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三千事: 歷史中的俠與小說中的俠

武俠小說是成年人的童話，俠的人格已成為古代平民大眾和知識分子渴盼和敬慕的偶象。其實所謂英雄豪傑義士的強者，是弱者文化孕育出來的精靈，而由小說家提升、變形、彩繪的結果。因而歷史中的俠與小說中的俠有許多差異，士人與市人俠的觀念也有別，各自從不同層面從俠的世界中尋求支撐點，獲得心理平衡，在歷史發展過程中呈現著不同的軌跡和性格形態。

一、古遊俠意識與俠的形態

武俠階層的正式出現，大約在春秋、戰國之交，從平民分化出特殊的階層「士」，而士之中，文者為儒，武者為俠，做為武士之後又做為國士（國中戰鬥之士），充當統治者的精兵。然而，王室衰微，政歸諸侯，地方政權及政治上豪強世家的政治力量急劇膨脹，周平王東遷之後周天子「天下共主」的地位早已名存實亡，國士與國君的固定關係發生了動搖，形成了「邦無定交，士無定主」（卷十一，《周末風俗》，p.304）、「士之失位」（《滕文公下》）的局面。於是國士可以自由流動，成為遊俠的主要成員。春秋戰國諸侯公卿養士之風的興起與熾盛，為俠的產生與發展提供了活動場所，促進了俠的發展。齊國的孟嘗君田文、魏國的信陵君魏無忌、趙國的平原君趙勝、楚國的春申君黃歇等四君子門下的食客超過千人以上，其中文武兼備。下層社會的俠士們會集於四公子的門下，形成了《韓非子·五蠹》中指出的「養士遊俠私劍之屬」的現象。此時所謂的俠，顯然已成為一支獨立的社會力量，出現在政治舞台上。不過，細按司馬遷《史記》的《遊俠列傳》、《刺客列傳》，司馬遷已明確指出先秦社會存在三種俠的形態：遊俠、刺客，以及以四公子為代表的卿相之俠。

二、漢魏六朝俠的豪強化

其實戰國的「四公子」收攏賓客，從博徒賣漿者到雞鳴狗盜之徒，其間不乏任俠者，就已說明社會紛爭時期追求任俠之風的人很難保持特立獨行的特性，至漢代任俠者的豪強化群體化，已成為較為普遍的現象。漢劉邦以三尺劍起家，蕭何、韓信、張良等豪傑義士輔佐，其身份如《史記·留侯世家》的張良行刺秦始皇於博浪沙失敗，「亡匿下邳，為任俠」；《陳丞相世家》也雲陳平是位有俠風的謀臣；《黥布列傳》記英布曾「亡之江中為群盜」；又據《季布·欒布列傳》雲季布「為氣任俠，有名於楚」，所以班固《漢書·敘傳第七十下》說：「（韓）信惟餓隸，（英）布實黥徒，（彭）越跡狗盜，（吳）芮尹江湖。雲起龍襄，化為侯王。」指明他們均來自下層社會的任俠者。西漢至東漢期間權臣公卿出於爭奪權力，打擊政敵的目的，私自養俠，形成一股尚俠的風氣，這正如范曄在《後漢書·黨錮列傳》中的分析：「及漢祖仗劍，武夫勃興，憲令寬賒，文體簡闊，緒餘四豪之烈，人懷凌上之心，輕死重氣，怨惠必仇，令行私庭，權移匹庶，任俠之方，成其俗矣。」這時期的任俠者，按東漢荀悅在《漢記》卷十《考試》所下的定義：「立氣勢，作威福，結私交，以立強於世者，謂之遊俠。」「結私交」、「作威福」、「以立強於世」，帶有鮮明的政治品格，喪失了古遊俠的根本精神。

魏晉時期開始出現有虛構色彩的武俠，如干寶《搜神記》的《李寄》，李寄主動「應募」，智斬大蛇，可謂是有俠義精神的女子。陶潛《搜神後記》的《比丘尼》，記晉大司馬桓溫有謀反問鼎之心，比丘尼海浴，「溫疑窺之，見裸身揮刀，破腹出臟，斷截身首，溫驚駭而還。及至尼出浴室，身形如常」，尼警告桓溫：「若逐凌君上，形當如之」，桓溫「故以戒懼，終守臣節」。比丘尼顯然是一個關心社稷的俠。這幾篇俠義作品的價值，不在於提供了俠的變異形態，而在於以幻設性的內容，表達作家主體意識的思維方式。幻設性使得超現實的怪異與現實結合，產生了仙、鬼、妖以及有異術在身的豪俠、僧尼等超人形象，開啟了後代乃至現代武俠小說的筆路。

三、唐代多形態互融的俠

俠的形態至唐已趨向成熟，與前代不同的是，如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所云：「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說以寄筆端」，始「有意為小說」，唐人小說中的俠客被作家重新賦予了意義，虛構、誇飾、詩化了性格，由情節組成的俠客們活動的世界，不同於漢魏六朝，已經脫離了生存的現實世界。可以說從唐代始，的武俠觀念主要體現於虛構的小說世界中。唐代小說以前代所未有的特異的人物性格，曲折多變的情節，意料不到的轉變，特別是超凡入聖的輕功、暗器、劍術，開拓了文化觀念中對俠客的想象空間。 如論輕功，《繩技》中的囚犯，借獻技的機會，將長繩拋向天空，然後向上攀援，爬到高處，猶如一隻大鳥，從旁邊飛出，不知所蹤。《太平廣記》卷二九六的《潘將軍》，載一個十七歲少女能如飛鳥般上了寶塔，頃刻站在寶塔處的相輪之上，其輕功更勝於囚犯。《車中女子》中一個十七八歲女子用一匹絹，一端縛住了蒙冤落難的舉人胸脯，縱身帶他飛出宮城。在唐代，許多輕功都有專門的名稱，如《北夢瑣言》「許寂」條所說：「鹿盧蹺」以及龍躍、虎躍等，好像當時劍客都必須有一身輕功。論劍術，唐代也達到出神入化的境界。《蘭陵老人》中的老人，手持七口長短劍，舞於庭中。只見七劍在空中上下翻飛，有如電光。然後老人舉手一拋，七口劍飛了起來，同時插入地下，狀如北斗七星，有點近似雜技表演的性質。「許寂」條，又雲許寂在四明山遇到一對年輕夫婦，共同飲酒之中，那男子拍板高歌，歌詞唱的都是劍術之道。之後，從衣袖之中取出兩物一拉開，展而喝之，兩口劍躍起，在許寂頭上盤旋交擊，顯然這劍術屬於法術了。裴鉶《傳奇》中聶隱娘向尼姑某學習劍術，一年後，刺猿猱百無一失；后刺虎豹，皆決其首而歸；三年後，能使劍刺鷹隼無不中。詳細介紹了練習劍術的步驟。

唐代武俠小說的刺客、遊俠、豪俠的性格相互滲透轉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其間界限越來越模糊。如刺客或報恩或受雇於人而刺殺被打擊的對象，其行為是無是非無個人思想可言的。然而，如李肇《國史補》記述的無名俠，以及《原化記·義俠》中的劍客，弄清了事實真相后，卻放走了賢者，反而掉轉劍頭殺了僱主，刺客變成懲惡揚善的義俠。女俠聶隱娘、紅線依附權門，聽從方鎮之命，這本來是漢魏豪俠所為，而他們的報知己之恩，解主人憂而行俠的動機，則有點象刺客的行徑，兩人功成都不受賞，聶隱娘遁跡塵中，紅線浪跡天下，還不失古遊俠們的精神。再查宋李肇《太平廣記》卷一九三～一九五專立「豪俠」門，所錄唐人諸俠，除紅線、聶隱娘之外，尚有殺不情不義的情婦，敢於捨命救冤的馮燕；為國賊守信義，甘願受刑貶的侯彝；雄心勃勃，為了他人的愛情而仗義行俠，殺了「天下負心者」的虯髯客；因友人失其愛妓便不分好壞斬殺妓女及其父母的荊十三娘；路見不平，便拔劍相助的宣慈寺門子；乃至盜走文宗皇帝玉枕的田膨郎等等，統統歸入豪俠門下。可見當時豪俠概念的外延比較寬泛，內涵側重在「豪」的方面，至於他們屬於哪一類俠，俠的性質與含量，並不十分考究，故列身其間的身份、品性都極為駁雜。當時由上層流向綠林，或走出綠林投向上層豪強集團的身份意識，也遠不如後代人那麼清晰，可正因為中晚唐小說家開始注重小說的人物及性格情趣，因此才產生世俗化了的帶有點近代武俠色彩的多種形態的俠客群像，蓋為後世武俠小說家塑造形象時所本，就連超現實的法術、神奇的絕技、對超凡意境的追求、靈動飛逸的敘述模式，也為後代的俠義小說創作提供了參照，增強了小說的審美情趣。

四、宋明俠的世俗化

宋明文言小說寫俠的，從數量上看，並不少於唐代，可讀的如吳淑《江淮異人錄》中的《聶師道》、《李勝》、《張訓妻》、《洪州書生》；孫光憲《北夢瑣言》的《京十三娘》、《許寂》、《丁秀才》；劉斧《青瑣高議》的《任願》（此篇與《劍俠傳》所收文詞有出入）；羅大經《鶴林玉露》的《秀州刺客》；洪邁《夷堅志》的《俠婦人》、《花月新聞》；陸遊《南唐書》卷四十七《潘展》；張齊賢《洛陽縉紳舊聞記》的《百萬州遇刺客》；何薳《春渚紀聞》的《乖崖劍術》；無名氏《北裔記異》的《虯須叟》；周密《齊東野語》的《嚴蕊》等。上述多篇，在名為唐段成式編，實為明王士禎撰的《劍俠傳》中已收錄。

從俠義小說角度看，無論是俠道德和準則，也無論是類似血緣家庭關係的結拜形式，類親屬結構，含有政治性質的秘密結社，俠們的走向等等，《水滸傳》都最充分表現了那個時代俠的形態和水準。水滸好漢們，或如魯智深扶危濟困，反抗強暴；或如武松、林沖勇於復仇，雪恨洗冤；或如宋江為友犯禁，捨棄功名利祿。他們見良善受欺就奮起除奸懲惡；憐貧弱受難，就慷慨相助，一擲千金。為剷除不平，勇於自我犧牲，不圖回報。顯然各類英雄俠士，為了實現俠義俠節精神上的自我超越，不可動搖的實踐著，把古代的俠義推向巔峰，人物形象輝映著理想主義色彩。《水滸傳》採用了說書的體制，歷史小說的框架，將英雄傳奇、朴刀桿棒與話本小說的小說類的筆法結合起來，既有真實樸素、生活化的情景，又有驚人的細節描寫；人物性格既是生活化的個性，又有超凡的氣象。大起大落的生活道路，突然轉折的命運，激烈的打鬥、誇飾的形體動作，都帶有傳奇色彩。文體上，將俠義與公案捏合一體，因為俠以武犯禁必涉官司，問題是犯了禁的俠怎樣對待官府。古遊俠平冤除惡，揮劍而去，並不考慮行動是否合法與違法，但此時的俠，如武鬆手刃潘金蓮、斗殺西門慶之後主動向縣府自首，晁蓋等劫取生辰綱，宋江認為「犯了彌天大罪」。上梁山之前，許多義士曾在官府任職，深知法度，俠們法的意識逐漸增強，野性卻減弱。而這也埋下了走向招安道路的種子。

以義為紐帶，由以武犯禁的獨行俠，組合成仿親屬結構的軍事組織，其行俠的宗旨也由君子獨行其德的私義升華到替天行道的公義，在這一點上《水滸傳》的俠客超越了他們的前輩。然而，俠一旦接受了招安，邁出社會離軌者群體活動的江湖世界，俠義之義為對朝廷的忠心制衡，就不再是前期那種頂天立地的英雄漢，而成為朝廷消滅其他集團的工具，這就走上了一條悲劇道路。

五、清代俠的官化

從明中葉以後至清，古代白話小說系統中的俠義小說題材之廣泛，形態類型之多樣，都已超越前代，並定型化，形成較成熟的系列。神仙志怪與俠義結合的《濟公傳》、《綠野仙蹤》；兒女俠情小說《好俅傳》、《綠牡丹全傳》、《兒女英雄傳》（《金石緣》）；俠盜小說如《水滸後傳》、《后水滸傳》、《蕩寇志》、《綠牡丹全傳》（《宏碧緣》）；俠義與公案結合的，如《施公案》、《三俠五義》。而《三俠五義》最能表現此時期俠客的觀念。

毫無疑問，《三俠五義》中俠客行俠的動機，沒有脫離傳統古俠的俠客之義，這是當時武俠階層「任俠意識」的核心。第十三回作者說「行俠作義之人，到處隨遇而安。非是他務必要拔樹搜根；只因見了不平之事，他便放不下，彷彿與自己的事一般，因此才不愧那個『俠』字。」白玉堂、展昭夜盜苗秀的不義之財，周濟周老；歐陽春獨闖馬強的霸王莊，解救倪繼祖；小俠艾虎挺身幫助漁戶打退歹徒，無不是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俠義行動。

清代文化觀念中的俠依舊是真誠道德的崇拜者，不能摻雜虛假的個人功利目的，仗義行俠勿須對方回報，更不能用「俠客之義」的某些行為做為籠絡人心、博取名聲的手段，歐陽春說：「凡你我俠義作事，不要聲張，總要機密。能夠隱諱，寧可不露本來面目，只要剪惡除強，扶危濟困就是了，又何必諄諄叫人知道呢？」他們又特別重視個人尊嚴和武林榮譽，為了維護尊嚴與榮譽，犧牲性命也在所不惜。展昭被封為「御貓」，白玉堂要到東京找展昭比武，就是因為「只是有御貓，便不覺五鼠減色」，所以縱然「罪犯天條，斧鉞加身，也不枉白玉堂虛生一世」，看來俠的義氣中是包含個人的人格絕對不容侮辱損傷的成分。

不過，清代的俠客與前代又有所不同，較之《水滸傳》的英雄們逼上梁山又下山作了朝廷的御林軍，最後又不被朝廷所容的悲劇結局，《三俠五義》的俠們自覺充當皇家衛士，自覺維護王朝法制，從而封官進爵，結尾自然是喜劇的。

如果說司馬遷的《刺客列傳》強調的是「士為知己者死」的報恩精神，到唐傳奇的《聶隱娘》、《紅線》蛻變為報主子之恩，《三俠五義》、《施公案》則是報某清官的知遇之恩，實際是報效朝廷，對這一點，俠客們有明確的陳述。丁兆蕙說：「大丈夫生於天地間，理宜與國家出力報效。」智化也說：「試問天下至重者莫若君父，大丈夫作事，焉有棄正道，願歸邪黨的道理？」於是就連「鑽天鼠」、「翻江鼠」的「鑽天」、「翻江」的綽號有犯於聖忌，也只好改為「盤桅鼠」、「混江鼠」，可見在清人的眼中，俠客豪傑與綠林人物有很大的區別，區別就在於綠林草莽「不知法紀」、「不顧國家法紀」，未能象展昭那樣成為朝廷的「御貓」，《三俠五義》的俠們已是官化的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