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勝利國付出的代價，遠遠超過他們獲得的所有利益」 - Getting Closer to God's Voice 1985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勝利國付出的代價，遠遠超過他們獲得的所有利益；這代價如此高昂，以至於他們很快就發現自己無法為所得到的大多數利益而高興…..

 

考量全部狀況，這場戰爭奪去了雙方900萬人的性命；等於在六千五百八十萬參加戰爭的人當中，每八個人就超過一人死亡。在四又四分之一年的機械式屠宰行動中，平均每天有六千〇四十六人被殺死。大英帝國總陣亡人數為九十二萬一千人：帝國戰爭墓塚委員會的發起人法比安‧衛爾爵士計算，如果這些死去的士兵兩兩並肩列隊走過白廳大街，遊行隊伍需要三天半的時間才能通過衣冠塚…..

 

構成較大問題的，是在戰爭期間受傷的1500萬人當中，最後終身殘障的那些人。德國曾在戰爭中服役過某段時間的有一千三百萬人，其中多達270萬人因為傷勢而成為殘障，其中八十萬人領取傷殘津貼。這些人是奧圖‧迪克斯所描繪的悲慘的殘障人士：一度的前線英雄，卻淪落在貧困中乞討度日。

 

法國至少有一百一十萬戰傷者，其中10萬人成為完全失能者。過四萬一千名英國退伍軍人因為戰傷而截肢；其中三分之二喪失一條腿，百分之二十八損失一條手臂；另外有二十七萬兩千人遭受無需截肢的傷勢…..

 

此外，還有因為戰爭而精神失常者：65,000名前英國士兵因為「神經衰弱」領取失能津貼；許多人像詩人伊佛爾‧古爾尼一樣，餘生都在精神療養院裡度過…..

 

英國的社會精英實際上失去了一整個世代……一次大戰還通過使人殘疾與使人悲痛，在不論實質或隱喻的層次上都摧毀了過去一整個世紀經濟進步的成就。如我們已經見到的，有人估計戰爭的總成本達到兩千〇八十億美元之譜。然而這個數字大範圍低估了真正造成的經濟損害。

 

戰後年代的經濟慘況──一個由於貨幣危機而充滿通貨膨脹、信用緊縮、高失業率，以及貿易衰退與債務違約的時代──跟一八九六至一九一四年史無前例的經濟榮景相比──一個以物價穩定、貿易增長與資本自由流動為基礎的快速成長與全面就業的時代─再沒有比這個更悽慘的對照了。

 

第一次世界大戰把經濟「全球化」的第一個也是黃金的時代一筆勾消。士兵們無法理解，在死去這麼多人之後，竟然還是失業；在這麼多事物被摧毀之後，竟然只有這麼少──哪怕只是修理──的工作可做。

 

除了人口迅速恢復之外，問題還出在財政與貨幣穩定性無法重建。以事後的眼光，凱因斯可以批評各國政府努力平衡預算而不是舉債來創造就業；但事實上各參戰國早已經債台高築，而採行新的赤字預算帶來的利益是否能夠大過招致的成本，也是很大的問號。艾辰葛倫已經指出，兩次大戰之間的經濟問題，很大程度是由於各國不切實際地試圖恢復這時已經完全不合適的金本位。

 

民主國家的國會抗拒著古老的金本位規範的適用。僵化的勞動市場──勞工組織拒絕接受名目薪資被削減──讓數百萬計的勞工只能尋求失業救濟金。然而替代的選項在哪裡？那些試著讓貨幣貶值以躲避還戰爭債的國家，最後陷入的經濟慘況，比那些痛苦地返回金本位的國家還糟。一個浮動匯率的體系能否讓狀況更好，也是值得懷疑的。

 

在當時，巴黎和約的批評者對其中的財務條款不滿，堅稱讓德國揹負沉重的戰爭賠款注定了歐洲將有一場新的戰爭。這並不正確，如我們已經見到的。威瑪經濟並未被賠款壓垮，而是被自己搞垮….

 

早在一九一四年十二月伍德羅‧威爾遜總統就主張，任何和平解決方案「應該要有利於被視為民族的歐洲國家的利益，而不是為了讓任何國家將其政府意志強加於異族民族頭上」。

一九一五年五月二十七日他在對「強制實現和平聯盟」的一場演說中做了更進一步的表示：他清晰明確地主張「每一個民族都有權利選擇要在哪一個政府的治理下生活」。一九一七年一月二十七日他重申了此一原則：「每個民族應該有自由決定自己的政體」……

 

菲利浦‧吉卜斯就說，由於和平條約「不顧慮族群界線，並且製造仇恨與仇殺，將保證帶來新的戰爭，就像太陽會升起那樣確定」。…..

本文摘自廣場出版《第一次世界大戰，1914-1918》作者：尼爾．弗格森（Niall Fergu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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