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故事的成色，往往取決於它的開頭（三）

奧爾罕·帕慕克的《我的名字叫紅》

死亡令記憶鮮明。一個將死之人的記憶，因其將死，立刻平添了某種重要性和神秘性。馬爾克斯擅長利用這一點。他也深諳人們對死亡既恐懼又好奇的矛盾心理，不動聲色地加以利用。在《一樁事先張揚的兇殺案》里，他是這麼開頭的：

聖地亞哥·納賽爾被殺的那一天，清晨五點半就起了床，去迎候主教乘坐的船。

這個透露了兇殺的開頭，讓人無法抗拒。讀完第一句，讀者就立時關心起主人公的命運，無論他在那一天做任何事，讀者都在心裡大喊：天，他還不知道他要死了！

莫言的《檀香刑》也有個非常相似的開頭：

那天早晨，俺公爹趙甲做夢也想不到再過七天他就要死在俺的手裡；死得勝過一條忠於職守的老狗。俺也想不到，一個女流之輩俺竟然能夠手持利刃殺了自己的公爹。

而更令人拍案叫絕的開頭，來自奧爾罕·帕慕克的《我的名字叫紅》。

因為，現身講述兇殺案的，不是作者，不是兇手，也不是目擊者，而是死者本人。這本小說開篇就點出：我是一個死人。

如今我已是一個死人，成了一具躺在井底的死屍。儘管我已經死了很久，心臟也早已停止了跳動，但除了那個卑鄙的兇手之外沒人知道我發生了什麼事。而他，那個混蛋，則聽了聽我是否還有呼吸，摸了摸我的脈搏以確信他是否已把我幹掉，之後又朝我的肚子踹了一腳，把我扛到井邊，搬起我的身子扔了下去。往下落時，我先前被他用石頭砸爛了的腦袋摔裂開來；我的臉、我的額頭和臉頰全都擠爛沒了；我全身的骨頭都散架了，滿嘴都是鮮血。

這個殘忍而鮮血淋漓的開頭，帶來滿滿的驚嚇。死人開口講話了。他死得那麼慘。他會講個什麼故事呢？他是被誰殺死的？動機是什麼？

讀者被一樁兇殺案吸引，進入這個故事。可沒想到的是，作者卻在兇殺案背後埋伏了一個關於伊斯蘭細密畫藝術的傳奇。他就像一位技藝高明的細密畫師，一點一點描繪出十六世紀的伊斯坦布爾和風雨飄搖中的土耳其宗教、文化、傳統。

伍綺詩的《無聲告白》

最近看到的一部以死亡作為開場白的小說，是美籍華裔作家伍綺詩的《無聲告白》：

莉迪亞死了，可他們還不知道。

這句話簡練，卻抓人。彷彿莉迪亞在對他們無聲地大喊：我已經死了！又彷彿是讀者在幫莉迪亞大喊：她已經死了！你們知不知道？！

伍綺詩把鏡頭聚焦在那個時間、那個空間，莉迪亞已經死了，可家人還不知道，一切還在如常進行著——

1977年5月3日早晨6點30分的時候，沒有人知道莉迪亞已經死了，他們只知道一個無傷大雅的事實：莉迪亞來不及吃早餐了。這個時候，與平常一樣，母親在莉迪亞的粥碗旁邊放了一支削好的鉛筆，還有莉迪亞的物理作業，作業中六個有問題的地方已經用對勾標了出來。莉迪亞的父親正在開車上班的路上，他把收音機的旋鈕轉到WXKP頻道，WXKP是「俄亥俄州西北地區最佳新聞頻道」的縮寫，喇叭里傳出的靜默讓他心煩意亂。莉迪亞的哥哥邊從樓梯上下來邊打著哈欠，一副沒睡醒的樣子。莉迪亞的妹妹坐在廚房角落的一把椅子上，盯著碗里的玉米片，一片一片地吸到嘴裡抿碎，等待著莉迪亞的出現。最後，她不耐煩地說：「莉迪亞今天真能磨蹭。」

死亡將要打破一個家庭表面的寧靜和內里的沉悶。在死亡尚未被知曉的時候，這個家庭像往常一樣平淡忙碌地運轉著，日日重複的那些場景突然顯得莫名的荒謬。

伍綺詩給了所有讀者一個上帝的視角，去看透「正常」掩蓋下的「反常」，去體會莉迪亞和朝夕相處的家人之間，心靈上的隔膜和疏遠。

加繆的《局外人》

說到表現現實的荒謬感，加繆才是當之無愧的大師。他在《局外人》里冷漠、荒誕的開頭，會讓初讀者汗毛直立：

今天，媽媽死了。也許是昨天，我不知道。我收到養老院發來的電報：「母死。明日葬。專此通知。」這說明不了什麼。可能是昨天死的。

母親離世，對每個人來說都是沉重的打擊。而默爾索卻表現得像個局外人，一個冷眼旁觀者，一個置身事外者。他輕描淡寫地說出這個事實，甚至連準確的時間也不關心，彷彿是在說一個不相干的人的不相干的事。

這個開篇可謂驚世駭俗。然而，這種荒誕，在那個特殊的時代卻是可以理解的。因為這本小說創作於二戰時期。在那個荒誕的世界里，人是恐慌的、迷惘的，命運是未知的、不可把握的。個體被時代的巨浪所裹挾，孤苦無依，無能為力，身不由己。

默爾索沒有能力對抗荒謬的現實，於是轉而用冷漠、輕蔑和無動於衷去挑戰荒謬，反抗荒謬。在他眼裡，這個世界是荒誕離奇的；而在世界眼裡，他卻是離經叛道的。對親人，對情人，對朋友，對工作，對牢獄之災，甚至對自己的死亡，他始終無動於衷。

他以荒謬對抗荒謬的努力註定會失敗，註定會引他走向悲劇命運，但卻使他避免了順從和沉淪，使他成為自我的英雄。

加繆在小說開頭，用蘊含內在力量的平靜語調，為我們塑造了一個荒謬的人，引我們進入一個荒謬的世界。他將要講述的故事，是一個只有哲學家才能講出的深刻故事。

張愛玲的《紅玫瑰與白玫瑰》

作家的深刻，常常出人意料。有些作家會在故事一開篇，就道出自己對世界、對生命的深刻洞見，使人乍讀一驚。

最典型的，就比如張愛玲的《紅玫瑰與白玫瑰》：

振保的生命里有兩個女人，他說一個是他的白玫瑰，一個是他的紅玫瑰……

也許每一個男子全都有過這樣的兩個女人，至少兩個。娶了紅玫瑰，久而久之，紅的變了牆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還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的一粒飯粘子，紅的卻是心口上的一顆硃砂痣。

張愛玲隨手寫下的這段話，真可謂是膾炙人口。它被引用了無數次，以至於漢語世界里的人即使沒讀過這篇小說，也一定聽過「蚊子血」和「硃砂痣」，聽過「飯粘子」和「床前明月光」。

這段話常常被用來說明男人的「不知足」和女人的「被低估」，被用來強調「珍惜眼前人」的重要性，被用來批評男人不該喜新厭舊、見異思遷。

女人們往往會反覆讀這幾句話，陶醉在「床前明月光」與「心口上的一顆硃砂痣」所營造的唯美意境中，彷彿自己就是那個意境中人。

然而，我要說，這個開頭真的被大大低估了。它的深刻和精妙，全不在後半句的唯美，而恰恰在前半句的直白。

它最犀利之處在於：不留情面地告訴我們，無論我們如何努力，如何費盡心思地選擇，我們註定只能得到「飯粘子」和「蚊子血」。任誰再是美、再是聰明，也逃不過一個「久而久之」，普天之下，概莫能外。這是我們每個人的宿命。

也許，這才是張愛玲要說的話吧。然而，讀到這一層，未免有些慘烈和凄厲。好在她用唯美的語言加以修飾，使每個人讀起來都好受多了。

史鐵生的《病隙碎筆》

關於對命運的認識，對世事的理解，很多作家都曾在小說開頭給出自己的看法。比如列夫·托爾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再比如菲茨傑拉德的《了不起的蓋茨比》：

我年紀還輕、閱歷不深的時候，父親教導過我一句話，我至今還念念不忘。

「每逢你想要對別人評頭品足的時候，」他對我說，「要記住，世上並非所有的人，都有你那樣的優越條件。」

而我最佩服的，其實是史鐵生的《病隙碎筆》。這不是一部小說，而是一本散文集，但它仍然是一個故事，一個關於作家自己的故事。它的開頭，真的是參透了「命運」二字：

所謂命運，就是說，這一出「人間戲劇」需要各種各樣的角色，你只能是其中之一，不可以隨意調換。

史鐵生是個明白人。他一句話，就讓我對命運這回事有了形象的認知。

這就好比拍電視劇：有人衰一點，別人都等著殺青后的慶功宴，他卻早早就領了盒飯回家去。還有招搖過度的演員，一個不留神得罪了編劇，非要你踏進鐵定下墜的電梯（參見美劇《Friends》里的Joey）。

同樣是領銜主演，有人在戲里錦衣玉食，有人在戲里滿嘴啃泥。沒辦法，誰讓你進錯了故事。想通了，都不過是「人間喜劇」。

寫到這裡，收筆吧。二十個開頭，二十個故事。你最喜歡哪個開頭？哪個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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