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雅梅：特朗普「百日新政」的外交態勢

[ 內容提要 ] 評價川普「百日新政」的外交表現，離不開對其前任外交遺產的評價。美國社會輿論對歐巴馬外交的評價毀譽參半，折射出對美國外交發展方向的深層思考，這是川普外交不可忽視的民情民意，約束其在外交上徹底推翻前任的衝動。從第一個100天的外交新政看，川普確立了外交服務於國內議程的宗旨，塑造了貿易與安全兩大外交議題，繼續以中東、歐洲、亞太三大地緣板塊為戰略抓手，體現出一個「學習曲線」的進程。隨著川普外交與安全班子內部對於決策影響力的爭奪日益浮現，預計今後決策可能趨於自律和謹慎，不排除局部戰略冒進的可能。中美關係將迎來一個更艱難的磨合期，摩擦與合作、挑戰與機遇並存。

[ 關鍵詞 ] 美國外交 百日新政 川普外交 歐巴馬遺產

美國新任總統執政的第一個100天歷來有「蜜月期」之稱，是總統展現領導風格、擴張權力影響力的關鍵階段，「百日新政」則成為衡量總統績效的一個指標。自川普就職以來，相對於他在移民、醫改、能源、貿易等內政議題上迅速採取行動、積極兌現承諾而言，他此前在外交議題上的大放厥詞卻顯得「說易行難」，外交施為有所克制、收斂，顯露出回歸傳統的跡象。預期，下階段外交調適在反映川普及其團隊主張的同時，將是美國自身利益需求、民情好惡和外部環境等交織起來的綜合產物。由於這些影響因素的演變具有相對持久性和穩定性，川普政府的對外政策調整有望在變化中保持一定的延續性。

一、回顧：歐巴馬外交毀譽參半

回顧2016年總統大選，可以看到，輿情在曝光美國社會諸多問題的同時，也涉及國家強盛還是衰落以及下一步發展方向的爭論，並且對歐巴馬外交政策得失進行了全面反思和評價。總體上，輿情並未出現對前任外交的「壓倒性」反感，而是毀譽參半。這是川普「百日新政」在外交方向上發力的一個起點，也是外界研判川普政府外交不確定性下降、可塑性有所上升的一個現實基礎。

（一）「外交失敗」說

以參院外委會主席鮑勃•考克為代表，批評者認為，「就外交政策而言，歐巴馬是一位失敗的總統。」[1] 這部分觀點指出，歐巴馬從心理上抗拒動武，其外交被解除了「牙齒的武裝」，軟弱、天真、缺乏連貫性，因而削弱了美國的領導力，使美淪為國際風雲的旁觀者。[2] 與上任時相比，歐巴馬留下的是一個更加危險、動蕩、失序的世界，美國與、俄羅斯、歐洲等主要力量的關係趨向惡化，美國內遭遇恐怖襲擊的風險也在上升。在反對者看來，歐巴馬在幾項關鍵的外交考驗中跌跤，包括：美俄圍繞烏克蘭、敘利亞的博弈升級，重現冷戰陰影；TPP遭遇兩黨反對，亞太戰略的一大支柱動搖，傷及美信譽；在巴以問題上一度表現搶眼，結果不僅未能推動巴以和平，反而深化了巴以雙方的敵意。他最大的失敗在於，無力打敗「伊斯蘭國」恐怖組織，[3] 對敘利亞奉行機會主義的平衡策略，任由敘利亞戰火綿延6年之久，這成為歐巴馬外交遺產的污點。[4]

（二）「外交成功」說

歐巴馬本人曾高調標榜自己的外交成就：「地球上每個國家都認為，今天的美國比八年前更強大，更令人尊重。」[5] 一些政治精英，以卡耐基國際和平基金會資深研究員雷嘉•莫漢和阿什利•泰利斯等人為代表，在大選中選擇押寶民主黨，也對歐巴馬的外交表現大唱讚歌。積極的評價包括，認為他背負沉重的歷史包袱，應對國際權勢結構深刻變遷、華盛頓政治陷於分裂的現實，在兩個任期內都保持了較高的支持率，外交上「體面、幽默、剋制」，準確聚焦於讓美國繼續引領21世紀，留下了「沉甸甸的外交果實」。[6] 特別是，在阿富汗、伊拉克止戈休兵；對待伊朗、緬甸、古巴，從強推「政權變更」轉向平等對話，實現關係緩和或正常化。2016年7月間，蓋洛普、皮尤、BBC分別進行的三份民調顯示，美國的國際形象自2008年以來好轉，正面認同率分別提升了15%、50%、12%。[7] 輿論還指出歐巴馬外交取得成功的關鍵在於，他「識大局」，重視維護戰後七十年美國所悉心塑造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勇於反思並從全球邊緣地帶的誤導性軍事冒險行為中全身而退。難能可貴的是，他「懂得權力的界限」，能夠「將個人外交信念與社會情緒較好地結合起來」，以多邊合作的方式，兌現美對國際社會的承諾，保護美國利益和資源。[8]

（三）外交遺產有待完善

引起較大爭議的是歐巴馬外交的戰略布局、議題以及風格，體現出精英階層對美國外交下一步發展方向的期待。

首先，亞太「再平衡」戰略問題重重。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邁克爾•格林（Michael Green）和艾米•希爾萊特（Amy Searight）認為，亞太「再平衡」戰略是美國自越戰以來，最深思熟慮、持之以恆的重返東南亞部署，已經帶動美國的戰略關注和政策優先順序實質性地轉至亞太，這一態勢今後仍將繼續。[9] 但是，更多人意識到該戰略存在諸多問題：一是它加大軍事重返，強化了亞太地區安全困境，導致本應被解決的問題變得棘手，例如，朝核問題更加尖銳。二是TPP作為衡量「再平衡」戰略成功與否、檢驗美國對亞太承諾持久與否的標準，前景黯淡。三是該戰略畢竟顛覆了美國傳統上以歐洲、中東、東亞為支柱的外交優先次序，引起歐洲和中東盟友的擔憂，陷美國外交於「東張西顧」的戰略困境。

其次，在中東的「幕後領導」成效甚微。歐巴馬意識到，管理世界的代價高昂，並且美國社會情緒普遍反感對外軍事介入，因此，不再尋求充當全能型世界警察。2013年9月敘化武事件被一些人認為是歐巴馬的「決勝時刻」，因其成功避免把國家拖入新的地面戰爭。另一方面，歐巴馬也被批評對敘利亞政策缺乏軟、硬兩手準備，阿勒頗戰場意味著非戰和多邊合作的「幕後領導」策略難以為繼，是終結歐巴馬戰略收縮幻想的墳地。輿論熱議中甚至再度湧現新保守派的呼聲：「雖然戰爭並非我們本性所渴望的，但它卻是是保護我們所珍視的價值觀的手段，」[10] 這表明，美國「例外主義」情結中的干預衝動依然強勁。

第三，同盟關係需要修補。布魯金斯學會副會長布魯斯•瓊斯認為，現代史上沒有哪個國家像美這樣，擁有如此廣泛的聯盟體系；但美國越是長時間表現出猶豫不決，就越給外界留下「不作為」的印象，盟友的不確定感就越強，外交自主性就越強，與美國發生摩擦的可能性就越大。[11] 近年來一個明顯的趨勢是，美國的同盟關係趨向衰弱。歐巴馬在他致力推動的「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協定」（TTIP）、勸阻英國脫歐等問題上，接連受挫，倍受打擊。而歐洲盟國在遭遇烏克蘭危機、難民危機的過程中，均未得到美國的援手，深感被拋棄，與美疏遠。此外，沙烏地與美國在國際能源體系中展開博弈，加上不滿於對伊核問題的處理，頻頻向美國「叫板」。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會將美菲同盟引向何方，同樣引人關注。

第四，「高冷」風格不接地氣。歐巴馬外交的一個特色是依賴於外交政策演說。例如，他在布拉格勾畫「零核世界」，在開羅宣稱「掀開與伊斯蘭世界關係的新篇章」，在奧斯陸論證「正義戰爭」。對此，伍德羅•威爾遜中心副主席米勒（Aaron David Miller）認為，歐巴馬是語言的巨人，但世界不是按照演講稿來運轉的。喬治敦大學中東問題專家羅伯特•利伯爾（Robert J. Lieber）批評，「巧言」外交如過眼煙雲，稍縱即逝，更別提其落實及後續了。[12] 《國家利益》網站在列舉奧外交得失清單時稱，歐巴馬在任時兩袖清風、問心無愧、沒有暴露任何個人醜聞，他對自身能力過於自信，以至於目中無人。[13] 根據一篇CNN報道，國會議員專註於撈取政治資本，而不是甩開膀子幹活，他們中很多人以摧毀歐巴馬的政治議程為己任，這也註定了歐巴馬的特立獨行處處碰壁。[14]

二、當下：川普外交「說易行難」

鑒於前任的外交相對穩健，並且考慮到川普本人經歷選戰，政治符號已十分鮮明，他在外交上並不存在需要通過「反前任」來標新立異的負擔。他提出的外交主張是「所言即所想」，應該說能夠比較準確地反映其意圖。儘管美國主流媒體始終堅持「唱衰」，稱川普外交和安全政策正在駛入「未知水域」，斷言這種不確定性將造成更大國際動蕩；但是，川普在「百日新政」中呈現了比較明顯的「學習曲線」——重塑聯盟關係、重構外貿政策等主張歸於平庸，對俄、對華姿態出現比較大的逆轉等——體現出他的外交思想經由現實打磨，向傳統回歸，以至於中美均有學者得出川普外交是「新瓶裝舊酒」的結論[15]。

（一）外交服務於「美國優先」

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表明，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社會面臨中產階層「空心化」，對全球化產生反彈，大規模移民流動帶來的資源分配和就業競爭壓力更是激化了反精英情緒和本土主義情緒。川普治國理政秉持兩條基本價值——「美國優先」和「讓美國重新偉大」，以振興美國經濟、改善民生為頭號執政目標，誓言要打一場回歸和強化「美國特性」的保衛戰，捍衛「一個上帝之下的美麗國家」。[16] 為此，他執政伊始便在國內大刀闊斧地推行政治、經濟、社會改革，力求在短時間內取得立竿見影的效果。投射到外交領域，則表現為以激進的民族主義思潮為牽引，奉行利己主義的強硬外交，對過度自由的國際主義路線進行修正，並調整對外關係，以使美國從沉重的全球事務負擔重解脫出來。受到社會焦慮情緒的支配，川普外交整體上呈現收縮性的姿態。甚至有觀點主張美國卸下領導國際事務的包袱，因為「美國的領導權從來沒有得到廣泛的國際擁護，新科技還進一步稀釋了權力和影響力，相關努力成本太昂貴」。[17]

當前，美戰略界的一個基本共識是，美國家安全的主要對手有三個——「伊斯蘭國」是當務之急，俄羅斯是現實威脅，是長遠挑戰。鑒此，川普著眼於消除美國的經濟、社會和安全隱患，明確把打擊「伊斯蘭國」組織（IS）作為外交主題提出來。當然，對於一個經驗不足、言行充滿爭議性的政治新手來說，不排除當內政困擾增多時，他可能為緩解國內壓力而在外交方面採取更加強硬的態度。在與美國實際利益直接相關的領域，局部冒進仍可能增多。4月初對敘利亞化武事件做出武力回擊，就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川普鞏固自身執政地位的國內需要。

（二）突出貿易與安全兩大議題

當前美國面臨的外部經濟環境不樂觀，社會中確實存在強烈的反自由貿易的政治情緒，川普的外交議題往往被迅速轉化為內政、特別是經貿議題。例如，川普把美國製造業衰退歸咎於「貿易失敗」，又把後者歸因於貿易夥伴「匯率操縱」等不公平的手段。為此，「要在貿易政策方面保護美國主權，動用一切可用的手段來為美國出口打開外國市場；不會容忍匯率操縱、不公平的政府補貼、盜用知識產權等扭曲市場的不公平貿易做法。」[18] 還要面向世界進行國際經貿規則革命。二、三月間，美國國務卿蒂勒森和財政部長姆努欽先後赴德國出席G20外長會、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開啟了「著眼於公平性、重新調整貿易關係」的努力。從川普要求與盟國「公平分擔」防務費用、甚至一度把「一個」原則與對美做貿易讓步掛鉤來看，他傾向於把國際關係「商品化」，把政治關係和政治交往原則按照「美國優先」的公式作價，負面的「交易」和「零和」思維明顯。

另一個突出議題是軍事與安全。實際上，川普上台所依靠的主要力量便是軍工企業，「讓美國重新偉大」的重要基礎是擴軍，還有多位退役將軍在川普政府內擔任要職，包括國家安全方面的三位主要決策者——國防部長馬蒂斯、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麥克馬斯特和國土安全部長凱利。在白宮日前傳達的預算建議案中，大約18個政府部門開支削減20%，獨有軍費預算增加10%，其增強軍隊行動力的用心明確，軍事力量有可能成為川普外交的重要工具。川普已經重新強調了長期以來的聯盟關係，加大了海外的前沿部署軍力，表現出對於用軍事方案來應對和解決危機和挑戰的明顯偏好。

（三）盤活三大地緣板塊

受美國國家利益訴求和內外部處境的制約，川普在具體的對外政策調整上兼具變化性和延續性。基本穩定、不變的元素包括：維護美的國際領導地位，嚴防其他大國挑戰，以民主價值觀為實現國家利益的工具，以軍事結盟為抓手。發生變化的一面有：美國相對實力和國際影響力下降，盟友對美國的不信任情緒上升，美國內顧傾向加重。目前看，川普政府的對外戰略仍是以中東、亞太、歐洲三大地緣板塊為支柱和抓手，戰略布局並未發生根本性改變。

第一，新一輪政策調整以中東為「急務」，已經重磅出擊。川普政府把「伊斯蘭國」組織（IS）視作全球性威脅，並且轉變認識，重新衡量反恐相比於推翻巴沙爾政權二者之間孰重孰輕的問題。在策略層面，美國雖然希望通過某種形式的美俄合作解決敘利亞戰爭，但更加迫切的事，是扭轉俄羅斯強勢回歸中東、美國力不從心甚至失去敘利亞政治進程主導權的的局面。川普強勢涉足中東外交的主動作為明顯增多，包括增兵敘利亞並發動空襲，延長對伊朗制裁法案，邀請巴以領導人訪美，派高官往訪土耳其、伊拉克，美國還於3月22日在華盛頓主辦有68國外長參加的國際打擊IS反恐聯盟會議等。中東在川普外交議程中地位逐漸上升，既是反恐議程所需，也反映出川普外交對軍事工具的倚重。

第二，「太平洋地區仍是優先任務之一。」[19] 由於美國退出「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助理國務卿董雲裳宣布「歐巴馬時期的亞太再平衡戰略已結束」，這被一些媒體過度解讀，誤以為是美國從亞太撤出的信號。實際上，川普執政以來，同亞太的聯繫絲毫未減，反而不斷提升。防長和國務卿分別對亞太地區完成專程國別訪問。對日本，重申協防釣魚島的承諾；對韓國，推動如期部署「薩德」；對，強調「定義中美關係的只能是友好」；對印度，稱其為應對全球挑戰方面「一個真正的朋友和合作夥伴」。本屆政府還把朝鮮核問題視為亞太安全的首要關切，重新評估對朝政策選項，暗示對朝鮮軍事打擊，並將戰略武器集結在東北亞，派「卡爾•文森號」核動力航母戰鬥群巡邏。美國的亞太安全戰略趨向強硬。

第三，美歐關係齟齬不斷，但保持前行。川普一度盛讚英國「脫歐」、「唱衰」歐盟、對俄示好，顯得離經叛道，以至於歐洲理事會主席圖斯克致信歐盟成員國領導人，稱川普為「歐盟面臨的最大外部威脅之一」。英國首相特蕾莎•梅、德國總理默克爾訪美前後的雙邊關係噪音也不絕於耳。但是，川普派政府要員參加慕尼黑安全會議、北約國防部長會議，並將親自出席即將於5月召開的北約峰會等，反覆表達「強力支持北約」的決心，重申北約是美國和整個跨大西洋共同體的「基石」。在「通俄」事件發酵升級后，川普轉而對俄羅斯示強，要求俄將克里米亞歸還給烏克蘭，並加大增兵東歐和波羅的海等前線國家，強化遏俄行動。美俄關係重新滑向地緣政治博弈的窠臼，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於緩解歐洲對美國是否兌現安全承諾的擔憂，從而把美歐關係穩定在既定軌道上，波折是可控的。

如果說歐巴馬政府的基本思路是「推小博大」，在中小國家中「拉群」，以此來制衡大國；那麼，川普傾向的是「抓大放小」，重視大國關係，逐步回歸大國博弈的傳統路線。[20] 一個明顯表現是，川普自就職以來，無論美國與俄羅斯、及歐盟國家的關係如何波動，他均保持與大國溝通管道的順暢，為各組關係的轉圜留出了空間。從這個意義上說，川普外交新政的施為比其說辭更為謹慎、剋制、可塑性強。

（四）外交決策影響力之爭浮現

自1月就職以來，川普頒布的禁穆令「初生入死」、心腹弗林任職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僅僅25天就「閃辭」、新醫改法案折戟國會等，這些事態均加劇了他與華盛頓政治圈關係的分裂，重創了他作為新總統的權威，強化了內閣班子在外界眼中運轉不良的形象，有待釐清。雖然總統個人信念和風格固然會為美國外交打上鮮明的印記，但他並非一個孤立存在，進入總統角色之後，政策調整將更多地取決於對前任遺產的揚棄，對國家實力地位和外部環境的評估，特別是團隊決策的影響。據美國媒體報道，白宮顧問團隊已分化成三派，一派以白宮首席策略師班農為首，奉行極端保守意識形態；一派以家庭成員庫什納、伊萬卡為首，立場相對自由化；第三派是副總統彭斯和白宮辦公廳主任普里伯斯等共和黨主流派。各方圍繞人事任命、政策主張等問題互相詰難，局面混亂。貿易政策主張上也出現了派系，一邊是強硬的白宮國家貿易委員會主席納瓦羅，另一邊是持正統立場的財政部長姆努欽、商業部長羅斯及國家經濟委員會主席科恩等人，前者在博弈中逐漸失勢，有被邊緣化跡象。由於川普在外交領域經驗缺失，他將更加倚重其外交團隊和專業人士的意見。在各方影響力之下，特別是在各派力量之間搞平衡，意味著深層次矛盾和對川普執政的各種制約將長期存在，其決策可能趨於自律和謹慎，最終實施的會是相對摺中的保守方案。

三、展望

川普上台之初，大有與世界為敵之勢，伊斯蘭世界、移民、媒體、歐盟、以及美國所有的經濟競爭對手一時間似乎都成為他的鬥爭對象。相對於內政改革聲勢浩大、收效甚微的反差而言，川普在外交上的調整卻從執政初期的粗糙、衝動，在跌跌撞撞中逐步鋪開，趨向明確。

近年來美國對外政策調整軌跡表明，自二戰結束以來支撐美國霸權的聯盟體系出現部分鬆動，美國不得不更加重視其他國家在國際事務中的聲音，對外戰略呈現總體收縮與局部擴張並舉的態勢。一個不能忽視的情況是，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在其最新一份四年一度報告《全球趨勢：自相矛盾的進步》中主動發聲，警告稱：「美國治下的單極和平正在結束，西方崛起的進程正在發生逆轉，而亞洲在全球經濟中的分量重新恢復，」[21] 這與一段時間以來西方主流媒體擔憂世界步入「后真相、后西方、后秩序」時代的觀點不謀而合。[22] 今後川普外交會維護還是顛覆戰後七十年來美國所悉心塑造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在熱點問題上會止步於衝突管理，還是會開啟一場可能引發戰爭的軍事對抗？對的周邊環境和國際處境會帶來何種影響？這幾方面尤其值得密切關注。

就中美關係而言，隨著中美元首於4月初在佛羅里達州海湖莊園實現首次會晤，圍繞雙邊經貿議題、朝核問題、地區與國際安全等進行戰略溝通，中美關係走出了此前因台灣問題而發生的顛簸，有望從戰略層面穩定下來。兩國還成立安全與外交、全面經貿合作、執法和網路安全以及人文交流等四個對話機制，啟動貿易談判「百日計劃」，有助於雙方實現在合作議程上的有序「對接」。

目前可以看出，川普政府傾向於用「做交易」而非「搞對抗」的方式對待中美關係，對華態度中務實一面上升。3月18日，美國國務卿蒂勒森首次接受媒體獨家專訪時，就中美關係表態稱，「中美正在對決定兩國未來50年方向的問題進行研究。」[23] 這實際上否認了美國輿論所宣稱中美關係逼近「臨界點」的緊張狀態。美國國務院高官多次在情況介紹會上表示要建設「以結果為導向」的建設性、互惠的中美關係，[24] 呼籲人們把關注點從中美關係的措辭和語法上，轉到實質性議題上來。[25] 預計，中美關係經過短期摩擦甚或震蕩將重回穩定，兩國合作空間將有所拓展。這主要是因為，中美關係發展至今，兩國命運共同體已經「大到不能倒」。雙邊層面，兩國實現雙邊貿易關係「再平衡」的努力有望從打壓出口，轉向增加美國向出口，用「增量思維」解決貿易摩擦。地區層面，中美圍繞亞太地區安全和熱點問題的溝通更加密切，雙方對於穩定地區局勢肩負共同責任。在國際層面，中美從根本上都依賴於開放的國際經濟秩序，雙方利益已「嵌入」當前國際秩序的各項機制中，因而在維護和完善現有國際秩序、推動全球治理等方面有共同利益。

展望未來，困難不可小覷，中美關係仍將面臨更加艱難的磨合。第一，反全球化思潮和反自由貿易呼聲，使中美經貿關係中的緊張因素很難被抹平。第二，從川普的一貫涉華表態看，他本人對中美關係的複雜性缺乏了解，以經濟視角為主導，傾向於把中美貿易逆差視為造成美經濟問題的最大外部動因，把美的困難歸咎於，主張對華施壓。中美博弈有可能回歸傳統陣線，即潛在的摩擦集中在經貿、安全和台灣問題等方面，各種「政治牌」、「經濟牌」、「安全牌」等混合使用，從而加劇雙邊關係的對抗性。第三，美國戰略界的整體對華認知趨於負面，導致美國對華強硬的一面始終在加強。

此外還要看到，在全球化深刻演化而推動的世界變局中，美國對世界事務的主導力和改革能力有所下降，美國在中東、亞太及歐洲地區的一些盟友開始嚴肅考慮「后美國」、「后西方」世界的 「B方案」。相應的，與國際秩序的互動進入新時期，也需要從長遠出發，制定完整的全球戰略和對美戰略，主動謀划，在與美國、與世界的互動中發揮更大作用。

（文章來源：《和平與發展》2017年第3期）

註釋：

[1] 「Cocker Laments Obama』s 『Failed Presidency』 on Foreign Policy,」 September 29, 2016, http://www.corker.senate.gov/public/index.cfm/2016/9/corker-laments-obama-s-failed-presidency-on-foreign-policy。（上網時間：2017年3月31日）

[2] William A. Galston, 「Obama』s toothless foreign policy,」 Wall Street Journal, September 6, 2016.

[3] David Nakamura, 「Obama adopts a grand design to shape his legacy,」 The Washington Post, October 17, 2016.

[4] Greg Jaffe, 「The problem with Obama』s account of the Syrian red-line incident,」 The Washington Post, October 4, 2016.

[5] 「Remarks by the President at the Democratic National Convention,」 July 28, 2016, https://obamawhitehouse.archives.gov/the-press-office/2016/07/28/remarks-president-democratic-national-convention。（上網時間：2017年3月31日）

[6] Eliot Glassheim, 「Achievements of Obama』s presidency,」 Bismarck Tribune, March 14, 2016, p.5; C. Raja Mohan, Ashley J. Tellis, Discussion on 「America and the World: Obama』s Strategic Legacy」, New Delhi, Carnegie India, August 25, 2016.

[7] Linda Qiu, 「Mostly true: Obama says world opinion of US better now than eight years ago,」 Tampa Bay Times, July 28, 2016.

[8] Alan Philps, 「Obama』s presidency and the limits of US power,」 The National, June 23, 2016.

[9] George E, Jr. Condon, 「Will Obama』s Asia Pivot outlast his presidency?」 National Journal Daily A.M., September 2, 2016.

[10] Jonathan Adelman, Asaf Romirowsky, 「American war weariness? Think again!」 Ynet News, January 22, 2014.

[11] Bruce Jones, 「American Leadership in a World in Flux,」 March 10, 2014, https://www.brookings.edu/opinions/american-leadership-in-a-world-in-flux/。（上網時間：2017年3月31日）

[12] Howard LaFranchi, 「Havana speech: why foreign addresses are a hallmark of Obama』s presidency,」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March 22, 2016.

[13] Klaus Larres, 「Obama's mixed foreign-policy balance sheet,」 The National Interest, October 18, 2016.

[14] Stephen Collinson, 「Grading Obama: eight years later」, CNN Wire Service, February 9, 2016.

[15] 尹承德：《川普外交新政是「新瓶裝舊酒」》，中美聚焦網站，2017年3月27日，http://cn.chinausfocus.com/foreign-policy/20170327/14058.html；John Feffer, 「Trump』s New Foreign Policy Is the Worst of Both Worlds,」 Foreign Policy in Focus, April 12, 2017, http://fpif.org/trumps-new-foreign-policy-is-the-worst-of-both-worlds/。（上網時間：2017年4月10日）

[16] Remarks by President Trump at National Prayer Breakfast, February 2, 2017, https://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7/02/02/remarks-president-trump-national-prayer-breakfast。（上網時間：2017年3月31日）

[17] Robert Samuelson, 「The new world order 2017,」 The Washington Post, January 2, 2017, p. A. 13.

[18] The President』s 2017 Trade Policy Agenda.

[19] James N. Mattis, Senate Armed Service Committee, Normination Hearing Statement, January 12, 2017.

[20] 引自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副所長倪峰會議發言，詳見《國際研究學部專家研討如何把握當前複雜國際形勢》，《社科院專刊》2017年2月24日總第379期，http://cass.cssn.cn/keyandongtai/xueshuhuiyi/201702/t20170224_3428459.html。（上網時間：2017年3月31日）

[21]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 「Global Trends: Paradox of Progress,」 January 2017.

[22] 「Munich Security Report 2017: Post-Truth, Post-West, Post-Order?」 February 2017.

[23] 「Transcript: Independent Journal Review's Sit-Down Interview with Secretary of State Rex Tillerson,」 Erin McPike, March 18, 2017, http://ijr.com/2017/03/827413-transcript-independent-journal-reviews-sit-interview-secretary-state-rex-tillerson/。（上網時間：2017年4月10日）

[24] 「A Preview of Secretary Tillerson's Upcoming Travel to Asia,」 Susan A. Thornton, Deputy Assistant Secretary, Bureau of East Asian and Pacific Affairs, Washington, DC, March 13, 2017, https://fpc.state.gov/268444.htm。（上網時間：2017年4月10日）

[25] 「On-the-Record-Briefing: Previewing the Visit of President Xi Jinp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pecial Briefing, Susan Thornton, Acting Assistant Secretary for East Asian and Pacific Affairs, Via Teleconference, April 5, 2017, https://www.state.gov/r/pa/prs/ps/2017/04/269480.htm。（上網時間：2017年4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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