新，第二次實現了競爭力提升。」方洪波稱，「現在前兩個創新難以再發揮重要作用，製造業第三次重塑競爭力需要技術創新。」

在方洪波看來，企業或者通過技術進步的手段推動效率提高，形成新的成本優勢，或者實現新的核心技術。「要麼成本領先，要麼與眾不同。」對於一般認知上的品牌護城河，方洪波認為品牌也要依賴於技術創新。

導致企業創新最難的因素是什麼？方洪波認為並不是技術攻關、市場競爭或者是海外嚴格的併購審查。「以美的的經驗，最難的是企業在現有的商業模式尚未失效的時候就需要主動去創新。我們2010年開始轉型升級，放棄大量的過去經驗、能力、業務。2012年銷售收入下降了300億元，這是一個自我否定的陣痛期。」

羅蘭貝格稱，與的經濟規模和長期的出口優勢相比，包括國有企業在內，全球龍頭企業的數量相對較小。樂觀地看，在製造業，以機械製造和汽車為例，企業沿著價值鏈向上游移動，正在加速它們向世界級競爭者的轉型。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能否儘快提升製造業的核心能力和國際競爭力，將直接決定經濟轉型的成敗。在各個國家比拼製造業競爭力的階段，德國提出了「工業4.0」體系並且將它上升到國家戰略，對發展製造業具有借鑒意義。

「工業4.0」概念對於金融市場的投機者們已經不陌生了，但如何理解這個概念呢？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產業部部長趙昌文指出，「工業4.0」的核心理念是深度利用信息通信技術，推動實體物理世界和虛擬網路世界的融合，在製造領域形成資源、信息、物品和人相互關聯的信息物理融合系統，推進位造業向智能化轉型，並且通過掌控從消費需求到生產製造的所有過程，從而實現互聯的工業和高效的生產管理。

「工業4.0」的初級階段是數字化工廠，在計算機虛擬環境中對生產過程進行模擬、評估和優化，高級階段則是智能工廠，利用物聯網技術和監控技術加強信息管理和服務，提高生產的可控性。「例如生產線上的排程員，利用就會極大地提高排程效率，同時減少在途庫存。」博世工業4.0項目總監任曉霞對《證券市場周刊》記者稱。

德國的「工業4.0」以平台化的機制運行，平台的總體布局是政府統籌，標準架構先行，博世、西門子等工業綜合體巨頭和協會推動，中小企業廣泛參與，但平台本身只是提供支持而不實際開展活動。企業仍是德國「工業4.0」的主心骨，相互交織形成生態系統，德國的教育和培新體系也為此服務。

德國國際合作機構董事會副主席克里斯托夫·拜爾表示，數字化轉型過程中，對最大的挑戰是就業，77%的就業機會受到自動化的影響，但在OECD國家只有9%。

近年來，製造業企業逐漸崛起，雖然擁有眾多的單項能力很強的龍頭企業，但是缺乏同時兼具各種能力的頂尖企業或者產業綜合體。這不僅使得企業在世界競爭格局中暫不具備龍頭的能力，也限制了在全產業鏈、全環節上推進「工業4.0」。

根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估計，推進「版的工業4.0」是一個長期過程，光是補齊工業互聯網的數字短板、打好軟硬體基礎，通過示範尋求重點突破的領域，這就需要3-5年的時間，和歐美縮小差距則要5-10年的時間。根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建議，在中觀層面可以在汽車、裝備製造、家電、電子信息、石油化工等行業探索。

值得一提的是，在企業努力提高工業化水平的同時，諸如西門子、博世、SAP等德國製造業企業正在為的先進企業提供解決方案，顯示了全球製造業價值鏈更高一層的競爭：從自己製造產品到為其他的製造業企業改進生產方式，價值從製造環節向服務環節轉移。如今多數企業還處在從「工業2.0」向「工業3.0」邁進的過程，轉型升級任重道遠，企業的創新進步也是不能停止的。

對資本市場來說，投資機會在於為製造業轉型升級提供金融支持，同時見證企業成長為行業性的世界龍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