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村諜案：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的一個借口

中村諜案——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的一個借口

作者：楊麗娟

北京日報

1931年6月25日，東北的軍事禁區里，一個身穿棉服、騎著高頭大馬的日本人，以及他的三個同伴，被東北邊防軍屯墾三團扣留了。日本人舉止怪異，態度傲慢，更可疑的是，他自稱是來自東京的農業專家，身上卻帶著軍用地圖和槍支。

他的真實身份，是日本參謀本部派出的軍事間諜、日軍大尉中村震太郎。

日本間諜潛入，為其侵華野心刺探情報，此時至少已有四十多年之久。中村事件，更是與人民14年抗戰的起點直接相關。就在中村震太郎被軍隊逮捕並處決不到三個月後，「九一八」事變爆發。這一證據確鑿的軍事間諜案，被蓄謀侵華已久的日本歪曲為「帝國陸軍和日本的奇恥大辱」，成為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的借口之一。

「農業專家」

從大興安嶺南麓的內蒙古自治區興安盟烏蘭浩特市，順著洮兒河的方向，沿縣道向西北行進30餘公里，有一座安靜的邊陲小鎮——科爾沁右翼前旗察爾森鎮。小鎮屬於淺山丘陵地帶，時至今日，總面積800多平方公里的小鎮，全部人口也不過2萬人左右。對於非本地人來說，如果不特意察看地圖，恐怕連科爾沁右翼前旗地處何方都不甚明了，更別提察爾森鎮。

然而，這樣一個人煙稀少、位置偏僻的地方，竟然在1931年，就已進入了日本人刺探情報的視野範圍。

當時，察爾森隸屬於興安屯墾區，是東北邊防軍屯墾軍第三團駐地。所謂「屯墾軍」，是張學良於1928年將炮兵縮編后改編而成的，其任務是「屯墾殖邊」，同時「抵制外人的侵略」。但是，誰也沒想到，這片住民以蒙古族牧民為主的邊陲之地，竟然真的來了「外人」。

1931年6月25日清晨，屯墾三團一營營長陸鴻勛正率領士兵在團部門前操場操練。突然，平時少有人來往的團部西側大路上，出現了四個騎馬的陌生人，四人由北向南疾馳，馬上還馱著不少行李。仔細一看，為首的人頭戴皮帽，帽子上套著一副風鏡，身穿棉褲、棉襖，外面還罩一件俄式皮夾克。6月底的察爾森，天氣已經轉暖，到了穿夾衣的季節，可眼前這幾人怎麼還都是一身厚厚的棉服？

陸鴻勛不由生疑，令士兵將四人追回到操場問話。這一問，疑惑更大了，說漢語，對方言語不通，改用蒙語，仍然無人應答。陸鴻勛懷疑這些人可能是日本人，於是報告給了時任屯墾三團少校團附（副團長）董平輿（后改名為董昆吾）。

董平輿的父親是老同盟會會員，他本人於1923年從北京大學畢業后，任奉天交涉署秘書，1925年又被保送至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學習。因此，他能說得一口相當流利的日語。接到陸鴻勛的報告時，屯墾三團團長關玉衡正好因公外出，董平輿代理團長職務。

他親自用日語詢問四個陌生人，果然，為首的那人開口了。他自稱是東京農業學會派出的農業專家，此次系由洮南出發，將去索倫山一帶調查土質、農業狀況，但前方道路不安，據說常有土匪搶劫，因此就此折回，返回洮南。其餘三人分別是一名日本人助手，一名喂馬的俄國人和一名帶路的蒙古人。為了證明自己的身份，為首的日本人還從口袋裡取出一張名片，上面印著「日本東京農業學會會員」和「中村震太郎」等字樣。

中村震太郎真的是調查土質的農業專家嗎？董平輿疑慮重重。

不怪董平輿多疑，畢竟，1929年就被披露的日本機密文件《田中奏摺》中，日本的侵略擴張野心昭然若揭，「欲征服支那，必征服滿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中村所說的索倫山至洮南一帶，位於大興安嶺南北分界線處，地勢險要，正是「滿蒙」的心腹地帶。

況且，早在甲午戰爭前十幾年，日本間諜就開始為他們的野心在建立龐大的間諜網。日本著名的間諜組織樂善堂，曾用三年多時間調查寫出《清國通商綜覽》一書。此書內容涵蓋政治、經濟、金融、商貿、教育、產業、交通、地理、氣候、風俗等各個領域，三冊共計2000多頁，書中對的了解之詳細，甚至遠遠超過當時的清廷。1892年在日本一出版，便引起日本朝野的巨大關注。

到了日俄戰爭時強佔遼東半島和南滿鐵路后，日本在東北的情報組織更是變本加厲。1907年設立的滿鐵調查部（課），發展到「九一八」前後時，足足擁有2000多名骨幹分子。東北最大的日本情報組織關東軍特務機關，人員最多時達4000餘人。此外，日本人在東北各地開設的商店、旅館、妓院、鴉片館，也有不少是日本間諜的秘密聯絡點。

據民國著名報人王芸生編著的《六十年來與日本》一書，1928年初至10月初，日本赴東北的各種「旅行團」、「考察團」達166個，6180人，他們的主要任務就是廣泛搜集軍事情報，為日軍編製兵要地誌和制定作戰計劃。而翻閱《「九一八」事變檔案史料精編》一書，僅1929年6月被東北官方發現並載入正式文件的、到境內勘測地形獲取情報的日本人，就有3起十幾人之多。

中村震太郎一行會不會又是喬裝打扮的間諜？董平輿不能不警惕。

證據

董平輿的猜測很快得到了證實。從中村一行的行李和棉服中，屯墾三團的士兵不僅搜出瞭望遠鏡、羅盤針、寒暑溫度計、測土儀器等專業設備，還搜到了十萬分之一比例的軍用地圖若干份、詳細的調查筆記以及一支三八式馬槍和一支南部式手槍等。

更令人驚訝的是，中文、日文兩種軍用地圖都用鉛筆勾改過，顯然，中村一行一路走來，一邊實地偵察，一邊根據實況校改地圖。他的調查筆記更是詳盡細緻，除了沿途所經之地的人口、物產、森林礦藏、土壤、水源、氣候、雨量等情況，甚至連興安屯墾區的兵力、槍炮種類、官兵數量、將校姓名、營房堅固程度以及車輛馬匹糧食輜重等信息都有記載。「這麼詳細的資料，當時的興安區官方都掌握不了。」史志專家、科爾沁右翼前旗黨史地方志局前局長馮學忠告訴記者。

簡單查閱這些證據，董平輿內心已經斷定中村等人就是間諜，但此時並無審訊記錄，證據也需要時間整理。他思索一下，一邊悄悄派人去向團長關玉衡彙報，一邊禮貌地對中村一行提出：「前方時有土匪出沒，路途不靖，你等可在我們的團部里暫住一夜，等候明天我們的出勤士兵回來，將派兵護送你們回到洮南。」

董平輿當然不是真的為中村一行的安危擔心，這只是他的緩兵之計。中村幾人估計也看出了他的用意，並不樂意，但最終還是被扣留了下來。

6月26日凌晨，得知消息的關玉衡二話沒說，連夜趕回了團部。把董平輿呈上來的證據翻譯成中文後，關玉衡發現，中村隨身攜帶的筆記中，頭一篇就交待了他的真實身份：昭和六年一月，日本帝國參謀本部派遣他做情報科情報員。他竟然是貨真價實的日本陸軍大尉！此外，筆記里不僅寫著中村在日本東京出發送行的情況，還詳細記錄了他一路所經過的地點，比如洮南府、哈爾濱、齊齊哈爾、海拉爾、免渡河……

身份既已確認，關玉衡開始對中村等人進行正式審訊。沒想到，面對鐵證如山，中村依然不認賬。關玉衡在《中村事件始末》一文中回憶：「中村的態度傲慢自大，自稱是『大日本帝國陸軍大佐』，蠻橫暴躁，以不會說話為由企圖推卸間諜罪責，嗣乃用日語審訊……從他的神氣上也可以看出他是日本軍人的樣子，但他依然供認是『退役』的陸軍大佐。」

日本的「大佐」，相當於的上校，比大尉要高三級。中村自抬身份，又強調已經「退役」，無非是想推卸日軍的罪責，同時嚇唬軍人。關玉衡當然不會被所謂的「大佐」身份嚇到，這個性情豪爽剛直的東北漢子，17歲投筆從戎，是張學良在東北講武堂的同窗好友，也曾在兩次直奉戰爭中摸爬滾打過。

見一時撬不開中村的嘴，關玉衡便先去審問另一名日本人井杉延太郎。果然，井杉延太郎隨即承認，自己是曹長，現已退役，在一家采木公司工作，此次是做中村的助手；中村是陸軍大尉，所帶的地圖全由中村自己掌握；俄國人叫米羅闊夫，會日語，負責看俄文地圖兼做翻譯。

從中村所帶的種種文件和井杉延太郎的口供來看，事實再清晰不過，中村的軍人身份確鑿，獲取軍事情報的證據擺在眼前，毫無疑問，他是日本參謀本部派遣的軍事間諜。

既然如此，軍隊在的領土和防區內，逮捕、審訊外國間諜，甚至按照的法令與國際慣例處決國外間諜，本應是完全正當的行為。然而，此時的關玉衡，卻只覺得眼前的四個人太棘手了。他很清楚，弱國的外交總是不利的，如果放了中村一行，無異於放虎歸山，中村等人探取的情報必然被日軍掌握，並且，日方很可能還會倒打一耙，污衊軍人無故扣押中村等人；可若不放人，日本人在東北享有治外法權，但凡走漏風聲，日本有的是辦法將中村一行要回，後果同樣不容樂觀。

如何才能妥善地處理這個間諜案件？關玉衡決定在全團召集連級以上人員開會，集思廣益，徵詢意見。

秘密處決

6月26日下午，屯墾三團連級以上幹部集中在團部軍帳內。關玉衡說明情況后，軍帳內一時議論紛紛。有人表達了與關玉衡同樣的擔憂，說弱國無外交，一經暴露，一定會被日本政府要回去，更會再派間諜來破壞；有人提出放中村走出去，在路上悄悄殺掉；還有人認為，應該行使緊急處置權。

董平輿則直接建議：「現在是弱國，並無外交可言，我們若將中村等解送瀋陽，日寇必將他們及其所攜帶的調查筆記、地圖等全部索回，並且還要我方賠禮道歉，其結果徒惹得許多麻煩，毫無益處。並且中日兩國既是世仇，而且按照國際法，外國的軍事間諜是可以處死刑的。故無論如何，不能將他們釋放，也不可把他們解送瀋陽，唯一辦法就是把他們在這裡秘密處死。」

秘密處死中村等人，關玉衡最初並不贊成這種做法，他的想法是「明正其罪行，公開處置」，但思慮再三，覺得公開處置確實像董平輿所說，只是徒惹麻煩。於是，關玉衡提出對中村等人進行二次審訊，進一步取得他的口供，再作最後決定。

26日晚，夜幕已深，興安屯墾軍第三團團部，對中村的第二次審訊開始了。中村大約意識到自己罪責難逃，先是大放厥詞：「如果不放我，我要上告政府，關東軍饒不了你們！」接著，竟然在審訊現場與三團士兵打鬥起來。關玉衡本來不主張刑訊，見此情景，不得不大聲喊：「捆倒了打！」一聲令下，官兵們一擁而上，拳腳相加，中村面對眾人，氣焰更加囂張，乾脆拿出日本武士道的本領瘋狂廝打。直到站在一旁的關玉衡惱怒至極，「刷」地抽出戰刀，中村才收斂了氣焰，乖乖地供認其間諜罪行。關玉衡本以為中村這下老實了，誰料，借著在筆錄上畫押的機會，中村仍不死心，又與官兵廝打起來，甚至還試圖奪去士兵的武器，沒辦法，三團官兵只好將其打暈在地……

誰也沒想到，就在雙方激烈廝打時，中村手腕上的手錶被扯了下來，掉落在地上。可惜，當時緊張的氛圍下，審訊的官兵沒有一人注意到這個細節，更沒有人想到，這塊手錶後來竟成了致命的隱患。

話說回來，中村的囂張讓關玉衡更加感到事態的嚴重，雙方已經動手，此時若放走中村一行，即便有口供和證據在手，恐怕日方也不會善罷甘休。想到興安屯墾區屬於邊境軍事地區，成立之初東北長官公署就曾照會各國領事館，稱「興安區乃荒僻不毛之地，山深林密，唯恐保護不周，謝絕參觀遊歷，凡外國人要求入區者一律不發護照」，禁令在先，如今中村等人卻假冒農業專家進入軍事禁區，證據確鑿，理在我方，關玉衡和三團幹部終於統一意見，下定決心，當晚將中村一行秘密處決。

這時，時間已是26日午夜12點30分左右，確切地說，是27日凌晨零點30分左右。關玉衡生前在回憶文章中寫道：「把中村大尉等四名間諜犯，一併槍決……為嚴守保密計，派團部中尉副官趙衡為監斬官，押赴後山僻靜處所執行，連同行李、馬匹，除重要文件呈報外，一律焚毀滅跡。」

不過，關於秘密處決的方法，董平輿的回憶有所不同：「是日夜半，遂將中村等一行四人用繩縛綁，並用棉花堵塞其口。副官趙衡率親信士兵十餘人把中村等一行四人用馬車拉到後山七八里處，用煤油潑澆點火，把他們燒死……其餘全部焚毀，投灰於洮兒河內。」而時任三團二營中尉騎兵中隊長的金東復，在《中村事件親歷記》一文中的說法則是，「為防止槍聲引來不測」，「制定了『刀殺』的行動方案」。

到底是槍決，還是火燒，抑或刀殺，時隔86年，我們已經無法探究哪種說法是最準確的。但無論如何，軍事間諜中村震太郎一行四人，在察爾森一帶消失了。

第二天，天剛蒙蒙亮，關玉衡就帶著所繳獲的間諜證件和證物，赴興安屯墾公署所在地向上級報告中村之事，同時，第一時間擬就快郵代電連同間諜罪證託人轉呈給當時在北平養病的張學良。

而在三團內部，關玉衡再三嚴令，任何人不許泄露處決中村等4名間諜犯的事情，違者以軍法論處。遺憾的是，再三嚴令之事，最終還是泄密了。

手錶泄密

中村一行被秘密處決后的半個月，一切都風平浪靜，直到7月中旬。從1984年開始就致力於搜集中村事件歷史資料的馮學忠告訴記者，日本方面最早察覺到中村震太郎的行動可能出現異常的，是日本關東軍特務機關的片倉衷大尉。

原來，中村震太郎進入興安一帶刺探情報之前，就是片倉衷接待的他。出發前，雙方約定了一個日期，到時片倉衷到王爺廟（今烏蘭浩特市）接應中村等人。誰知，約定的日期已過去了好久，一直到7月18日，片倉衷也沒有在王爺廟找到中村的蹤跡。他感到情況不妙，就前去哈爾濱向關東軍特務機關彙報。

幾乎與此同時，日本關東軍的「少壯派」板垣征四郎、石原莞爾一行，正在東北參加所謂的「北滿參謀旅行」——這已是他們的第三次「參謀旅行」，說白了，其實就是侵華前的軍事情報偵察和搜集。這一次，他們到達黑龍江省昂昂溪時，正好遇到井杉延太郎的妻子、昂榮旅館的女主人，她告訴板垣和石原，自己已與井杉失去聯繫將近一個月，請求關東軍協助尋找。

多條線索匯在一起，日本在東北的各個情報機關迅速開始了尋找中村下落的行動。

不久，日本在齊齊哈爾的一個情報聯絡點——朝日旅館兼妓院的女特務植松菊子，從一名嫖客口中探聽到風聲，說是前不久兩個日本人、一個俄國人和一個蒙古人被屯墾軍殺害了。這個嫖客還透露了一條關鍵線索，中村的手錶就在屯墾三團三連司務長李德保手中。

原來，中村被處決當晚，手錶掉在地上后，李德保恰好前去送夜餐，心中貪念閃過，竟然隨手撿起手錶裝入了自己的口袋。後來為償還賭債，他又把手錶抵押在王爺廟的一家當鋪。

貪財的李德保全然不知，這塊手錶並非一塊普通手錶。「這種手錶是日本廠家專門為日本軍官生產的高級手錶，表的全部機件全都固定在三條金屬構件上，所以被稱為『三道梁』手錶。」馮學忠解釋說，「三道梁」手錶通常不會在日本市場上流通，更不會出現在市場。

植松菊子的情報傳到關東軍特務機關，特殊的「三道梁」手錶自然成了關東軍搜尋的重要目標。那麼，王爺廟當鋪里的手錶又是如何被日軍拿到的？

董平輿的回憶中只簡單提了一句：「中村被扣后，他所戴的手錶為我看守士兵摘去，典於洮南一當鋪中，后被洮南日本領事查獲買去。」而根據關玉衡的長子關松軍在1998年接受馮學忠訪談時的說法，手錶被日軍獲取的關鍵，竟是日本間諜川島芳子設的陷阱。

據說，李德保是個吃喝嫖賭抽五毒俱全的好色之徒，為此，時任奉天特務機關長的土肥原賢二派出了著名的女間諜川島芳子。川島芳子原是滿清肅親王善耆的女兒，辛亥革命后被善耆送給日本浪人川島浪速做養女。從小接受日本軍國主義教育的川島芳子，成年後長期為日本做間諜，1928年的皇姑屯事件、後來的「九一八」事變及成立「偽滿洲國」，都不乏她的身影。

接到土肥原賢二的命令后，川島芳子便通過朝日旅館的老闆和之前透露消息的嫖客，將李德保引到旅館內。李德保哪裡是川島芳子的對手，幾杯酒下肚，便把屯墾三團處決中村等人的事情竹筒倒豆子般說了個乾淨。酒足飯飽之際，川島芳子騙李德保說，自己從南滿帶了不少「白貨」（海洛因），因急於回國想低價出售。一心想要發大財的李德保馬上就說要全部買下，只是隨身帶的錢不夠。川島芳子裝作無意道，錢不夠，有什麼抵押物也可以。果不其然，李德保當即拿出了一張當鋪的契票……

就這樣，關東軍特務機關憑藉川島芳子騙到手的契票，從當鋪贖回了中村的「三道梁」手錶。而自以為天降橫財的李德保，當晚就被川島芳子一杯毒酒送了命。

見到手錶的土肥原賢二大喜過望，當時，日本軍部正在策劃軍事佔領東北，只是苦於無借口，責成他「便宜行事」。如今，有了「三道梁」手錶在手，中村之事對他而言簡直是天賜良機，至於中村等人是否真的已經死亡、到底因何而死，從來就不是他關心的內容。

據關玉衡回憶，土肥原賢二還執意親自到興安地區勘察，名為尋找更多的所謂「證據」，實則到處煽風點火，甚至意欲勾結蒙古貴族。只不過，由於屯墾軍嚴陣以待，土肥原賢二沒有討到什麼便宜，就灰溜溜地中途折返了。但這絲毫沒有影響他和關東軍蓄謀已久的決定，他們要借中村之事大肆炒作、控制輿論。

倒打一耙

1931年8月的瀋陽城，中村震太郎失蹤之事鬧得沸沸揚揚，日本浪人也趁機到處尋釁滋事。在沒有找到中村等人屍體的情況下，日本在東北經辦的《盛京時報》《朝鮮日報》《泰東日報》等報紙，連篇累牘地發表混淆視聽、造謠中傷的消息，諸如「聞中村震太郎入蒙地攜帶的鴉片和海洛因，為興安區土匪所殺」，「第三團官兵為搶劫鴉片、海洛因而害人越貨，必須把關玉衡槍決抵償，並著該區賠償一切損失」之類。

8月17日，日本陸軍省發表了所謂的《關於中村大尉一行遇難的聲明》，聲明對中村等人的間諜罪行隻字不提，反而倒打一耙，故意歪曲事實，言之鑿鑿地聲稱「帝國陸軍大尉中村震太郎在滿洲被張學良的軍隊劓鼻割耳，切斷四肢，悲慘遇害」，這是「帝國陸軍和日本的奇恥大辱」。

與此同時，日本政府、陸軍省和參謀本部分別指使日本駐瀋陽總領事林久治郎，一再向東北當局提出「強烈抗議」。儘管東北當局多次駁斥，興安屯墾區自成立開始就謝絕一切外國人入內，但林久治郎依然提出種種無理要求，要求方面賠禮道歉，賠償損失，懲罰肇事者，並保證今後不再發生類似事件。

而在日本國內，日本軍國主義分子更是緊緊抓住中村事件這一「天賜良機」，渲染事件、煽動民眾、鼓吹戰爭的鬧劇此起彼伏。

據東京《朝日新聞》1931年8月18日的報道，就在8月17日日本公開所謂「中村大尉遇害」消息當天，中村震太郎的岳父、預備役少將羽入三郎便摟著中村的孩子，對記者發表了一番「痛徹心扉」的談話，「為國捐軀是軍人的生平夙願，遺憾的是並非戰死疆場，尤其是想到被兵折磨殺死，想到當時瞬間所受的痛苦……一見到對那些事一點兒也不知道的這個孩子，一邊問『爸爸什麼時候回來呀』，一邊扳著手指計算日子盼望著的樣子，就感到十分可憐。」末了還不忘對媒體呼籲，希望能給中村「報仇」。

以中村事件為借口，東京等地的軍官為中村震太郎舉行了遠超過正常規模的葬禮。不久，日本又將中村事件改編成電影，證據確鑿的軍事間諜中村震太郎，在影片中竟然完全被塑造成「為國捐軀」的「民族英雄」。在種種鼓吹和煽動下，日本軍人紛紛走上街頭、學校、工廠、村鎮，採取各種宣傳形式鼓吹擴軍備戰，叫嚷要為中村「報仇」，「武力征服滿蒙」，「保衛帝國的榮譽和生命線」。

更令人瞠目結舌的是，駐紮在八日市的日本空軍，利用飛機在福井、金澤、富山、松本等城市的上空投放傳單。傳單圖文並茂，標題是《醒來吧！同胞！重視我們的國防！》，圖上卻赫然畫有東北地區的地圖，地圖上還公然畫了一面日本國旗，旗上寫道：「啊！的特殊權益！」

9月4日，日本陸軍省公開宣布：「如不迅速解決『中村大尉遇害事件』，則採取第二第三種手段，根據近10天的發展，陸軍也可能單獨採取某種強行手段。」9月8日，就連日本政府內閣會議也就中村事件進行專門討論，威脅政府，稱如果方面不能迅速以誠意從事調查，「則日本軍事當局與外交當局應會同決定報復行動」。力主武力解決的陸相南次郎甚至表示，「已抱最後決心」，「已有最後準備」，儼然已經做好了發動侵略戰爭的準備。

折衝外交

就在日本方面大肆炒作輿論時，關玉衡此前託人轉呈給張學良的快郵，終於收到了回復，張學良在電報中指示：「妥善滅跡，做好保密。」有了這封電報，面對日本方面的來勢洶洶，關玉衡沉著冷靜，毫不慌張，一方面請還在北平的張學良退還中村間諜的證據，以便日後更好地與日方交涉；一方面尋找機會，向時任東北軍參謀長榮臻（張學良在北平養病期間，由榮臻代理東北軍副司令長官職務）報告中村事件的內情。

9月10日，東北軍炮兵重炮旅旅長王致中來到了屯墾三團關玉衡處，他是受榮臻的委託，以私人名義和關玉衡商議中村事件的應對之策。

當時，榮臻尚未見到中村間諜的證據，又聽到興安區部隊可能嘩變的流言，生怕屯墾三團在日方的重壓下無以應對，部隊果真嘩變。因此，王致中進門頭一句話就是：「玉衡，千萬不可把事態擴大！」緊接著，他又轉達了榮臻的主意，能拿出證據，可以進行折衝外交，如果拿不出證據，就送關玉衡取道滿洲里前去蘇聯。

聞聽此言，一直擔心丈夫安危的關玉衡妻子插了一句：「走蘇聯是上策，到瀋陽折衝外交，日本人是不講理的，乃屬中策。可是嘩變全軍皆帶家屬，談何容易，乃是下策。」但關玉衡卻不願採取「上策」，他堅定地說：「我所辦的案子件件有據，宗宗有理。只要將原始證件全部調來，我就去瀋陽，如果（日本）蠻不講理，我相信我團官兵寧為玉碎不為瓦全……」之後，關玉衡的許多老友也勸他出國避避風頭，但他始終只有一句話：「日本間諜到我防地偵察破壞，我處死他們沒罪，好漢做事好漢當，我做了死的準備！」

這時的關玉衡還沒有意識到，日軍不僅僅是蠻不講理，而是蓄謀已久，不管他是否出面對質，不管證據是否有力，對方遲早都會挑起戰爭。

他也不知道，自己決定去瀋陽對質的同時，鐵了心藉機挑釁的日本卻在外交上步步緊逼，林久治郎一天之內竟然三次向榮臻提出「抗議」，要求交出關玉衡為中村震太郎「償命」。榮臻迫不得已，只好派憲兵司令陳興亞率領一團憲兵，大張旗鼓地赴興安區去「拿辦」。沒過幾天，瀋陽城裡開始流傳：關玉衡已被押解進城，投於某監獄中。緊接著，日本新聞記者紛紛攜帶照相機，到處查尋關玉衡的下落，瀋陽城裡的日本浪人也不安生，一次次地跑到某監獄去鬧事，揚言要親自懲戒關玉衡，為中村「報仇」。

這些日本人根本沒想到，此時的關玉衡正悄悄住在憲兵副司令李香甫家裡。原來，陳興亞一行大張旗鼓的「拿辦」，只是做給日本人看的，他們尚未抵達屯墾三團時，王致中已經帶著關玉衡到了瀋陽。抵達瀋陽的當晚是9月16日，榮臻、關玉衡、王致中等人同坐一席，關玉衡將中村事件的前因後果面對面詳細彙報給榮臻，也是在當晚，榮臻親眼見到了張學良從北平派人送回的中村間諜活動的鐵證。為防止關玉衡被日本人暗殺，晚飯後，榮臻安排關玉衡住進了李香甫的私宅，李宅前面是利達公司，且掛米字旗為掩護，相對安全一些。

第二天，榮臻奉張學良之命答覆林久治郎：經調查中村案，現已將興安區三團團長關玉衡「扣押」，即為負責之處理。隨後，手握中村間諜活動證據的榮臻，正式開始與林久治郎進行中日談判。

直到此時，包括張學良、榮臻等人在內的東北當局，還幻想能夠通過外交談判解決中村事件。然而，他們萬萬沒料到，就在談判過程中，一場預謀已久的侵略爆發了。

最後一次談判

9月18日下午，東北邊防司令長官公署，林久治郎與榮臻就中村事件展開會談。時任東北軍長官公署副官處副處長的李濟川回憶：「因事機秘密，林久治郎會說話，這次會談沒有譯員。會談之前雙方很嚴肅，甚至連外交上的禮節都免了。屋內只有榮（臻）、林（久治郎）和我。」

一開始，榮臻曾想讓關玉衡出面對質，但一提起關玉衡，林久治郎的態度就極其惡劣兇狠。榮臻只好將關玉衡的書面抗議拿出來，林久治郎看了仍然不服。直到榮臻將從中村身上搜出的軍用地圖等證物亮出，他的態度才有所轉變。

李濟川記得，林久治郎看到這些物證時，精神很緊張，急得滿頭大汗，拿出手帕不停地擦。稍後，林久治郎靜下來，用蠻不講理的口吻對榮臻說：「日本軍人橫暴，不服從外交官指示，行動自由，這是我們陸軍省的斷然辦法，到現在這個緊要關頭，別的談不到了。」榮臻也不甘示弱，針鋒相對：「我們的軍人也很橫暴，你們沒有護照，擅入興安屯墾區繪圖拍照，辱罵他們，我們也沒辦法。」談判頓時陷入僵局，林久治郎生氣地轉身而出，臨走還威脅說：「中日友好關係的破裂，我不能負責。」

不過，據關玉衡回憶，林久治郎後來又返回了長官公署，重新談判。即便已經看到了中村從事間諜活動的鐵證，返回談判桌的林久治郎依然強硬地提出了四項條件，並且，每一項條件後面都附有更苛刻的內容：

一、道歉（必須由興安區首長行之）；

二、處罰責任者（按法律自行處罰）；

三、賠償一切損失（除行李馬匹作價賠償外，須按日本陸軍撫恤條例，中村大尉按陣亡撫恤之）；

四、保證以後不得再有類似事件（洮索鐵路之建設，可購買滿鐵剩餘材料，並准許日本人在興安區購買土地從事開墾耕種）。

榮臻閱畢四項條件，稱「得請示，等候張副司令批示再行換文」。雙方關於中村事件的最後一次談判至此結束。

18日當天，榮臻甚至還派人前去李香甫私宅告知關玉衡：「關於對您的處理問題，將來批准這段外交的話，也就是把您調離興安區，一了百了矣。」李香甫當時在場，對關玉衡說：「這算喜事，晚間設宴為你祝賀。」

話沒說完，就有憲兵進來報告說，早上見到南滿站的牆上貼了布告，說日軍「近日以來舉行秋操」，「滿鐵附近居民突聞槍聲勿得驚慌」。此時，不管是李香甫，還是關玉衡，都沒有想到，這樣的布告和近幾天日軍的種種表現一樣，都是故意麻痹國民政府而已。

兩天前的9月16日，日本《朝日新聞》等報以突出的位置刊登了關東軍特務頭子土肥原賢二的照片，照片上的他正在離開東京前往東北的火車上，一反常態地滿面微笑，對記者說：「想以中村事件為機會解決若干累積的滿蒙問題是很自然的，其手段方法要由外務當局來實施，作為陸軍不過是從側面進行支援而已。」

9月17日，日本駐華公使重光葵還向中外發表聲明，說因為中村事件而「盛傳日本軍隊有動員計劃說，全系無稽之談」。

然而，重光葵的聲明不過24小時，林久治郎和榮臻的最後一次談判后不過幾個小時，日本軍隊就突然向東北軍駐地瀋陽北大營發動襲擊，炮轟瀋陽城，震驚中外的「九一八」事變爆發了。

由於國民政府奉行「不抵抗」政策，東北128萬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短短4個多月內全境淪陷。而關玉衡留在東北的親人和東北百萬民眾一樣，流離失所，慘遭日軍蹂躪。

值得慶幸的是，9月20日拂曉，關玉衡喬裝打扮，順利躲過了日軍的搜捕，乘火車抵達北平。為抗擊日寇，他在香山慈幼院託孤后化名國爾家，到上海參加了東北義勇軍後援會。1932年6月，改名郭爾佳，到內蒙古建立開魯後援會和義勇軍，戰鬥在抵抗偽軍的前線。1936年，關玉衡被張學良委任為東北軍少將炮兵師長兼陝西省橫山縣縣長。「西安事變」爆發后，他積極組織抗日武裝，與我黨聯繫密切。因為他的愛國抗日行動，周恩來曾稱他為「愛國軍官」、「愛國民主人士」。

令人心痛的是，親日分子何應欽等人後來竟指責關玉衡，說什麼處死中村震太郎是引起日本出兵東北的「罪魁禍首」。直至今天，提起中村事件，網路上依然有類似的言論：「中村事件如果處理妥當了，『九一八』事變是否就不會發生？」殊不知，「九一八」事變的策劃者之一花谷正在戰後的回憶錄中早已說過，關東軍早在1931年春天就已開始策劃「九一八」事變。侵略者早就在尋找武裝侵華的借口，所謂的「中村事件」，只是他們蓄意挑起戰爭的一個小小理由罷了。

時至今日，中村事件已經過去了86年，在當年事件的發生地科爾沁右翼前旗察爾森鎮，中村事件展覽館正在籌建。即將建成的展覽館，記錄著中村事件的前前後後，也記錄著關玉衡和中華民族的眾多熱血兒女一起，不屈不撓抵抗日寇14年的歷程。它更警示我們，莫忘歷史，時刻銘記曾經弱國的恥辱外交，銘記日本帝國主義的侵華罪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