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中筠：每個人都是用母語思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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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人的文化底蘊和思想深度與他的母語的程度有很大關係。每個人本能地都用母語思考，所以對母語的修養越深，能調動的資源、語彙以及聯想就越豐富。

資中筠

國際政治及美國研究專家、翻譯家，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美國研究所退休研究員、原所長、博士生導師。專業方向為國際政治、美國研究。專業之外旁涉中西歷史文化，關注現代化問題，撰有大量隨筆、雜文，並翻譯英法文學著作多種。

我們都是用母語思考的

文 | 資中筠

我以前寫過一篇文章：《人應該首先學好中文》。那是2008年，為了迎奧運，媒體大肆宣傳學外文。打開電視，在記者的誘導下，街頭各行各業的百姓似乎都在積極學外文，連在公園晨練的老大媽也說學了外文便於出國探親云云。與此同時，電視的字幕充滿錯別字，廣告亂改成語成風，所謂「歷史劇」中半通不通的對話，人物的稱謂混亂：稱對方父親為「家父」，自己的妹妹為「令妹」，把自己家叫做「府上」等等，不一而足，慘不忍睹。所以我有感而發寫了那篇文章。

資中筠

現在似乎忽然走到另一個極端，強調學中文、弘揚傳統文化了，就要壓縮外文，在聯考中降低外文的分量。似乎學中文和學外文互不相容。我必須首先聲明，我主張學好中文絕不是與外文相對立，也與現在以所謂「國學」抵制普世價值無關。更不贊成那種讓小孩子穿著古裝讀《弟子規》、《三字經》之類的做法。不過我的確堅持人首先要學好中文，是作為一種基本文化底蘊的養成。

人為什麼要學好中文？

我們每個人都是用母語思考的。一個人的文化底蘊和思想深度與他的母語的程度有很大關係。漢語自成體系，與其他語言都不相同。

一個歐洲知識分子往往精通幾國西方語言，都可以運用自如，可以有雙母語，甚至三種母語。但是不論人還是其他國家人，同時精通漢語與一門西方語言而都達到母語的程度的，是極少數。這是指真正的「精通」，運用自如，而不是一般的「流暢」。

近日許淵沖教授上電視朗讀，引起熱議。像許老那樣在中、英、法三種文字之間互譯，而且能譯詩，達到那樣出神入化的水平，著實令人欽佩，但這絕對是特例。本人大學專業是外國文學，至少十歲以前開始學英文，而且相當長一段時間的工作是做翻譯，但是自問外文的運用無論如何與中文不可相提並論，就翻譯而言，從外文譯中文尚可，而從中文譯外文，特別是文學作品，從來不敢自己定稿。

中文（這裡指的是漢文）有兩大特點：

一是口語與書寫文字是兩套，這是漢語對用拼音文字的外國人說來最難學之處，等於要學兩遍。所以普及比較難。好處是雖然方言發音非常複雜，文字是統一的，就是現在一般認為是自秦朝開始的「書同文」。不像印度，由於每一個邦都有自己的文字，到現在還得用英語為官方語言。生為人，說話已經不成問題，「學文化」就是從識字開始。能正確地讀、寫、用多少字和詞就成為衡量基礎文化程度的重要標準。

二是成語、典故特別豐富，並已融入日常話語中，幾乎取之不盡，用之不竭。這正是漢文的魅力所在，也是幾千年文明的積澱。對成語、典故的運用也成為寫文章的一大藝術。當然不能要求人人都是文章高手，但是基礎的語文教育至少應該嚴格規範，應該有一定的要求。

依我設想，一所合格的完小（六年級），其畢業生應該能寫通順的白話文而極少錯別字，國中畢業則應掌握常用的成語、典故而不出錯。能流暢地閱讀一般文學作品，有進一步提高的自學能力，這就算有了文化基礎，以後無論學什麼專業，包括外文，那是個人的選擇了。所以現在亂改成語是對中文極大的破壞。

比起上一代的人——我的老師、父母輩，我的舊學底子差多了。但是與下一代相比，又好像學得稍微多一些，就是我的同代人，情況也很不一樣。

舉一個例子，有一次一些人隨便聊天，有人說到了某些大人物的糗事，我脫口而出說真是「牆有茨」。一位專門研究古詩詞的大學教授非常驚訝，說你是學外文的人怎麼還知道「牆有茨」？（《詩經》：「牆有茨，不可掃也，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丑也。」以後「牆有茨」就隱喻宮庭中的穢聞）。

老一代的人說話不喜歡太露，一般愛用隱喻，這是很尋常的比喻，我少時就聽大人說過。而在那位比我年輕的教授看來，這種典故只有他那樣的古典文學專家才懂。說明我這代讀書人一般常用典故，到這一代人就成為專業知識。這還不是年齡的「代」，而是學校的教育和文化氛圍的變化。因為我在改革開放以後初訪美國，遇到台灣來的學理工的年輕人，談吐和脫口而出的成語，就與我們這代人沒有什麼差別，因為他們的中學國文課本與我原來學的差不多。

每個人本能地都用母語思考，所以對母語的修養越深，能調動的資源、語彙以及聯想就越豐富。當然語言也是有發展、變化的，時下的許多新的網路語言，老一代的人就跟不上了。不過要成為漢語文化的一部分，還有待時間的淘洗。

我的中文熏陶來自三個方面：家庭、學校和自己亂看書。我只是個案，有我們這一代人的普遍性，也有特殊性。

家庭

我最早知道的詩就是「春眠不覺曉」，那是我3歲的時候，早晨起來正好外頭下雨了，我母親一邊給我穿衣服，一邊吟這首詩，用她的方言湖州調吟。每一個地方的方言不一樣，吟的調子也不一樣。我母親是湖州人，所以她就是用湖州話吟。我到現在想起「春眠不覺曉」這首詩，自然心裡就出現湖州調。還有其他的，比如說《滕王閣序》後頭的兩首七絕，在我印象中也是湖州調，像唱歌一樣，現在還會唱。

1941年全家在天津，後排左一為資中筠

我中學有一位國文老師是河北人，他在課堂上教古詩十九首「行行重行行，與君生別離」，就是用河北調來吟的。所以我現在想起這個詩的時候，就出現那個調，與湖州調完全不同。吟詩有一個很大的好處就是記得住，跟唱歌一樣，而且對音韻、平仄自然而然就熏出來了。但是用普通話是很難吟的，連有的韻腳都不對。（點擊查看：《葉嘉瑩：在日本越南仍保留的吟誦傳統，有什麼用？》）聽說中文吟詩已經申請聯合國非物質遺產，不知確否。

我大約五歲上一年級的時候，我母親就教我念《論語》，只是挑一點，不是念很多，也不逼我背，就讓我知道一點。

有一段經歷雖然比較短，對我影響卻很大。在我國中的國文課本中有一篇文章是「郭子儀單騎退回紇」，選自《資治通鑒》。老師講得特別生動，使我對郭子儀這個人發生很大的興趣，於是對《資治通鑒》也產生了很大的興趣，很想知道《資治通鑒》是怎麼樣的一套書。

特別是國小課本就有「司馬光打破缸」的故事。原來作者就是這個司馬光！更加好奇想看這書了。碰巧，我父親有一位朋友家裡藏了很多線裝書，我現在已經忘記具他怎麼知道我想讀《資治通鑒》，對我非常嘉許，居然就送了我一套《資治通鑒》（可能他正好要搬家，處理書籍），我還記得是好幾排木匣子摞起來，大概是很好的版本，當然現在早已不知去向。

我那年暑假（大概是國中三）沒事，就開始出於好奇，從頭一本一本地看《資治通鑒》。其實也不見得都懂，挑著看。書里每隔幾段，就有「臣光曰」，就是司馬光的評語，表達他對這段歷史的看法。因為是寫給皇帝看的，所以稱「臣」，這可能也是古史的一個傳統。《史記》裡頭不是也常有「太史公曰」嗎？我忽然興起，一段一段把那個「臣光曰」抄在一個本子上，同時也作為練毛筆字。但是為了要說明他這一段評語說的是什麼事，我就得把前頭的那段歷史事實用自己的話做一個簡要說明。

這樣抄了一段時間以後，被我們家的一位常客發現了。他姓郝，是我舅舅的同學，我母親對他非常尊重，稱他為「郝大哥」。讓我叫他「郝寄爺」，是乾爹的意思。那個時候在我心目中他是老頭兒，但他事實上大概不到50歲。他學問很大，什麼都會，從前有一種全科的中學教員，從數理化到國文英文都會教，缺什麼老師他都能補上去。當然最重要的是國文，他的舊學底子非常厚。

我最愛聽他講話，有一肚子掌故，外帶發牢騷、罵一切看不慣的人和事。他看到了我抄「臣光曰」的筆記本，突然對我寫的史實概要很欣賞，認為概括能力很強，覺得孺子可教，說了一句「可以與言《左傳》矣」。於是乎他就開始主動教我《左傳》，講得特別生動，使我對《左傳》產生很大興趣。因為《左傳》從文字來講，跟《資治通鑒》很不一樣，它太簡練、古奧，以我當時的程度要是沒人講解，是很難靠自學讀下去的。他給我講也是選讀，加上他自己的見解，像講故事一樣，特別生動，而且常使我有豁然開朗的感覺。而且發現日常用的許多成語原來就典出《左傳》。例如「疲於奔命」這個詞原來與一個叫公申巫臣的故事有關係，等等。這樣，我對《左傳》越來越感興趣。

資中筠一家

郝寄爺其實教我的時間並不長，但是他的啟蒙好像為我打開了一扇門，不僅是對《左傳》的興趣，而是整個春秋戰國時期的人物和故事在我心目中活起來了。

至於下決心通讀《左傳》，那是很後來的事了。實際上，我至今也並不是所有文字都通了，很多地方我還得看註解。但是不管怎麼樣，這是我最早，以這種方式接觸到的古典的東西，而且是當時那樣年齡的孩子一般比較少接觸到的。我舉這段經歷是要說明一種自然的熏陶，沒有人逼我，那位郝寄爺也不是母親請的家教，專門教我念《左傳》的，並沒有這樣的意思。碰巧遇上了，也算是我的幸運。這也形成我一種學習的模式，後來學外國文學也是一樣，常常是由於一個篇章，一個人物，引起我查找原出處以了解某部著作全貌的興趣，然後再四處開花，延伸開去。

那時候天津也有外國學校，類似現在的國際學校，所有一切課程除了中文都用英文教學。太平洋戰爭之後，學校里英文讓位於日文，英文程度下降。我父親有些我們看來比較「洋派」的朋友就把孩子送到國際學校，主要為了學好外文。父親對此略有動心，可是我母親堅決反對，她認為假如中文底子不打好的話，這個人的思想不會深刻，洋文再流利，畢竟還是人。外文以後可以補，中文錯過了就補不回來了。所以我繼續留在原來的學校。我很感謝她這個決定，也認同她的看法。

學校

我在天津上的耀華學校是從國小一年級一直到高中三年級，十二年完整的學校。那是一所很好的學校，其他方面不講，這裡只講中文教學。中文和數學是最主要的主課，一星期至少五堂。

耀華學校今貌

國小課本是國民政府教育部審定的，第一課就是「大狗叫，小貓跳，小弟弟哈哈笑」，完全是白話。但是從國小三年級起，就另外加一點文言文選讀。我最初讀的是李白「春夜宴桃李園序」，琅琅上口，很快就會背。中學六年的課本大約文言白話各半，文言的課文好像是基本按年代排，例如國中一主要是先秦文章，初二秦漢文……

高三是晚明和清朝的文章。但也許不完全按朝代排序，還有按難易排序。老師在課堂上重點講的都是文言文，他覺得白話文用不著太教，挑幾篇做一點提醒，自學就行。所以我印象深的都是古文。我們那個學校很特別，中學六年基本上作文都做文言文，國文老師的理論是，文言文做好了，不怕白話文做不好，以後有的是機會寫白話文。這也許有一定的道理，我後來當然主要都是寫大白話，完全沒有困難，但是文言文的底子無形中對文風通順、簡練，和遣詞造句的推敲是有幫助的。

除了國文課之外，另外還加了「經訓」，這好像也是我們學校特有的。每星期一堂，從國小六年級開始《論語》，國中一是《孟子》，初二是《大學》和《禮記》，初三是《詩經》，高一是《左傳》然後到高二改成「文學史」，這是國文課以外的。

到高三的時候我們有一位老師是個看起來很冬烘的老頭兒，據說是前清的秀才，他教我們《國小》《爾雅》《說文解字》。可是那個時候我們大家都準備考大學了，對那些東西不感興趣，根本就聽不進，他在黑板上寫，我們在底下偷偷干別的，或者做數字習題或者做英文練習。所以我對於說文解字一點沒學進去，但是高二的文學史那個老師講得非常好，非常生動，每個朝代都挑一點東西講，而且講很多野史裡頭的東西，我們都聽得興趣盎然。

表演鋼琴獨奏的資中筠，風華正茂。

這樣說起來洋洋大觀，好像讀了一大堆古文，四書五經，其實我們只讀了三書二經，還只是少量選讀，不可能像前人那樣從頭到尾每一本都讀。但是這樣淺嘗輒止跟沒有接觸過是非常不一樣的，選讀的多是比較精彩、有用的，我們對成語、典故的出處了解許多，而且對於漢文的美有了鑒賞力，對於過去的那些人和事覺得特別好玩，古代士人的境界、他們的幽默感、他們的表達方式，都使我對我們的文化和歷史產生了非常深的感情。是很有趣、很美麗的，這麼一種感覺，而不是非常苦的、非常枯燥的感覺。

我覺得這個感覺應該歸功於老師，不管在家裡還是在學校碰到的，那些老師每一個都可以成為模範教師，他們都是全心全意的，對教的內容自己非常投入，特別欣賞。他（或她）給講一首詩的時候，自己就先搖頭擺尾擊節讚賞，甚至自己感動得都要落淚的地步，你就跟著她一塊欣賞，一塊兒感動。而不是為了將來要準備考試而使勁記。所以有人說「五四」以後文化斷裂，至少在我身上我自己感覺是沒有斷裂的。

課外亂看書

我學生時代自己讀的雜七雜八的東西遠遠超過課堂教的。商務印書館出的幼兒文庫、少兒文庫、中學生文庫，是我最早的課外讀物，內容豐富，圖文並茂。特別是其中有講成語、諺語故事的，非常有趣而且有用。不知道現在還有沒有這樣的讀物。

我家其實藏書不多。一般人以為我算出身「書香門第」，一定家藏萬卷書，因此有廣泛閱讀的條件。其實不然。由於住房一直不寬敞，我父親沒有自己的書房，家中幾乎沒有什麼藏書。我父親陸續買了不少書都放在辦公室，說以後給我。但是他1952年他調北京工作時全部捐給了天津圖書館，我根本沒有見到。

我較早的亂翻書是國小五、六年級，那兩年因躲天津水災，住在上海舅舅家，他家有一個壁櫥，堆滿了各種新老書籍，沒有整理。我沒事就鑽進去弄得灰頭土臉，著實狼吞虎咽看了不少書。從武俠、神怪到紅樓夢、巴金的《家》、《春》、《秋》，冰心的《寄小讀者》，還有翻譯小說：福爾摩斯、大仲馬、莫泊桑，等等，真正的「亂」翻書，完全自由放任，生吞活剝，沒人管，也沒人指導。不過每遇有趣的東西、或有心得，就與年齡相仿的表姐們交流、傳閱，樂趣盎然。那個時候還接觸到一些新文學，有些雜誌里的作品，我感到很新穎，後來才知道那就是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學。

到高中的時候還有很多書是同學中互相傳的。例如有些筆記、小品，就是有一個同學家裡的藏書，像紀曉嵐的《閱微草堂筆記》、《子不語》等在當時就有點屬於「少年不宜」了。

1957年，資中筠結婚照。

我們那時學習比較寬鬆，放學后家庭作業比較少，所以有許多閑暇看閑書。母親雖然對我管教比較嚴，但只要成績單使她滿意，對我看書從不加干涉。我主要是養成了「讀字」的興趣，不一定是看書，逮著什麼看什麼，對一切有字的東西都好奇，包括買東西包的報紙，都要看一看。有時竟然也會有意外的發現。

所有這一切對我主要是起文化熏陶的作用，形成一種審美趣味，後來不論怎樣從事「西學」，周遊列國，或是強制「思想改造」，這種熏陶形成的底色是很難改變的。過去是不自覺的。到了晚年日益精神「返祖」，才意識到什麼叫「文化底蘊」。

讀文章、詩詞，不是讀字典，必然包含著思想、情懷，或者至少表達某種意境吧？那麼我從這些古文中受到什麼感染和影響呢？

今天不說外國的或現代的東西，那是另外一個題目了。我覺得我得到的感染不是三綱五常、忠孝節義那些東西。有一些傳統道德是自然而然貫穿在家教和學校教育中，待人接物的態度，以及什麼可以做，什麼事情不可以做，等等，這不是從書本裡頭學來的。今天回頭來看，讀的那些書給我留下印象較深的有以下幾個方面：

士大夫的憂患意識

我所生活的時代無時無刻不伴隨著內憂、外患。我成長的最重要的時期是抗日戰爭。所以文天祥、岳飛、辛棄疾、陸遊等的作品必然特別往心裡去。像「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總之是痛感國土淪喪，總是想著要恢復國土。班超投筆從戎，祖荻聞雞起舞，還有杜甫寫離亂的詩，等等。這個大家都熟悉，就不多講了。

厭戰、渴望和平

幾千年來，在這塊土地上從來戰亂不斷。所以文學作品中這方面的內容很多，而且很動人。我國小六年級最早讀到杜甫的「車轔轔，馬蕭蕭，行人弓箭各在腰，爺娘妻子走相送，哭聲直上干雲霄……」就有特別感動。還有像「一將功成萬骨枯」，這是人人都耳熟能詳的。作者曹松不太有名，全詩也很少人記得，但是這句話流傳千古，因為太寫實，太深刻了。很久以後，我見到一本加拿大作者寫的小書，題目直譯是《將軍們死在床上（Generals Die in Bed）》，意思就是在戰爭中戰死沙場的大量是普通士兵，而將軍們功成名就，全身而退，得以死在病床上。有人問我，對這個題目有沒有恰當的譯法，我第一個想到的就是「一將功成萬骨枯」。後來這本書是否有中譯本，我不得而知。

還有兩句名句是「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裡人」。當年程硯秋曾經排過一齣戲，就叫《春閨夢》，用的就是這首詩的意境，一位少婦思念遠征的夫君，夢裡相逢，其實他已經戰死了。程硯秋是京劇演員中最有思想的。他是在抗日勝利后四十年代後期排這個戲，但是被國民黨給禁演了，因為那時已爆發內戰，這種反戰劇影響士氣，不利「剿共」。到了新朝，他又想演這齣戲，還是沒有被批准，因為在「鬥爭哲學」統治下，「和平主義」自然在批判之列。從古到今，普通人受戰爭之苦，追求和平，與統治者的野心往往相左。

1958年，資中筠和丈夫陳樂民在布拉格郊外

最使我動心，對戰爭的殘酷表述得最深刻，反戰最徹底的是《弔古戰場文》，那也是我在中學時期讀到的：一開頭就氣勢非凡：

「浩浩乎平沙無垠，夐不見人，……亭長告余曰：此古戰場也，常覆三軍，往往鬼哭，天陰則聞。」

作者感嘆「傷心哉」！緊接著就問是秦、漢還是近代？其實都一樣。以下大段文章曆數自古以來的有名戰役，想象戰場的殘酷和慘烈景象，結論是，秦起長城，漢擊匈奴都使生靈塗炭，因此「功不補患」。把那些帝王的「豐功偉績」都給否定了。最後一段有幾句簡直是撕心裂肺，我永遠難忘：

「蒼蒼蒸民，誰無父母，提攜捧負，畏其不壽？誰無兄弟，如足如手？誰無夫婦，如賓如友？生也何恩？殺之何咎？」

老百姓活著的時候得到過什麼恩澤？現在他們犯了什麼錯，就這麼給殺死了？而且「其存其沒，家莫聞之。人或有言，將信將疑」，「弔祭不至，精魂何依？」就是說家人對他們的生死還不明，連弔祭都不知到哪裡去吊，死者不知魂歸何處。

這是一種什麼樣的悲慘境界？最後只能歸之於命，從古就是這樣，「為之奈何」。這篇文章對一切征伐否定得非常徹底。所謂「興，百姓苦，亡，百姓苦」。古今王侯的功名都建立在百姓的白骨之上，而他們是享受不到勝利成果的。這篇文章可以說是血淚之作，是對「一將功成萬骨枯」最好的詮釋。

民間疾苦

民間疾苦其實和戰亂分不開，老百姓除了賦稅之外，還有一項沉重負擔是服徭役，就是徵兵，或者勞役。例如杜甫的「三吏」、「三別」是教科書經常選的。我想著重提的是白居易的「新樂府」和「秦中吟」。有好幾十首，每一首詩都是講一種勞動人的疾苦，主要是手工藝者或者農民，覆蓋面極廣，而且都有一個鮮明的對比。就是和宮廷、權貴的那些窮奢極侈享受作對比。作為詩，文字非常美，在形容各種美麗的東西的時候，既寫實又浪漫，想象力十分豐富，然後最後總有點睛之筆，點出他要表達的感慨和悲憤。

以《繚綾》為例，這是我特別欣賞的《新樂府》詩之一。

「繚綾繚綾何所似？不似羅綃與紈綺；應似天台山上明月前，四十五尺瀑布泉。」

這四句開頭就不凡。你想像一下，月光下的瀑布，嘩！一大匹白緞子掛下來，接著描述本色織錦的花樣。

然後就是宮裡來加工訂貨了：

去年中使宣口敕，天上取樣人間織。織為雲外秋雁行，染作江南春水色。

就把一匹白綾子給染成綠的了，這幾句該有多美！然後「織者何人衣者誰，越溪寒女漢宮姬」。是江南貧寒人家的女子織給皇宮裡的宮女穿。接著講怎麼裁剪製成衣裳：從「廣裁衫袖長制裙」，到「轉側看花花不定」這四句是講製成的衣服。你就可以想像那寬袖長裙，簡直漂亮極了。

資中筠和陳樂民在維也納森林（約1956年）

「昭陽舞人恩正深，春衣一對直千金」。皇帝把這賜給跳舞的宮女了。但是這麼精心製作的衣裳只穿一次，弄髒了毫不愛惜。

「汗沾粉污不再著，曳土蹋泥無惜心。」最後，白居易教訓那些宮女：「繚綾織成費功績，莫比尋常繒與帛。絲細繰多女手疼，扎扎千聲不盈尺」。

對這個「札札千聲不盈尺」，我有一個體會，就是在「文革」中下放河南農村，那裡冬天婦女都織布，還是用那種相當原始的織布機，面幅很窄，不是用絲線而是自紡的棉線，織的是粗布，效率也很低，一個冬天織不了多少。我經過老鄉門口，聽見「卡拉塔、卡拉塔」的聲音就想起白居易的「札札千聲不盈尺」。這首詩最後結尾是：「昭陽殿里歌舞人。若見織時應也惜」。

我舉這首詩，因為它比較鋪陳、辭藻豐富，那些對織錦的描述簡直美不勝收，同時對「越溪寒女」的深刻的同情也躍然紙上。當然這種情況貫穿在很多首詩中。只能很簡單地再舉幾個例子。

例如《紅線毯》，也是宮裡的加工訂貨，前半形容那地毯花色特別美，又厚又軟，還大得不得了，卷都卷不起來，「百夫同擔進宮中,線厚絲多卷不得」。

想象一下：這麼大一塊地毯，一百個壯漢抬著它，從安徽一直走到長安，這是一個什麼景象？宮裡頭特別喜歡，於是乎就「年年十月來宣州」，然後「宣州太守加樣織，自謂為臣能竭力」。他特別的賣勁，討好，這是「政績」啊！最後白居易教訓他了：

宣州太守知不知，一丈毯，千兩絲，,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奪人衣作地衣！

這個幾句話擲地有聲，非常尖銳。

《輕肥》，比較短小精悍，主要形容權貴們的宴席，全國各地的珍饈美食，吃得酒足飯飽。最後兩句是大家都知道的名句：「是歲江南旱， 衢州人食人」。跟前面的吃喝對比，有極大的震撼力。

還有《賣炭翁》，這篇好像課本裡頭常選的，不過我還忍不住想提一句是我每每為之心酸的，就是「可憐身上衣正單 心憂炭賤願天寒」。我們設想一下，那個老頭兒，在冰天雪地里穿著單薄的衣服，還希望天冷一點，炭能夠賣個好價錢。但是最後這個希望也落空，這裡市場規律不起作用，他那一車炭全被有權的人搶走了，只扔給他兩段綢子。比城管對小販還厲害。

白居易的《新樂府》和《秦中吟》幾乎都是這樣子的，最讓人感動的是他對那些奢華的東西都描述得筆底生花，對比出另一種人的悲苦，更加觸目驚心。還有一個特點是他所譏刺的不是一般的達官貴人，而是直指宮廷。如《繚綾》、《紅線毯》是為宮裡的訂貨，《輕肥》一開頭就指出那些驕橫跋扈的人，「人稱是內臣」。這「內臣」不是正經八百的公卿大夫，而是皇帝「身邊工作人員」，其實就是太監。

可是他們還穿著文武官服，到軍中去赴宴。我覺得那時的白居易確實是有點書生意氣，有點膽量的。他不是一首兩首，而是那麼多首，從各個方面譏刺當朝，為百姓抱不平。而且他不但針對別人，自己還有反省，例如《觀刈麥》，由農民的辛苦想到自己優越的生活。

資中筠先生坐在家中客廳里

有人批評白居易的詩像順口溜，太淺了，不能登大雅之堂。本來他寫的這些詩不是為在士大夫中間酬酢唱和的，就是有意讓鄉下老太婆都聽得懂的。我這個城裡老太婆也特別喜歡。我覺得一首詩不論深淺，主要是給你以美感。他的詩都非常美，像「天上取樣人間織」這樣的詞，誰想得出來？順便說到，我對現在許多流行歌曲不欣賞，先不說音樂，單說歌詞，不是因為它淺顯易懂，而是因為它不知所云，又沒有文采。不論是詩還是文，為什麼要晦澀難懂才算有學問，有深度，或者為什麼一定要粗鄙淺薄才算通俗？

還有人說他虛偽，就是他那麼關心民間疾苦，可是他自己的生活是比較奢侈的，他家裡曾經養著歌妓，有私人的歌舞班子。

本文不是對白居易的全面道德評價，只是就詩論詩，至少這些詩表達真性情。他如果沒有認真觀察和實際體驗的話，是根本寫不出來的。如果他沒有和賣炭翁交談過，他怎麼會知道他「心憂炭賤願天寒」？而且他關注很廣，每一個行業的操作程序和特點，他都寫得出來，如果沒有深切的同情，無論如何寫不出這樣動人心弦的句子。

而且他寫這個不可能是奉命之作，或為了沽名釣譽，樹立自己形象。相反，他因此得罪了不少權貴。不論如何，就詩而言，琅琅上口是優點。特別給低年級學生選詩，白居易很適合的，既有美感，又培養同情心。當然這只是個人的一得之愚。

政治和愛情難以區分

對於古詩詞的解釋，常常就是愛情和政治不分的，自從屈原的《離騷》中用了香草美人的比喻以來，後世解釋詩詞常常把貌似講戀情的詩作政治解釋。是失戀，懷念情人，還是政治上的失意，失去了皇帝的恩寵？我曾有一篇文章說過，的士大夫對皇帝有一種單相思的情結，總是望著金闕之上，希望皇帝對他有所青睞，但是皇帝常常看不見。

不過有很多詩就是愛情詩，後人硬要把它說成是政治詩，比如《詩經》的《國風》是吧？包括第一首「關關雎鳩」，朱熹就說他是講文王后妃之德，其實人家就是談戀愛，《詩經》裡頭有好多就是談戀愛的詩，而且是那時候的大白話。

1958年或1959年,在維也納森林。右二資中筠。

可是後來的道學家要加入政治的和道德的因素。因為孔子說詩三百「思無邪」，道學先生們認為男歡女愛就不算「無邪」，總要加入點政治，有些就比較牽強。但是有的詩確實也有所寄託，說得很含蓄、模糊，讓人去猜。李商隱的詩就有點這個味道。他的詩非常美，但很難確切知道他何所指，可算是古代朦朧詩。我剛才說我喜歡白居易的明朗易懂，同時我也喜歡李義山的朦朧之美，就是那麼一種意境，讓人無限低回，本不必求甚解。

現在我想舉一個陶淵明《閑情賦》的例子。最有名的是那十行排句: 「願在衣而為領，承華首之餘芳；悲羅衿之宵離，怨秋夜之未央」……讀起來很美，如果變成白話，就怪肉麻的：一忽兒希望做那人衣服上的領子，一忽兒做頭髮上的頭油，還要做人家踩在腳下的鞋子……

這《閑情賦》是課本里不選，師長不會教的。《昭明文選》里也沒選，那位梁太子蕭統看不上，還說陶淵明「白璧微瑕惟在閑情一賦」，是把它作為陶淵明的瑕疵來看的，也說明這位昭明太子還是脫不了道學氣。

我最初看到這篇賦是在高中時，同學裡面偷偷傳看的，雖然沒有人說這是禁書，但根據當時的標準，這就接近「艷詞」了。所以我們幾個同學感到很神秘，偷著樂，那十個「願……」常成為我們幾個人說悄悄話的內容。從通篇來看，陶淵明見到了一位女士，只是遠遠望著，對她產生遐想，於是天天去等她，也沒等著見一面，純粹是單相思。

但是對這篇賦還有一種政治上的詮釋，說是抒發他官場不得意。我怎麼看怎麼不像，因為陶淵明還寫過一篇《感士不遇賦》，就是講自己懷才不遇的，講得很清楚，說當時衡量人的標準不是以才論，而是顛倒的，用現在的話來說是「逆淘汰」，所以他自己就是懷才不遇。

那篇都寫明白了，何必再寫這麼一篇用愛情來假託政治上的賦呢？何況從陶淵明的志趣來看，已經擺脫了對官場的眷戀，更不會像追情人一樣那樣肉麻地要依附到君王身上。這是我的看法。陶淵明看到一位美人，想入非非，如此而已。只是他想象力特別豐富，別人寫不出來。

隱逸情懷，逃離官場

這更加避不開陶淵明，他絕對是這種情懷和這種文學的代表人物。不為五斗米折腰已經是通俗典故。無論哪個時代，大概中文課沒有不讀《桃花源記》和《歸去來辭》的，還有《五柳先生傳》。

我在《讀書人的出世與入世》一文中說過，讀書人一方面對君王有一種單戀之情，但是有個性有才華的人又難長久在官場得意，所以留下來的優秀傳世之作，大多數是失意時候的作品，多表現隱逸情懷和內心藐視權貴的傲氣。應該說並不是所有的人所有的時候都堅守獨立的人格，都想退居林下，但是表現在文學作品里的，這方面的感情居多。那些歌功頌德之作，奉命文學以及湊趣的宮廷詩，大多被時間所淘汰。

我個人印象較深的，從孟子開始。孟子在我心目中是比較可愛的。他見梁惠王、齊宣王，把他們訓得一愣一愣的。他說：「說大人則邈之，勿視其巍巍然」，意思說，那些大人物是可以藐視的，別看他們那麼神氣活現的樣子。

比較突出的是魏晉六朝風骨，這方面著作已經很多。我個人接觸到魏晉六朝文章時正是高中一到高二期間，是反叛的年齡，內心對他們非常嚮往。對《世說新語》里那些故事、特立獨行的作風和充滿機智的俏皮話特別入迷。跟幾個要好的女同學在一起，經常談論竹林七賢，很想仿效他們的做派，當然實際上不敢。很久以後，有了人權的明確觀念后，發現並不都是那麼瀟洒，有些地方很殘忍，不足取，例如讓美人勸酒，勸不動就砍手，而那位大人物就是不為所動，堅持不喝，說你管教你家的人與我何干。這種鮮血淋淋的故事，令人厭惡。

古人和大自然比較近，那時當然不存在污染問題。我是在大城市長大的，對古人悠遊山林十分羨慕，也就對所謂「隱士」很感興趣。從東漢、魏晉以來由於亂世，隱逸成風，但是「盛世」也有不少讀書人不願做官而隱居的。孟浩然是一個。

有一個詞也是我中學時候聽到后，覺得妙不可言，就是「泉石膏肓，煙霞痼疾」。後來查到，唐朝有一位高士叫田游岩，做了很短時間官就躲到山裡隱居起來，唐高宗親自登門拜訪，想請他出山，問他身體如何，他說「臣所謂泉石膏肓，煙霞痼疾者」。就是得了絕症，離不開山林了。

還有像南宋朱敦儒的幾首《鷓鴣天》是我十分欣賞的：

臣本清都山水郎，天教懶慢帶疏狂，曾批給雨支風敕，屢奏留雲借月章，詩萬首，酒千觴，幾曾著眼看侯王。

我最欣賞的是最後一句。後來發現當代大人物也寫過「糞土當年萬戶侯」。但是前者看不起侯王是懶得做官，逃離政治；而後者蔑視萬戶侯是最終要消滅他們，自己稱王。完全兩碼事。

以上是我自己的一些體會。舉例也是掛一漏萬，免不了片面性。我決不是提倡現在的國小生花很多時間大量學古文，更不提倡讀經。

我要說明的是作為人打一點中文基礎是一種文化底蘊，一種熏陶，不是作為實用的工具。有這個熏陶和沒這個熏陶，跟人的思想深度、審美品味、待人接物的教養是不一樣的。然後在接納外國文化時，在取捨之間的品味也是會不一樣的。而且文字、文學有那麼豐富美好的東西，生為人，如果不知道欣賞，該多可惜！

資中筠在家中鋼琴前

現在是知識爆炸的時代，要學的東西太多了。我的舊學根底不算深，而現在的年輕人就是要學我學過那一點點也沒有那麼多功夫。只能淺嘗輒止。

如同到了一個精品店裡，琳琅滿目，你瀏覽過，知道有這種非常精緻、漂亮的東西，你不可能有力量把它全買過來，但是你看見過，以後想起來的時候知道還存在這樣的精品。如果你只進過賣粗糙、劣等貨的商店，以 為那個就是好東西，那見識、品味就是另一回事。進過精品店，有了這個見識，就曾經滄海難為水了。

關於知識的古今差異，我少年時期已經感覺到了。還可以講自己的一個故事：我們中學時候暑假是不留作業的，只要開學的時候交一兩篇暑期讀書心得的文章就可以了，讀什麼隨便。

有一年暑假我母親讓我讀王勃的《滕王閣序》。那文章實在漂亮。王勃寫的時候是十四歲，有名的神童才子，卻英年早逝，活了不到三十歲。我那時剛好也是十四歲，少年輕狂，忽然覺得不服氣。於是作文寫道（大意）：王勃當時十四歲，現在我也十四歲，他假如從三四歲開始認字，整天念的就是古書，一天到晚就學寫這種文章，到十四歲寫出這樣的文章來也不是什麼太了不起。

我現在光是歷史就要比他多念一千年。我還得念外文、外國歷史地理、數理化，等等。就是說，我會的東西他不會，他會的東西我不見得學不會。我還批評他年紀輕輕就那麼悲觀，自嘆「失路之人」，無病呻吟。這「無病呻吟」是我從那些「新文學」的評論文章中學來的詞，用上了，很得意。

其實王勃的「誰悲失路之人」不見得是說他自己。我的說法有一定道理，但是與王勃同時代有多少讀書人，讀的同樣的書，也沒寫出《滕王閣序》這樣的美文來，所以王勃還是了不起。我就交了這麼一篇文章（按當時的要求，還是文言文）。老師很開明，給了「甲」。

不管怎麼樣，現在的小孩要學的東西實在太多了，例如那些層出不窮的新電子玩意兒我都玩不過10歲的孩子，所以學古典文學佔多大的比重是一個很大的問題。你怎麼選、怎麼教、怎麼給學生以美感、為他們培育文化底蘊，為以後進一步登堂入室打下基礎，這就在於課本的編撰和老師的教學的見解和藝術。

現在一天到晚講愛國主義，其實愛國也不是空的，有了這個熏陶，自然而然就對文化，對我們這個民族產生非常深厚的感情，覺得那是不可替代的，你的這個精神故鄉是不可替代的。不用人家來強制你，也不管是哪個朝代誰執政，都沒有關係，這是一種永久的感情。

當年西南聯大有一位歷史教授叫皮名舉，他說過這樣一句話：「不讀歷史不知道的偉大，不讀西洋歷史不知道的落後。」就是說你一方面覺得它非常偉大，你非常熱愛它，但你必須承認它在很多地方是落後了。他說這話是在抗日戰爭的時候，但是這個話我覺得什麼時候都適用。

說我們哪些地方不如人，落後了，並不等於你不愛這個國家、不愛這個民族。因為你知道它有這樣的歷史，它有這麼美的東西，你已經欣賞了、你已經體驗了。

但是同時承認它有哪些地方是那麼不如人意，這就是為什麼我特別維護魯迅的地方，他的偉大和深刻也在於對我民深刻的認識。還有像胡適，表達的方式跟魯迅非常不一樣，而且後來政見也不一樣，但是他們對國民的認識其實是相同的。包括陳獨秀在內的這些人，他們文化的修養都很深，都熱愛這個民族，但是同時他又特別深刻地感覺到它的不足之處。愛之深而慮之遠,而責之切，就產生要努力改進它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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