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論語的學習，君子之道的養成

孔子有句話，出自《論語·為政》：「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

此家喻戶曉之言，既是其一生自我修養之總結，亦可視作古代讀書人終生奮鬥之目標。為何以此為標杆？在於它極好地概括了達到君子的幾重境界。

晚明大儒顧憲成曾如此剖析孔子心目中「君子」之境界：「這章書，是夫子一生年譜，亦是千古作聖妙訣……夫子自十五志於學至四十而不惑，是修境；五十知天命，是悟境；六十耳順至七十從心，是證境。」這段話堪稱將如何養成君子的三重境界概括得甚是精闢到位：修境即不斷學習、完善自我、確立志向、積極進取的過程；悟境即隨著人生經驗日益豐富，閱歷的不斷積澱，真正了解自身短長，領悟世界本質，走向成熟的狀態；證境則是對人生順逆已瞭然於胸，對世事無常已泰然處之，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在繁雜的規矩中可以求得自由的化境。

那何為「君子」？孔子身處時代，「君子」具有兩層含義：一指那些出身高貴、地位較高的統治者；二指那些具有很高的道德修養、能夠遵循禮樂的人。故《論語·學而》指出，「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可知君子有其專門關注之事、用力之處，「本」即事情的根本之處。換言之，君子要做好本身工作，盡其職責，道便由此產生。

若要聞道，先須自修，這當從「修境」入手，此即古時讀書人求學之始。它分為三個層次：志於學、而立與不惑。志於學，便是自此開始，立志於要把一生奉獻給學問，奉獻給追求真理，這意味著人生目標的確定。意義在於：首先，學術研究和道義探討成為了人的終身事業，道統開始獨立於政統並高於政統；其次，此乃知識獨立、士人獨立的標誌；再次，士人不再是專家，不再是專業技術人員，而是「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擔當天下道義的君子儒。讀書人從此真正成為社會核心價值的承擔者，即擔道之士。著名學者錢穆先生曾對君子擔道的重要性有過至論：

道，人生之大道。人生必有死，死又不可預知。正因時時可死，故必急求聞道。否則生而為人，不知為人之道，豈不枉了此生？若使朝聞道，夕死即不為枉活。因道亘古今，千萬世而常然，一日之道，即千萬世之道。故若由道而生，則一日之生，亦猶夫千萬世之生矣。

從此，道統意識油然而生。

所謂而立，簡言之：其一，個人政治身份得到肯定；其二，有了自己的事業。此乃個人事業之起步期。試想一個人經過孜孜以求、苦苦努力，達到了而立，會是一種什麼樣的狀態？學業有成，事業確立，身份得到充分認可，理想看似越來越近，那麼這個人應呈奮發有為、躍躍欲試，躊躇滿志、銳氣十足之態。這種狀態固然頗佳，但尚遠遠不夠。他的見識、修為、眼光、氣度還不足以應對這個紛紜複雜的大千世界。所以，還需要繼續修鍊，以至「不惑」，即對自己的人生追求不再疑惑，對自己的人生方向不再動搖，對世間種種光怪陸離、紛紜複雜的現象，皆能泰然處之，做出正確的價值判斷。

「悟境」指個人修為之瓶頸期與突破期。雖說知天命是悟境，但並不意味著學習之終結，恰恰相反，這是君子修養的又一個起點。孔子講：「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既然「天命」是「上天」給你下達的「命令」、是「天」規定了的你的「使命」，那麼你立身在世，所能做的事，只是去努力完成「天」「分配」給你的「任務」，這是你應該做的，也是你可以做的。於是你的人生經驗給你的人生「定了位」。有了這個「位置」，你如果再「越位」「僭越」，或者放棄這個「位置」而「不到位」，則是為「不仁」，就不是「君子」。「定了位」不等於「到了位」，你還得努力才能使自己「到位」，故「知天命」相當於人生事業的再出發。唯有繼續前行，才能抵達君子修養的終點，也就是證境——耳順和從心所欲。

「耳順即舜之察邇言，所謂善與人同，樂取於人以為善也。順者，不違也。捨己從人，故言入於耳，隱其惡，揚其善，無所違也。學者自是其學，聞他人之言，多違於耳。聖人之道，一以貫之，故耳順也。」這是清代學者焦循對「耳順」的解釋。說的是君子能以一己所持的正確意見不排斥他人的正確意見，能以公認為正確的意見為標準，同時吸取他人意見中符合標準的正確意見。順，就是通達不違礙，入耳即入心。君子不固持自己的異義，能採納他人的意見，那麼無論什麼話聽來就不違於心、不逆於耳，能夠從他人的意見中分辨出正確的看法予以表揚，又能從他人的意見中分辨出不正確的看法而不予計較，不斤斤縈懷於心，如此就能順利通達，入耳入心。

耳順之後，便達至化境。唐代文學家柳宗元指出：「孔子七十而縱心，彼其縱之也，度不逾矩，而後縱之。」換言之，柳氏認為孔子之所以能夠從心所欲，是因孔子自認內心的慾望不會超出社會規矩的範圍，孔子有這樣的道德自信，可以估量內心慾望是在規矩法度之內的。依柳宗元之理解，規矩是內心慾望的隱形前提，只有「不逾矩」的慾望才可「后縱之」。反過來講，「逾矩」的慾望不可以隨便遵從。其實儒家亦承認人在現實生活中，確有各種不合禮法、不合規矩的慾望。在這一基本預設下，人心的各種慾望若不加限制，不以「道心」「天地之性」加以引導，人便隨著自身慾望之橫流而蒙蔽良知，從而生出惡念、做出惡行。孔子的「從心所欲，不逾矩」，即經過長期的自我修養和自我控制，達到一定的人生境界，內外打通，社會的規矩即我自身的規矩，社會規範內化為個人的生活信念，因而社會規矩對我而言，就不再是約束，反而是內外相證、從心所欲的試金石。這種「自由」是一種道德境界，是此心純然天理的境界，是一種不去挑戰世俗禮法的心理自在。因為此時，心就是法，法就是心，人在規矩允許的範圍里體會從心所欲的自在。

當然，世上諸事，往往知易行難。至於此三重境界，錢穆曾指出，「學者所能用力，亦在志學與立與不惑之三階程。至於知天命以上，則非用力所及，不宜妄有希效。知有此一境，而懸以存諸心中則可」。或許凡人終其一生，也難將修境、悟境與證境踐履殆盡，唯有默默懸於心間。君子何為？便是讀書人在不斷學習、修鍊中竭力向理想狀態靠近而已。這恐怕便是「雖不能至、心嚮往之」的妙處所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